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路径选择影响温室气体排放气候变化问题在2 0 0 7 年陡然升温。在年初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气候变化超过恐怖主义、阿以冲突、伊拉克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4月，联合国大会首次对气候变化与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

虽然国际社会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科学认识不断加深，但各国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负面经济影响仍然有很多担心。2 0 0 7年5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 P CC）第三工作组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经济影响评估的第四次报告特别强调，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取决于发展路径选择，选择以较低的宏观经济成本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较低水平。全球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中短期减排潜力很大。减缓气候变化涉及成本和政策选择，如果考虑社会成本，从经济上看，减缓成本并不高，关键是要制定减排政策、措施。而且，减缓气候变化可确保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目前正处于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在国际贸易分工的大格局下，中国正在成为“ 世界加工厂”，投资规模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仅仅在能源部门，在过去几年里平均每年新装发电能力都达5 0 兆瓦，总投资规模超过3 0 0 亿人民币。I P C C报告指出，到203 0年全球能源基础设施投资将超过2 0万亿美元。据国际能源机构估算，从2 0 0 1 ~ 2 0 3 0 年，中国能源部门需要投资2 . 3万亿美元，其中8 0 %要用于电力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对长期温室气体排放具有较大影响。2 0 0 5年我国供电标准煤耗为374克，目前最先进的1 0 0万千瓦火电机组的单位煤耗仅为2 8 7克，与之相比，我国火力发电节能潜力还有2 3 %。在工业化的加速阶段，中国如此大规模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只是对常规技术的简单复制，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将来大规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选择，对国家、地区和全球能源利用及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快速发展的中国能够探寻低碳发展之路。

中国低碳经济的实践及其挑战

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中国政府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是驱动当前和今后中国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国既有发展的权利，也有保护全球气候的义务。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缓解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从保障能源供给和能源安全来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也有助于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把气候政策与国家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在发展中寻求减排，走向低碳发展道路，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双赢选择。2 0 0 6 年年底发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已明确提出中国要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低碳经济的实质是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低碳经济与目前国内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是一致的。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在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国际贸易分工中“世界工厂”的地位等。虽然单位产品的能耗不断下降，但技术进步具有双重性，产品消费数量的增加也导致能源消费总量的增加。中国通过调整经济结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控制人口、植树造林等各种措施，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在6月份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单位GD P能耗下降2 0 %的目标，就是走低碳经济道路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研究表明，即便中国实现“十一五”目标，也只能做到相对的低碳发展（二氧化碳排放增长速度小于G D P 增长速度，绝对排放量不减少）。中国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2 0 0 6年全国单位GDP能耗虽然实现了下降，但并没有实现预期目标。3 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只有北京市实现了预定目标。这说明实现“十一五”规划中的能源强度目标绝对是巨大的挑战。

国际制度构架与中国低碳经济发展

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法国、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已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美国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接受或者反对低碳经济的概念，但其一直主张通过技术途径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是与低碳经济的内涵相一致的。由英国引领的低碳经济实践虽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和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但发展中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措施，走向低碳经济尚有许多市场和制度障碍。I PCC报告认为，对于所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业部门，当前已有许多低碳技术选择，在未来许多新的技术如可再生能源、碳捕获与埋存、热电联产、氢能，均有较大的减排潜力。需要各国共同努力，采取相应的减排措施，走向低碳发展之路。许多技术确实是负成本，例如节能灯、建筑节能等。但有的技术如氢能、碳捕获与埋存，目前尚在初期开发阶段，尚没有被实际利用，是否可行，也存在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金和技术能力。虽然市场上各种技术（从高端到低端）应有尽有，但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资金购买能力和技术消化能力。2 0 0 6年发表的《斯特恩报告》认为，以全球每年G D P 的1% 进行低碳经济投资就可以避免将来每年5 %~ 2 0 %的G D P损失。以2 0 0 6 年的G D P来计算，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投资大约为每年2 5 0 亿美元。但按目前中国市场来看，被寄予厚望的全球碳市场带给中国的资金收益也不过每年2 0亿美元，与《斯特恩报告》提出的每年G D P的1%投资规模有相当大的差距。虽然目前中国是全球C D M 市场中最大的年度减排量（CE R）的供给者，但目前市场结构激励着非二氧化碳减排项目开发，促进中国节能减排的能源效率项目还非常有限。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转让，然而实际进展与预期相去甚远，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也十分有限。因此未来有必要寻求通过制度化的手段，解决好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转让的关系问题。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必须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础上，在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建设中统筹考虑。中国应该积极利用自身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地位，通过国际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向中国的技术转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