收集在这里的20 篇论文已于1991年至2000年之间发表在国际上的经济学刊物，它们多少反映了我和我的一些合作者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尝试。在此我把这些论文中在某些国际学术小范围里略微有些影响的实证发现和理论观点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对43 个发展中国家近20 年的统计分析表明，政府部门的生产性公共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对经济增长有负作用，而政府部门的非生产性公共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则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见本书第1 章)。也就是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基本建设上投资比例太大、忽视了经常性的公共支出(如行政管理、社会治安、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
第二，尽管理论上有许多理由可以推断，财政分权——把税收征收权和公共支出的职责由中央政府转交给地方政府——可以提高政府部门运作的效率，从而推进经济发展和增长。但对中国、美国等世界上四十六个国家的综合经验分析证明，财政分权往往对经济增长带来负作用(见本书第2、3、13 章)。
第三，世界各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一个非常稳定的现象。对每一个国家而言，刻画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往往在很长时间里不发生显著变化。但基尼系数的国际差别却非常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主要由教育水平、财富分配、金融发展和社会民主自由的程度等因素决定(见本书第14 章)。
第四，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增加在理论上并不一定妨碍经济增长，在实际上甚至能促进经济增长(见本书第15 章)。
第五，资本主义精神这种文化因素能帮助我们解释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经济增长和国民储蓄等方面的差别(见本书第7、8、9 章)。
虽然鲜为人知，但我自己却感到一丝欣慰的还有两点：
本书第19 章提供了第一个为重商主义辩护的数理模型，
本书第20 章则第一次展开了对军事支出和资本积累的数理分析。
经济学家们经常说，思想观点最要紧。人人都想标新立异，我也不例外。但自己的思想能否得到学术界的承认，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本书和本丛书中的其他著作能在中国发行并同许多读者见面，我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彭松建先生和梁鸿飞先生。同时，我也借此机会感谢本书中的论文合作者：Hamid Davoodi、Shanta Devarajan、李宏毅、Lyn Squire、Vinaya Swaroop、谢丹阳,徐立新和张涛等先生。书中的错误望读者批判指正。
邹恒甫
2000 年8月31日于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