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进》：“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该怎样建设这个党”，这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长期且重要的问题。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建的着力点应放在哪里?
李君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是我们必须把握的重要国情。今天加强执政党建设，就是要使广大党员干部认清这种新的阶段性特征，在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发展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具体到战略部署上，我们要在解决温饱、进入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要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把社会建设摆在更突出的位置;在继续坚持独立自主方针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全面驾驭国内外形势的发展。
此外，中共在自身建设方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从客观条件上说，由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更加复杂和严峻了;从党自身来说，党的干部队伍已发生整体性的新老更替，“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新党员的比重和作用越来越大，这既使党增强了生机和活力，又给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全面分析了党的现状，特别指出了党内在6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20多种具体表现，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同舟共进》：为何要“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统筹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把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李君如：中国在推进社会建设的同时，提出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既体现了中国现阶段改革的深化和发展，也反映了建党90年来中共执政能力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上，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内在的活力被激发了出来。当然，在“活”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乱”，这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机勃勃的社会总比死气沉沉的社会要好。问题是，什么都应有个“度”，如果不处理好“活”带来的问题，听凭“乱”发展下去的话，由“活”变“乱”，就会走向反面。所以，我们要认真考虑一下，怎样把社会建设成既有生机活力而又有序发展的社会。这需要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适应变化的社会治理方式。
今天，中国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突出的表现是我国已从单一的社会变成多元的社会，从静态的社会变成流动的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变成开放的社会。具体到个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已由单位人成为社会人，从单一利益的人成为利益多元化的人。再恪守原来的社会管理方式和体制，显然已不能适应。不适应，表现在有些问题失控、失灵，很多社会问题没能去管;也表现在用传统的办法来解决新的人民内部矛盾，结果使矛盾激化了。这时提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管理体制，是适合今天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重大举措，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探索中国社会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要在实践中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能够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让社会充满生机活力又有序发展的好的社会管理体制。其次，要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在其中的积极作用。中央已经明确，要从中国实情出发，形成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系。如果这四者关系能够协调发展，社会的各种矛盾、问题就能在这个体系里有序地得到解决。就现状而言，落实“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要求我们较有经验;落实“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还有待我们很好地去探索。这就要发挥好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团体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让它们成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纽带，成为人民群众依法进行自我管理的平台。只有这样，“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才能在社会管理中变为现实，公民依法进行自我管理才会有较好的平台。再次，要努力保障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及其所必需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还要形成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系。这里的关键，是要让公民在党的领导下，能够依法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并确保这种权利的实现。
《同舟共进》：您曾说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直接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而最能触动经济发展方式深层次‘神经’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 如何理解这二者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能否结合历史谈一谈?
李君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从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发展过来的。今天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政党制度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发展过来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制度也是在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建立的。这些政治制度的本质是人民民主，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许多同志认为，今天我们经过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起来，社会结构已从单一转变为多元，原来的政治体制已同这样深刻变动的经济、社会不相适应了，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变革原来的政治制度。但是考察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国体、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政党制度以及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制度的来龙去脉，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政治制度建立时，中国的经济并非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和与此相联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当时的社会结构也并非单一的社会，而是多元的社会，是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大阶级的多元社会。事实上，我们这一套政治制度正是根据多元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建立起来的。
但是，由于我们在经济上实行了中央集权的纵向垂直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这一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不仅无法充分发挥出来，还出现了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最初发生的问题是党政关系，这个问题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日益加剧。经过反右斗争，为了集中力量领导好经济社会建设，中央决定实行“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紧接着发生的，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作用被弱化，出现了人民代表大会被说成是“橡皮图章”、人民政协被说成是“花瓶”和“空谈馆”等情况。
因此，从历史上考察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确实发生了矛盾，但这一矛盾是经济体制束缚了政治体制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建立在多元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受到很多限制，没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这里可以得出两个重要认识：一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必须同步推进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二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不一样的是，后者是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去取代计划经济体制，而前者不是要用别的制度去取代人民民主专政、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政治制度，而是要按照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完善和发展这些制度。
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不仅为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充分发挥自身的优越性，创造了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而且为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里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两个关系全局的问题：一是加快推进党内民主;二是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致力于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也突出地强调了这两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和发展人民民主，就必须先由党来带头，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内选举、干部选拔和管理、言路畅通、自觉接受党内外监督等方面，不断发展党内民主，使党在民主政治方面体现出党的先进性，这样才能由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其次是因为，在中国，政府是全能政府，权力很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成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一步步转变为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已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
（李君如，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本刊编委，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来源:《同舟共进》2011年第8期
作者:记者 梁思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