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政府、企业以及居民家庭，一律拿真金白银在市场上购汇，那么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目标，并不难实现。更重要的是，如果央行不再以基础货币大手购汇，那么，维系人民币币值稳定与汇率稳定的两难局面，也就从此结束。余下的问题是，人民币要如何约束自己的供给量，才能维系币值稳定？人民币究竟以何为“锚”，才能最大限度维系货币购买力的“含金量”？
货币好歹总有一个锚。“良币”就不用说了，金本位制下的货币，受到贵金属储藏、勘探和冶炼的硬约束，货币供应量被“锚”得个严严实实的，不可能“自由增长”。货币史家称赞“黄金是最诚实的货币”，就是因为其锚可靠，大风大浪也不能将之掀翻。“劣币”是不是就完全无锚呢？也不尽然。魏玛时代的马克和蒋委员长治下的金圆券，当是近代最劣的两只货币。那样胡来的货币，为什么没有印得更多、发得更烂？是印刷速度跟不上吗？如是，“印刷速度”就构成这些劣币之锚。
其实，货币是因为大家都接受才成其为货币的。天下持币人没有那样蠢笨，会没完没了地接受越变越劣的货币。劣币跑出来了，打个折扣标上劣价继续用，这种事情是有的。毕竟两害相权取其轻，完全废掉一种流行的货币，对交易的损害太大。但人们总不会放弃寻找替代之物，来抗衡劣币化的趋势。这是说，持币人的接受意愿是约束货币的最后底线。在这个意义上，至少从长期看，天下没有完全无锚的货币。
真正的困难，是怎样选一个可保币值较少贬损的货币之锚。毕竟，从响当当的真金白银到被持币人弃之如敝帚的最劣币之间，还有不小的空间。自金本位制以降，多数货币呈两极化的命运：或被劣币化趋势所席卷，连同其显赫一时的发行者一起被请出历史舞台；或成为对抗劣币化的赢家，在熙熙攘攘的市场流通之中历久弥新。这样看，选锚的高下决定货币的命运。
但是选锚的困难，不仅仅是技术性的。贵金属货币本来没有选锚的问题，因为贵金属的开采、冶炼和铸造，天然约束着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或者说，贵金属货币之锚，就是它们自己。但是，货币史还是显示，“选择”无处不在。比如给定矿产储藏，究竟哪一种金属当上了货币，就是选的结果。已选定金银为货币，要不要耗费——以及耗费多少——资源来勘探、开采或干脆掠夺更多现成的金银呢？也要权衡利弊、做出决定。更普遍的是，怎样决定铸币的成色？毕竟，通过减少铸币的贵金属含量来为君主入不敷出的开销“融资”，早在罗马时代就有过记载。
甚至贵金属货币的存废，也是选的结果。至少在中国的货币史上，纸币早就起起落落好多回——其实也是金银货币被废了好多回。掩卷而思，人类并不总是为了寻找更锚得住的货币才发明纸币的吧？那是“逆向淘汰”的结果，贵金属货币遭废黜，可能恰恰是因为其锚太牢靠！
法定纸币的兴起，使货币锚的问题变得空前严重起来。讲起来，中国发明的造纸和印刷技术对此有大贡献——印钱的成本如此之低、货币的潜在供应量如此之大，究竟怎样加以约束，才能保证经济既享受货币提供价值标准、交易媒介和储藏手段之利，又免受严重的通胀、通缩和预期紊乱之害呢？
这就是诞生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问题背景”，也是现代“货币政策”越闹越复杂、“货币政策工具”令人越来越眼花缭乱的原因。以中国为例，《人民银行法》清楚地规定了货币政策的目标，即“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究竟要如何操作，才能切实做到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呢？
这就是为法定纸币选锚的问题了。第一可选之路，是实物锚。这就是选一种或几种本身市价不易变动的商品，充当约束人民币供应量的基准。比如选上黄金白银，那就要以央行储备的黄金白银为准，只有在增加储备的前提下，才能相应增加人民币的供应量。如是，人民币就被央行储备的黄金白银“锚”住了，人民币的币值就相当于真金白银的购买力，因此不会轻易“变毛”。当然，也可选其他商品，如石油、煤炭、木材等等，也一律以储备的实物为准，增加了储备才能增加货币供应。
此锚的问题是，实物储备有巨大的耗费，付得起还是付不起呢？像人民币这样自诞生之日就从不依赖实物储备的货币，突然有一天要重建实物储备，又谈何容易？以当下M2高达70多万亿的人民币为例，按市价买任何一种实物商品来充当储备，耗资都是天文数。还不要说，央行真要出手购置实物储备，其市价可能翻到天上去了。抛开这点不谈，倘若充当货币储备的商品之价波动，货币的币值也跟着波动，那又何来币值之稳定。放眼看，包括黄金白银在内，所谓“市价稳定”的商品，现在还真的是举世罕有。
除非天大的意外，人民币一般不会走实物之锚的路。余下的，就在信用货币的框架里打主意，选一个抽象的货币准则好了。这里“货币准则”的意思是，究竟遵循何种原则，来决定不以实物储备为后盾的法定货币的供应量？
抽象的准则，讲起来可以是很多的。删繁就简，可以归为两大类：直接约束货币的供应量，或着眼于货币影响物价的后果，以某种物价指数来约束货币的供应量。前者以弗里德曼在世时的一种主张为标杆——干脆在美联储放上一部计算机，预设一个美元的年增长率——譬如在美国常年平均的GDP增长率之上加1-2个百分点——直接控制美元增长。后者的应用就多了，譬如当下欧美多国的“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就是锁定通胀指数或所谓“核心通胀指数”的变化，来决定货币政策的松紧。
弗老对美国货币史下了过人的功夫，所以其建议有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最主要的发现是，在广义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指数之间存在着可靠的因果联系。由此，为争取物价的稳定，非把货币置于非人格化准则之下不可。问题是，凭科学发现的逻辑，难以剥夺相机的货币调控所带来的巨大权力。更麻烦的问题是，管制引起货币的不断创新，以至于最后连“什么是货币”也难以清楚定义。说不清楚货币的定义，“货币准则”又从何谈起？
以物价指数间接约束货币量，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倒有不少发展。比较最重要的，是随着全球开放步伐的加快，能不能以国别货币之间的价格指数——汇率是也——来约束某些国家的货币供应量？蒙代尔不遗余力、大声疾呼坚守固定汇率，出发点恰恰是货币准则。他相信，与美元挂到一起的固定汇率，能把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供应量约束住。既然谁也不能在固定汇率下把货币发得超过美元，那其物价指数就不会超过美国的物价指数。
这点很重要——货币准则才是汇率辩论的重点。重读蒙代尔与弗里德曼的“诺贝尔对决”，知道他们共同的关注并不是汇率对贸易的影响，而就是货币准则。其实，早就论证了浮动汇率无可避免的弗里德曼，也赞成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固定汇率。他的理由，正是在自己管不住货币的地方，固定汇率也许可以强制约束通货的滥发。
问题是，在经验上能不能证明，固定汇率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真的就有约束货币的效力？本系列评论依据人民币汇率的经验说明，外力不但没有成为有效约束人民币之锚，还为摆脱有效的货币约束“开辟了”新的可能。讲到底，自己也想摆脱约束的美元，有可能把别国的货币锚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