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猪肉价格一飞冲天，两个月来涨幅超两成，让不少市民直呼“吃不起”。猪肉领涨食品价格的同时也“绑架”了CPI——6月CPI同比上涨6.4%，创下三年内新高。尽管政府“调控之手”已频频发力，但通胀之势头却有增无减，引发百姓诸多担忧。本轮通胀会否演变为恶性通胀?货币政策能否成功反通胀?应对通胀可有其他良方?
为了保住我们创造财富的过程不被中断，保住持续的经济增长，长期忍受更高的通胀率是不可避免的了。在货币保增长的基础上，利用财政转移政策降低通胀带来的伤害
认定货币供给量过度证据不足
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的一大重要难题就是通胀高烧难退。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货币长期超发，流动性长期过剩导致的结果，并主张以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胀。我对这样的看法难以认同，就近十年尤其是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期来分析，认定货币供给量过度是证据不足的。
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货币供给量最终会被三个部分吸纳，第一是经济增长吸纳货币，第二是通胀，第三就是由市场化体制改革所形成的经济货币化。在货币增长率中扣除了实际经济增长率和代表通胀水平的GDP平减指数后还有货币余量，就可以看成是经济货币化所产生的货币需求。从年均货币余量的角度比较来看，1991至2002阶段年均货币余量5.4%，而2003至2010阶段年均货币余量2.4%，说明后一时期的超过现价GDP增长率的货币余量显著低于以前时期。
总结来说，近十年的货币增长率低于前十年，而经济增长率与货币深化的程度和规模又高于前十年，我们并无理由认为近年来货币供给过量，更不能将其看做是当前的通胀的根源。我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胀，是由输入型通胀、食品价格上涨推动的结构型通胀，以及由工资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复合形成的。这三类通胀的共同特点，都是首先诱发企业生产成本上涨，企业为保住利润水平，以提价方式向市场释放成本上涨压力，归结起来就是成本推进型通胀。由于成本上升，企业对投资资金与流动资金的需求都会增加，所以也会引起货币量的增长，所以货币量的增长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中国可能将长期忍受通胀问题
既然分析清楚了目前的通胀是由输入、食品价格上涨与工资所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而非由于货币超发所形成的“需求拉上型通胀”，就不必担心未来会陷入年增长率超过10%的恶性通胀过程。所以，宏观当局意欲牺牲部分增长而压住通胀的举措也大可不必。
首先，输入型通胀的源头在国外而非中国。当前美国先后进行了两轮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对于本国的经济问题已经黔驴技穷了，除非美国能够通过再工业化，使得经济取得新平衡，但显然这条路已经不太可能了。目前，所谓的宽松政策对美国的危机实际上只是治标不治本，美国的经济还会继续衰落，并带动全球经济下滑甚至长期低迷下去。中国是国际大宗产品的最大进口国，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脱离基本供求关系而上涨将是长期的事情，中国的输入型通胀也将被长期化。
推动通胀的第二大因素是食品价格上涨，这一问题的源头在于中国的人地矛盾，即由土地所提供的农产品供给增长率，赶不上由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所共同构成的食品需求增长率。但是，人口的增长与土地的减少都是缓慢发生的，加上农业科技发展与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不断推动着土地产出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缓和着人地矛盾，所以人地矛盾所导致的通胀过程，必然是一个缓和的过程。
第三方面是工资上涨对通胀的影响。理论上讲，如果劳动力短缺引起工资成本增加，在不改变分配关系的条件下，企业主为了保持利润水平，就会通过提价来转移工资成本上升的负担。这种基于人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矛盾，仍然不是一个“快变量”。同时，在成本上升推动下，企业也不会只走提价这条路，越往长期看，企业消化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方法就越会向产品、技术与管理升级方面，寻求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的道路。
所以，合理的推理应该是，通胀率将可能在6%上下浮动，不会轻易发生年均10%的恶性通胀。当然，如果出现大宗商品价格严重泡沫膨胀的情况，通胀率可能会接近10%，但如果出现金融危机，也有通缩的可能性。所以，中国可能将在保持经济长期较快发展的条件下，长期忍受5~10%之间的通胀率。
加息无法抑制通胀
从内因角度分析，一方面，在国际资本流动条件下，加息举措可能不仅无法减少货币供给反而会增加货币供给压力;另一方面，加息无法缓解中国的人地矛盾，更不能帮助改善农业的边际效益。所以，当前情况下，加息无法抑制通胀。相反的，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代表未来趋势的先行指标“新订单指数”和“出口新订单指数”，这两个重要指数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这说明目前的紧缩政策已经开始显著地影响到了增长。
目前，关于通胀和增长的问题还存在着选择的矛盾，争议很多。很多人都认为通胀的问题比较严重，应该把治理通胀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去，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要牺牲部分增长也要把通胀给压下去。但是我认为，这种想法是有一定误区的，是不了解通胀和增长之间关系的表现。因为，在治理通胀的同时，增长必然受到影响，当这种影响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影响到很多人的收入增加，甚至有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失业。把购买力的问题先于收入水平的话，是舍本逐末的，如果人们的收入受到影响了，那么物价的稳定又有什么意义呢?前文已经分析过，本次的通胀不同于以往，不可能用货币政策得到解决，既然知道通胀是难以治理的，就没有必要再去牺牲增长。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帮助中低收入人群抗通胀
如果不能通过货币政策反通胀，宏观政策的重点就应该转向财政政策，在货币保增长的基础上，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减少通胀对中低收入人群造成的伤害。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发放食品券、消费券或者实物的方式，对中低收入人群进行财政补贴，通过转移支付，使他们的实际消费水平不下降，能够抵抗住通胀的压力。目前的很棘手的一大问题在于，对于相当数量的低收入者来说，通胀的日子过于难熬，而一轮轮的紧缩政策可能会迫使生产商试图通过不涨价却降低品质的方式保住产品成本和利润。
财政收入的一大特点在于财政税收是从现价的。在通胀时期，现价的GDP被通胀拉上来的同时，税收也会涨起来。实际增加的这一部分税收恰恰可以被政府用来作为财政补贴，减少通胀对于中低收入人群的伤害。另外，不同于加息政策的是，财政收入更加灵活和有针对性。目前，食品价格已经成为整个物价中最重要因素。而中低收入人群的食品开支占收入份额比例远远大于高收入者，所以，中低收入者应该是财政政策的主要补贴群体。据招商银行2010年年报分析，不到1.5%的客户拥有了67%左右的货币资产。通过加息的手段抗通胀，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真正享受到加息的好处。如果实行财政收入转移的话，可以设立不同的标准线，对不同收入水平的人不同程度的补贴，也可以巧妙地避免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目前，美国经济已经难以自持自救，顾不得货币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对应关系了，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货币狂潮，将世界各国拉入这个经济低迷漩涡。中国是一个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大国，不可能脱离国际增长和供给存活，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做到这样。所以，即使中国再想像过去那样有稳定的物价，却也已经没有过去那样的客观条件了。可见，为了保住我们创造财富的过程不被中断，保住持续的经济增长，长期忍受更高的通胀率是不可避免的了。这一主张也许与过去的传统看法有很大背离，但我们应该看到，过去的货币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是相一致的，物价上涨是因为货币政策太宽松，所以紧一紧物价就下来了，货币政策完全可以保持稳定，而现在，已经时移事异了。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