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中苏缔结了友好同盟条约。几年以后，中国政权发生更迭，而同盟关系则又上了一层楼。在此期间，中苏双边关系中的新疆问题始终处于一种十分微妙的地位，苏联对新疆的政策也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本文拟对这一过程进行讨论，并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民国以来，新疆长期处于中央政府实际控制之外，军阀割据，内乱频仍。30年代中期，苏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全面援助和支持盛世才政权，排除以往英、日在新疆的影响，而把新疆纳入自已势力范围的。不过，当时国际形势风紧云急，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苏联处于日、德反共同盟势力的东西夹击之中，迫切需要中国拖住日本，稳定东方战线。所以，尽管盛世才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靠苏联，斯大林却还无意承认一个独立的新疆政权，以免由此刺激中国。[1]而中国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也十分需要得到苏联的援助和支持，不愿为一个鞭长莫及的地方与苏联形成对抗。于是，保持新疆的相对独立，即成为斯大林和蒋介石都可以接受的现状。

不久以后，国际局势骤变，苏德战争爆发。在苏联初战失利的情况下，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蒋介石，并采取种种措施迫使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势力全部撤出了新疆。[2]当1942年底蒋介石颇为自豪地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3]的时候，中苏两国关系降到了自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最低点。

然而，就在苏联势力被迫撤出新疆之际，欧洲战场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到1944年夏季，苏联不仅能够正式提出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而且还完全有时间和精力策划如何对新疆卷土重来了。

□ 三区革命：苏联策动和支持的民族起义

1944年初春，中蒙在新疆与外蒙交界的阿尔泰地区发生冲突。[4]对于苏联重新染指新疆的企图，蒋介石的态度十分强硬。他一方面调兵遣将，摆开了不惜一战的架势，一方面不断向罗斯福告斯大林的状，试图对苏施加外交压力。[5]但是，美国对阿尔泰冲突和蒋介石的申诉反应极为冷漠。罗斯福先是在4月8日建议中国政府“冻结”新疆事件，到战后再解决，继而在4月10日劝告蒋介石对苏联要忍耐，要顾全大局，后来甚至禁止中国再扩大反苏宣传。[6]罗斯福所说的大局非常清楚，即为了最后在亚洲战胜日本，中苏必须联合，共同对敌；为了战后远东秩序的稳定，必须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是需要莫斯科认可的。中国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意见。4月19日，蒋介石批准了一项缓解中苏在新疆的紧张关系的计划，决定先严令新疆当局力避任何边界冲突，再寻机将盛世才调离新疆，以取得苏联的好感。[7]

不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苏联和中国，以推动中苏接触。王世杰受蒋介石委托于6月16日专程到迪化迎接华莱士，并叮嘱盛世才不得在华莱士面前公开攻击苏联。6月24日华莱士离开重庆时，蒋介石托宋美龄致函罗斯福，答应美国倘有任何改进中苏关系的办法，中国必全力以赴。[8]

然而，此时解决中苏双边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苏联手中。在这场未来的外交较量中，无论是实力地位还是国际影响，苏联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虽然从国际环境考虑，苏联也感到有必要改善苏中双边关系，但两国之间在处理战后关系方面，毕竟存在着需要通过外交途径加以解决的重大利害冲突。因此，在盟国之间酝酿中苏双方应该进行建立友好同盟关系的直接谈判时，苏联的策略是，一方面向蒋介石做出某种友好的表示，特别是表明苏联对中共的不支持立场，一方面则不断加紧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以便在谈判桌上能够取得预想的收获。

5月中旬苏联大使潘友新向蒋介石做出明确保证：共产国际解散后，苏联不再援助外国共产党。苏联政府现在不给，将来也不会给中国共产党任何援助。[9]9月8日，罗斯福的私人代表纳尔逊和赫尔利大使告诉蒋介石，莫斯科对华空气现已好转。莫洛托夫对美国人说：苏联愿意见到中国强盛和统一，中共并非共产党，苏联也无意支持中共。[10]

与此同时，斯大林显然认为需要让蒋介石切实体会一下苏联的力量和决心。1944年6-7月，苏联从成都、西安和兰州撤走了最后一批大约60名苏联军事顾问。同时，苏联的报刊也增加了批评中国民族主义倾向的评论和报道。7月间，苏联还向美国表示，苏联政府不愿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与中国一起讨论未来的联合国组织问题，而建议单独举行两个三国会议。

更为严重的是，10月11日苏联接受位于外蒙古西北边界的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图瓦自治州。关于唐努图瓦地区的问题，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曾特意向罗斯福提起，认为应在战后同蒙古问题一道与苏联谈判解决。[11]现在，苏联竟如此轻而易举地吞并了这片17万平方公里曾属于中国的土地，这无疑是斯大林向蒋介石发出的一个警告信号。

然而，与上述一切相比，真正使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受到威胁，并使蒋介石政府感到震惊的，是苏联在新疆采取的策动和支持少数民族武装暴动的行动。这就是新疆历史上著名的伊宁事变，或称三区革命。

早在苏联势力退出新疆的时候，莫斯科就开始策划一次以少数民族反抗汉族统治为特征的武装行动了，并为此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军事准备。

在思想方面，苏联的方针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据当时在塔城地区任副专员和政府秘书长的哈吉耶夫说，苏新关系破裂以后，苏联曾一度试图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共产主义措施，指望通过宣传共产主义鼓动人们反对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但是由于少数民族都不接受这些宣传而没有成功。以后，苏联才改为利用当地民族的反汉情绪和宗教信仰，特别是泛突厥主义，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12]苏联在北疆大规模号召少数民族起来反对汉族政府的压迫是从1943年开始的，那时，塔什干出版的《东方真理》和阿拉木图出版的《哈萨克国土》等维文、哈文报刊，已经大量运进新疆，这些报刊不断发表声援和支持新疆少数民族斗争的文章。1944年夏季，在迪化、塔城和伊犁经常发现有“新疆解放”等地下组织散发的传单，而这些印刷精美的传单显然不可能是在新疆印制的。在这些传单中，传播最广、效果颇大的是一种专门对伊斯兰教民的传单，该传单介绍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伊斯兰教人民大会，并直接号召伊斯兰教徒团结在苏联周围以争取民族的幸福和解放。[13]

在组织方面，苏联积极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建立各种秘密团体。苏新关系破裂初期，后来成为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的阿巴索夫等人在伊宁成立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其中就有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共产国际情报员瓦西里·瓦西里诺维奇参加。[14]苏联军官还直接出面领导反抗组织，如1943年在阿拉木图成立的“新疆突厥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是曾经帮助盛世才剿灭马仲英和张培元的红军将领叶夫西爱夫组织的，该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联络伊犁民族上层，组织武装暴动。[15]当时在新疆最大、最有影响的地下组织“伊宁解放组织”，也是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44年4月9日成立的。与苏联在新疆的政治鼓动和思想宣传相一致，该组织的主要领导力量是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宗教、大牧主等民族上层人士。[16]这种组织结构，决定了三区革命初期的政治走向。

在军事方面，苏联的主要作用是大量向新疆少数民族反抗组织提供武器，在苏联境内为武装暴动培训军事干部，并派军事顾问参与对新疆游击活动的领导和组织。早在1943年驻守哈密的红八团撤退回国，经过伊犁边卡时，便将该部队的武器悉数藏匿于民间，以为日后采取武装行动所用。[17]1943年10月，在苏联接受军事训练达两年之久的达列力汗回到阿山地区进行游击活动时，苏联应其要求，派出了12人顾问团，随同他经外蒙古到达青河。1944年4月上旬，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乔巴山以视察边境为名来到新疆青河县，会见了反抗组织首领乌斯满，并给他派来了一批军事顾问，运来了武器弹药。在乌斯满和达列力汗发动阿山暴动过程中，他们不断从外蒙古方面得到大批武器。[18]苏联还为新疆少数民族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和指挥人员。当时，苏联在阿拉木图和安集延建立了两个军事训练基地，专门训练逃亡到苏联的新疆少数民族反抗人士。阿拉木图基地负责正规战训练，而安集延基地负责游击战训练。[19]三区革命的主要军事领导人伊斯哈克伯克在1942年初逃往苏联后，就在苏联的支持下，将聚集在那里的200余名逃亡者组织起来，编为两个大队，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并在苏联筹建了蒲犁解放组织和蒲犁游击队。[20]

1944年10月30日，鉴于在伊宁发动武装暴动的条件已经成熟，“伊宁解放组织”便派遣阿巴索夫去苏联，洽谈购买军火事宜，并很快组建了一支近百人的游击队。11月4日，“伊宁解放组织”根据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建议，趁伊宁驻军的主力部队已调往巩哈县的机会，秘密发动和武装群众，同时派人与巩哈游击队取得联系。11月6日，阿巴索夫偕同苏联军官亚历山得洛夫率领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从苏联经霍尔果斯口岸潜入伊宁，会同“伊宁解放组织”组成了以亚历山得洛夫为首的军事指挥部，并决定在11月7日举行全城暴动。[21]

暴动开始以后，苏联军人立即投入了战斗。随着战事的展开，又不断有增援部队自苏联入境。11月12日，由苏联军官波里诺夫率领一支现代化装备的俄罗斯族部队入境参加作战。11月16日，伊斯哈克伯克和苏联军官斯坎德尔率一营骑兵，越过国境攻打艾林巴克。到1945年1月初，苏联又在其境内中亚地区各穆斯林民族中组织了一支部队。这支部队进入新疆后，一部分去果子沟阻击迪化政府的增援军队，一部分参加了攻打艾林巴克的战斗。鉴于大量苏联军官和军事人员进入新疆，为了协调关系，协助指挥，1944年11月下旬，苏联派出了以柯兹洛夫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和以斯特潘诺维奇为团长的内务部顾问团（代号分别为“一号房子”和“二号房子”）来到伊宁。不久，苏联又派出一批苏联军事教官，在霍尔果斯口岸举办军官培训班。每期3个月，先后举行了3期。毕业的学员分配到各游击队担任军事指挥员。[22]

此外，在新疆的苏联侨民也纷纷参与了三区革命。作为伊宁事变先声的1944年8月“巩哈暴动”，就是苏联侨民帕提斯·莫斯里莫夫等人利用在苏联境内换取的武器，组织游击队发动的。[23]另据1945年11月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总局的调查报告说，绝大多数旅居新疆的俄罗斯侨民“怀有对自已祖国的爱国主义感情”，正在积极投入武装起义。[24]显然，曾在伊宁工作的中共代表彭国安的结论是可信的：“伊犁的局面确实是靠苏联军队打出来的”。[25]

□ 新疆独立：与中国结盟谈判的外交筹码

伊宁暴动发生后，新疆当局马上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苏联。1944年11月11日，新疆军政首脑朱绍良和吴忠信联名致电蒋介石：以目前情势而言，对苏外交如无彻底调整办法，则如伊犁事件，自必层出不穷，新疆前途亦将日趋恶化。蒋介石在11月25日的回电中也感到问题严重，他一方面进行军事部署，一方面指示新疆当局立即就地与苏方进行交涉，只要能够保全领土和主权，可以在经济合作方面尽量迁就。伊宁失守以后，1945年2月19日吴忠信致电蒋介石称，如此下去，新疆恐怕将成为第二个东北，只有通过外交渠道的有效疏解，才能收拾目前局面。[26]事态的发展表明，吴忠信对新疆势必大乱的形势估计是准确的，蒋介石对领土和主权的担心也不是无的放矢。因为，伊宁事变的最初目标就是要把新疆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

苏联驻伊宁领事在暴动的第二天就派人与“伊宁解放组织”领导人热合木江联系，商议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并就政府成员名单进行了讨论。11月12日，“伊宁解放组织”即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由艾力汗·吐烈担任临时政府主席，定国旗为绿底中镶黄色星月旗。1945年1月5日，临时政府委员会第4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宣言明确宣布“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国而独立。[27]

然而，在新疆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并不是苏联对华政策的真实目标，也不是苏联策动和支持三区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伊宁事变中，如果说三区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真正把新疆的独立作为了这次革命的最终目的，那么莫斯科不过是利用新疆地区的民族矛盾作为实现苏联在华利益的一个手段。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环境来看，苏联都不可能要求和实现把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目标。

就苏联国内情况而言，与新疆接壤的主要是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加盟共和国，如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这些共和国的主体民族与新疆的少数民族在种族上，宗教上，乃至血缘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苏联国内在战后仍然存在着需要解决的民族矛盾，可以想象，如果苏联支持在这些共和国的边疆站立起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会对本国的少数民族产生如何强烈的负面影响。既然新疆的少数民族可以脱离中国而独立，那么苏联的同类民族就不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吗？[28]就苏联的国际环境而言，与中国的关系既受制于对付苏联在远东的宿敌日本，又不得不考虑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政策。无论如何，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处理战后世界格局的总体原则出发，苏联需要的是同中国保持友好和盟国关系，而决不是为新疆问题与中国对立，甚至兵戎相见。

当然，战后成为世界强国的苏联对大而弱的中国不是没有所图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利益限度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俄国的在华利益涉及到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地区，即东北、蒙古和新疆。早在19世纪末，俄国就为了在太平洋寻找不冻港和出海口而与日本激烈争夺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为了保证西伯利亚铁路动脉的安全，则致力于在蒙古地区建立一个广阔的缓冲国。斯大林正是依据俄国在远东的传统外交战略，确定了苏联战后对华政策目标：在东部，以夺取中东铁路和恢复对旅顺口的控制，建立从苏联内地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为目标；在中部，以策动外蒙古脱离中国，建立苏联卵翼下的独立国家为目标。[29]显然，面对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和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干预，苏联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已非易事，如果再搞出一个新疆独立的事件，势必影响全局。因此，苏联对中国西部的目标是满足于保持苏联的军事和经济影响，促成一个在莫斯科控制之下，或至少是亲近苏联的新疆地方政权。从现实的角度看，在新疆实现这样的目标比较容易，且不会引人注目。

在这方面，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分析是比较准确的，尽管中国提供的情报极力渲染新疆局势的严重性和危险倾向，但他在1945年3月9日致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的电报中认为，苏联“虽然不一定反对在新疆出现自治局面，但是莫斯科的宗旨是始终要对当地政府的政策方向施加压倒一切的影响，尤其要左右新疆的全部对外联系。直接目的可能是要保持对地方当局活动幕后的控制权，而不公开承担任何行政责任。”因此，对于新疆来说，在最近一个时期，“主权问题将处于次要地位”。[30]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苏联对新疆问题的真实考虑，说明了苏联策动新疆事变和支持成立一个独立国家的举措，不过是为实现其在华根本利益而施展的手段罢了。

正当三区革命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了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会议。鉴于对德战争即将胜利结束，而且这次美苏首脑接触是斯大林正式提出苏联在远东地区全面要求的最后机会，因此可以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反映了苏联在华利益的最根本的要求。在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晤和2月11日关于远东协定的讨论中，根据苏联的要求，苏美英三国领袖一致通过了苏联加入远东作战的条件：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大连作为商港的国际化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作为军事基地，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但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和中国在满洲的主权。

最后，苏联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

在这里，斯大林只字未提新疆问题决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时疏忽，这恰恰反映了在苏联对华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和根本利益当中，新疆问题只是莫斯科随时准备打出的一张外交牌。所此，苏联一方面希望美国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接受这些要求，[31]一方面试图把新疆问题作为筹码，通过中苏直接谈判实现这些设想。

为了使中国能够接受雅尔塔协定，苏联开始注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且在解决新疆问题上加快了与中国的接触。自潘友新被召回国后，空位近一年之久的驻华大使之职终于有了新的人选。1945年4月，新任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在赴任途中专程在新疆停留，听取了驻迪化总领事的情况汇报。4月13日，当蒋经国携带蒋介石的亲笔信抵达迪化时，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的负责人会见了他，双方就苏联与新疆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32]特别是在旧金山会议上，苏联明显地对中国表现出友好姿态。4月15日和26日，出席会议的宋子文连续电告蒋介石，莫洛托夫对中国代表团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好。6月13日，奉命去莫斯科了解罗斯福去世后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立场是否有所改变的霍普金斯回到华盛顿后，立即与宋子文举行了一次重要会晤。霍普金斯十分明确地向宋子文转达了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中国，包括共产党在内，在目前还没有一个能统治全国的领导人，由于苏联不愿与一个分裂的中国谈判，斯大林准备支持蒋介石总统及其政府。而且苏联无意侵犯中国在新疆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主权。苏联将主动邀请中国代表进驻满洲，与苏军合作组织当地的政府。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务，与苏联无关。”[33]

莫斯科在中苏谈判之前做出的这种友好姿态，当然是为了诱使中国在即将开始的谈判中接受苏联的条件。在处理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始终把苏联对外蒙古和东北的要求作为不可更改的目标，而把新疆及对待中共的态度问题作为谈判的筹码。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大体上就是按照苏联设计的轨迹展开的。[34]

7月2日，中苏正式谈判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症结主要出在外蒙古问题上。[35]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之前，宋子文并没有把蒙古问题作为会谈中的主要讨论内容，因为苏联要求的是在外蒙古“维持现状”，中国对此的理解就是仍然保留中国的宗主权。[36]因此，斯大林在会谈中提出的外蒙古独立问题使宋子文感到十分意外。在第三轮谈判中，双方在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上争论激烈，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37]面对苏联的强硬立场和美国政府在谈判初期采取的妥协和不干预态度，地位软弱的中国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了。7月6日至8日，蒋介石在与王世杰等人商议后，连续给宋子文发出4封电报，表明了中国让步的界限：如果苏联能保证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不再支持中共和新疆暴动，则中国政府将在抗战胜利后自动提出通过公民投票方式解决外蒙古独立问题的建议，同时，中国同意大连成为自由港，东北的铁路干线和旅顺港由中苏共同使用，但管理权归中国所有。[38]

这个消息正中斯大林下怀。于是，在7月9日的第四次谈判中出现了转机。斯大林对宋子文提出的新建议做出了回答：关于东北，苏联愿意尊重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坚持旅顺港须由苏方管理）；关于新疆，苏联同意“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协助平息暴乱，并认为中国政府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是适宜的；关于中共，苏联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唯一对象，不向中共供应武器。[39]

这样，在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参加波茨坦会议之前，中苏双方在重大问题上已达成了一致意见。尽管在中国与外蒙古的边界划分，以及旅顺港的管理等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分歧，但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担忧似乎是解除了。1945年7月17日，蒋介石命朱绍良、吴忠信着手准备在10月间收复伊犁的事宜。[40]

□ 和平谈判：莫斯科施加影响的缓和手段

然而，就在中苏政府代表团忙于就中苏同盟条约进行谈判的时候，新疆发生了一场更大的风暴。“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民族军按预定计划，于7月下旬发动了全线进攻。到9月初，民族军在北线占领了塔城和阿山地区，在南线越过天山冰大坂，并在南疆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而在中线则攻陷了精河和乌苏，直达玛纳斯河西岸，距乌鲁木齐只有140多公里。面对如此局面，朱绍良、吴忠信走投无路，心急如焚，急电重庆政府说：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41]

然而，蒋介石却另有考虑。1945年8月15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字[42]以后，蒋介石的注意力主要在东北的接收问题上，认为苏联在新疆问题上的首要目的是以此干扰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至于“助长哈匪多占地盘”，实现其“侵新之野心”，“尚在其次”。故决定对新疆问题不可以武力解决，“即使沦陷，只可暂时忍耐”，外交和宣传也作低调处理，同时积极准备在新疆进行政治和宗教改革。他一方面表示允许边疆民族自治，一方面派张治中赴新疆考察，提出解决问题的报告。[43]

如前所说，新疆果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对苏联实为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当苏联在华的根本利益已经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保证以后，苏联便决定出面调解新疆冲突，阻止新疆独立。这对莫斯科来说可谓一举三得：一则在世界舆论面前表现出苏联的和平形象及遵守中苏条约的姿态，二则可以免除新疆独立给苏联本身带来的后顾之忧，三则通过充当调解人巩固和加强苏联对新疆的影响和控制。斯大林何乐而不为？

于是，苏联政府在9月6日即向中国政府表示：只要让各民族参加新疆省政府，特务工作放宽些，新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9月14日，苏联代总领事叶谢也夫会见前来迪化的张治中时也建议，新疆冲突最好设法和平解决，并表示愿意帮助从中疏通和联系。张治中遂电告蒋介石，建议请驻苏大使傅秉常直接向苏联政府提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并请苏联方面出来调停。[44]9月15日，出席伦敦外长会议的王世杰与莫洛托夫谈话，请苏联调查最近的新疆事件。莫洛托夫友好地表示，此事件只是“过渡现象”，请不必放在心上。[45]同一天，彼得洛夫即向中国外交部表示，苏联准备对新疆事件进行调解，并于第二天送来了正式备忘录。中国政府立即答复，希望“事变分子代表”来迪化与张治中洽商，请苏联伊犁领事代为通知。[46]

作为调解人，苏联领事馆始终掌握着整个和平谈判的进程和节奏。和谈伊始遇到的障碍即是苏联领事排除的。三区谈判代表于10月初来到迪化时，都佩带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并声称他们是代表“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来和中国政府代表谈判的，届时将出示证明文件，中国政府代表也须交验相应证件。对此，张治中坚决反对，并拒绝与其见面。最后，经张治中亲自与叶谢也夫交涉，确定由苏联方面从中斡旋。在叶谢也夫的劝告下，伊犁代表才放弃了原先的主张，使谈判得以启动。[47]

在谈判桌外，苏联各部门也积极予以配合。1945年10月15日，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给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的报告说，乌斯满与伊犁起义者协同配合“从中国人手中解放了阿尔泰地区”后，无意承认“东土耳其斯坦政府”，想使阿尔泰成为独立国家，并说这是乔巴山在1944年就允诺的，他只接受乔巴山的指示。鉴于目前正在举行和平谈判，贝利亚建议，请乔巴山给乌斯满下达指示：“停止积极反对中国的武装活动，转入防御，协助伊犁起义者谈判，和平解决与中国的冲突。”[48]

和谈期间，张治中经常与苏联领事馆保持接触。凡有新的提案，首先征询苏联方面的意见，并请苏联领事人员从中斡旋和疏解，如此才使谈判得以进行下去。特别是当谈判陷入僵局时，苏联领馆起了重要作用。例如，三区代表第三次来到迪化后，节外生枝地提出了撤销政治警察、事变后调来的政府军队撤出新疆、新疆警察由回教徒充任等三项新要求。对此，张治中态度强硬，表示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最后还是经请苏联领事出面进行说服，三区代表才同意暂时把这些要求搁置下来。1946年1月2日，和平条款及附文（一）签字。[49]

此期，甚至斯大林本人也对新疆和平谈判起了推动作用。为了促进战后中苏关系中诸多问题的解决，蒋介石于1945年底派蒋经国访问莫斯科。正如苏联外交部事先对蒋经国来访目的估计的那样，在12月30日的谈话中，蒋经国要求斯大林对新疆谈判代表施加影响。蒋经国说，新疆问题已经基本达成协议，但现在三区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苏联政府出面调停。斯大林表示，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并十分有把握地说，三区方面“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50]果然，1946年4月初第二阶段谈判一开始，三区代表便轻易放弃了前次谈判搁置的三条补充要求。当谈判在新疆民族军整编后的数量和驻地问题上历时两个月而争执不下时，也是苏联新任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和副总领事叶谢也夫出面，多次与双方接触，居间调解。到6月6日，附文（二）终于正式签字，和平解决伊宁事变的工作全部告成。[51]

不过，莫斯科放弃对新疆建立独立国家的支持，并非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而只是在国际格局和中苏关系发生变化的新形势下，调整了策略和方法。通过在幕后导演和平谈判，苏联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

□ 武装割据：苏联对新疆三区的全面控制

和平条款的签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新疆问题。1947年2月25日迪化发生了民族冲突的流血事件。与此同时，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在各地采取了强硬的高压政策，新疆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各地武装冲突再次出现。以至张治中不得不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民族人士麦斯武德，参加联合省政府的三区代表也陆续回到伊宁。新疆形成了三区武装割据，与地方当局对峙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已无法实现通过维持联合政府及和平局面来保证对新疆进行控制的策略，便暂时把目标转向以加强对三区的控制为主，静观全局变化。

苏联控制三区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大量发展苏联侨民，甚至鼓励新疆少数民族加入苏联国籍。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以及全盘集体化和驱逐富农时代，有大批俄国人自中亚流入新疆。

中国当地政府向这批苏侨发放了公民证，承认其归化中国，称作归化族。就在和谈开始后不久，1945年10月29日，布尔加宁等人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托，提交了政治局“关于接收旅居满洲的俄罗斯人为苏联公民”的决定草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恢复旅居满洲的原俄罗斯帝国国民以及失去苏联国籍人员为苏联公民”的命令草案，及审查程序、申请书、居住证样式等相应材料。1945年11月10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这项命令。几天以后，加里宁再次签署主席团命令，宣布关于满洲俄侨的命令也适用于新疆和上海。[52]1946年2月1日，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发出布告称，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凡以前失去或被取消俄国和苏联国籍者及其子女，均可恢复苏联国籍；在中国境内的原白俄侨民，均有恢复苏联国籍的权利。文告张贴后，前往登记者络绎不绝。不久，苏联又延长入籍登记日期，特别是策动哈萨克、维吾尔和塔塔尔人加入苏籍，并许诺对加入苏籍者每月发给布匹一丈六尺，津贴若干元，并可免费看苏联电影。[53]

1946年11月，在伊犁、塔城和阿山分别成立了苏侨协会。苏联驻伊宁领事达巴申声称，苏联将通过苏侨协会向苏侨和新疆人民提供帮助。苏侨协会完全在苏联领馆的控制之下，他们经常向领事馆请示工作，并汇报情况和提供情报。苏侨协会还有自已的报纸和旗帜，在三区享有特权，被人称为“国中之国”。[54]这里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此期苏侨人数迅速增长，而且新发展的侨民，大多数并非原俄罗斯人，而是新疆的少数民族。1945年11月，据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管理局关于旅居新疆俄罗斯侨民的调查报告说，当时在新疆省居住的俄侨有2.5万人。[55]据中国档案记载的苏联领事馆发放的护照号码统计，1946年发展苏侨2000人，1947年即增加了13000人，1948-1949年更猛增了40000人。[56]到新疆解放前夕，据苏联驻伊犁领事对邓力群所言，当地的苏侨及其家属已发展至6.5万户，共20余万人。[57]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苏侨人数如此剧增，显然是因为有大量当地居民取得了苏联国籍，除非发生了一次令人瞩目的民族迁徙，但历史上没有这样的记载。

此外，苏联还训练了一批亲苏的华侨，并将他们送回国内。1947年10月1日，国民党迪化情报组报称：莫斯科、塔什干等地现有华侨1600余人请领护照回国。苏方对申请回国的华侨，有的拖延两三年不发护照，但如果华侨能接受格伯乌训练，并充当苏联间谍，则准许其搭乘苏联飞机来新疆。[58]

如果说苏联在侨民问题上的做法是为了加强其控制新疆的社会基础，那么苏联此时更重视的则是在三区领导机构中肃清不忠实和不可靠分子，提拔和扶植亲苏人物主持政务。和平条款签订以后，苏联本来已经把苏联顾问团、军事指挥人员，以及在三区政府中任职的苏籍官员和顾问撤回国内，到1947年8月底，应三区方面的要求，苏联又重新派顾问团秘密来到伊宁，代号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第二办公室”。同时还派出500多格伯乌秘密特工潜入伊犁，加强对三区人事和局势的控制。[59]

作为三区革命初期的头面人物，艾力汗·吐烈具有强烈的独立倾向。当初为了鼓动新疆起事，苏联利用了吐烈在民众中的宗教影响，支持他推翻新疆的汉人政府。但是吐烈在骨子里是反苏反共的，特别是苏联的策略改变以后，其反苏情绪更为严重。吐烈不满当时在伊犁政府和军队中任副职的苏联人掌握实权，抗议苏联人在边境收购被盗的新疆农牧民的牲畜，反对苏联在新疆大量发展苏侨，以及过多地干预三区政府的事务。最令苏联头痛的是，吐烈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伊宁事件。在和谈前夕，吐烈先后在塔城和承化主持召开了“临时政府”委员会流动会议，宣布塔城专区和阿山专区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和平条款即将签字时，吐烈又极力反对苏联顾问停止军事进攻的命令，力主继续进军，趁势解放全疆，甚至在伊宁召开大会，宣布将“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改为正式政府。[60]对于这样的人，苏联当然不能容忍。于是在联合省政府正式成立前夕，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强行将艾力汗·吐烈等民族上层人物秘密押解出境，送往阿拉木图。[61]

苏联选中取代吐烈的人物是阿合买提江。据1949年8月苏联驻伊犁领事阿里斯托夫向邓力群介绍，阿合买提江是联共（布）党员，是苏联派来搞情报工作的，完全可以信任。在三区革命爆发时，阿合买提江只是一个报纸编辑，并不是当地的主要人物。后来苏联感到吐烈不可靠，才提拔阿合买提江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办公室秘书、军事厅军事科长等职。和平谈判前夕，“临时政府”通过103号决议，增补阿合买提江为“临时政府”委员。在谈判期间，张治中发现，阿合买提江虽然只有32岁，是三区代表中最年轻的，但却是和平谈判三区方面的实际负责人。[62]此后，阿合买提江便成为三区的首要领导人。

最能说明此期苏联强化对三区控制的，是苏联绝对排斥各种外来势力渗透到三区，甚至包括中共的力量。在当时三区的领导人中，与中共和汉族革命者接触的主要人物是阿巴索夫，而这位三区革命初期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却为此受到苏联的冷落和压制。

自从盛世才实行反苏反共政策、将陈谭秋等中共干部逮捕下狱以后，中共在新疆有组织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1944年11月，李泰玉、陈锡华等进步青年组织了“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试图与中共取得联系。1946年和谈期间，他们借同学关系找到三区代表阿巴索夫，并通过阿巴索夫参加国民大会的机会，请他与南京的中共代表联系。12月5日晚，阿巴索夫秘密前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见到董必武，详细汇报了新疆和三区的情况。当晚，董必武即将所谈内容电告中共中央。12月6日中共中央复电，建议由阿巴索夫带中共代表及电台一道返回新疆，以便建立与延安的联系。阿巴索夫回到迪化后即召集李泰玉等人开会，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由于中央代表彭国安的电台功率太小，无法与延安取得联系，经过讨论，决定把阿巴索夫秘密建立的人民革命党与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党，并按照中共党章的原则起草了章程。根据董必武关于在新疆的组织不要过早打出共产主义旗帜的指示，该党取名为“民主革命党”，阿巴索夫任主席，李泰玉、艾斯海提任副主席。1947年夏天，由于迪化形势紧迫，民主革命党领导成员及中共中央代表随同阿巴索夫撤退到伊犁。[63]

当时，所有这些与中共和汉族革命者的联系，阿巴索夫都是背着苏联人做的，也不敢告诉阿合买提江。到伊犁后，民主革命党又发展了100多人，主要是那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但仍是秘密组织。阿巴索夫一再要求党员保密，绝对不能让苏联人知道。后来，苏联领事馆还是听到了有关民主革命党的消息。1948年5月，苏联领事委托阿合买提江找阿巴索夫和赛福鼎谈话，对他们提出警告，并勒令其停止活动，销毁一切文件。此后，阿巴索夫便被苏联人冷落了。协调三区统一行动的“新疆保证和平民主同盟”成立时，阿巴索夫作为三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连组织委员（相当于中央常委）都没有选上。另据邓力群回忆，当时苏联领事对李泰玉也极为不满。总之，苏联绝对不允许外人插手三区事务。[64]

当然，苏联并没有满足于对三区的控制，而是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随时准备恢复在整个新疆的影响。苏联驻迪化副领事乌里马索夫于1947年8月15日召集苏籍人士谈话时说，“勿以目前迪化市现状而灰心，不久我们苏联即可占领全新疆”。伊犁苏侨会主任吴国林（又名马力牙奴夫）也经常对苏侨讲：苏联对苏侨甚为关怀，你们前途已露曙光，一切困难即将过去。[65]

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了。1948年，中国革命迅猛发展，国内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改变了对华策略，开始积极参与中国事务。当时国民党政府因关内战事紧急，已无暇顾及新疆，主持西北政务的张治中则力主撤换在新疆采取强硬政策的军政首脑宋希濂和麦斯武德，缓和与苏联的关系。苏联也希望趁此机会与新疆地方政府改善关系。1948年6月，苏联新任驻华大使罗申表示，中苏双方应先停止有碍睦邻友好的宣传，以促进新疆和平。

10月10日，阿合买提江与外交部代表刘泽荣会晤，表示三区绝无脱离中国之意，愿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问题，并建议张治中今后谈新疆问题时，应特别注意外交关系。[66]莫斯科的意图很明确，即通过改善与地方当局的关系，走出三区，重新控制整个新疆。

□ 议结新盟：保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利益

正在苏联试图与新疆地方当局恢复友好合作关系的时候，又出现了两个新情况，迫使苏联再次调整对新疆的政策。

一个情况是，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斯大林遂派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专程到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会谈，详细地了解了中共的政策和主张，而后决定了支持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毛泽东则派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商议新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具体事宜，并公开宣布了未来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67]

另一个情况是，美国开始插手新疆事务，试图与当地反动力量勾结，加强美国在那里的影响。1948年6月，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策划组织下，成立了以乌斯满为首的反共反苏反三区革命委员会。[68]1948年10月间，新疆省主席麦斯武德、政府秘书长艾沙与美国驻迪化总领事包懋勋秘密商议，为了保证新疆不落入中共或三区手中，应成立“泛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求得独立。美国率先予以承认，再由美国出面游说中东各国承认，并迅速建立外交关系，造成既成事实。1949年5月，包懋勋进一步确定了新疆独立的具体方案，同时策动坚决反共的新二师师长叶成掌握新疆军权，还积极与马步芳、尧乐博斯和乌斯满等地方反动势力联络，妄图全面控制新疆。[69]

这时的新疆，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美国企图乘虚而入，而莫斯科碍于国际舆论又不便公开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帮助新盟友中共迅速接管新疆，显然是保证苏联利益的最佳方案。为此，莫斯科立即采取了积极措施。[70]

当时，在毛泽东进军全国的棋盘上，新疆尚未列入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各野战军进军部署的电报中指示，年底以前占领兰州、宁夏和青海，1950年春“开始经营新疆”。6月26日，毛泽东又致电指挥西北作战的彭德怀，如进展顺利，可于“明年春季或夏季占领新疆”。7月20日彭德怀报告，已消灭胡宗南5万余人，计划“明春夏入新疆”。[71]然而，斯大林对这样的安排很不放心。对美国势力渗透新疆的忧虑，使苏联不得不向中共提出及早进军新疆的迫切要求。根据俄国档案文献记载，在6月27日，即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中苏两党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就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斯大林认为中共过高估计了马步芳的骑兵部队，并表示愿意提供40架歼击机，帮助中共军队迅速入疆。[72]

毛泽东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建议，立即要刘少奇通知斯大林，中共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73]此后，毛泽东于7月23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建议彭德怀“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74]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中共“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并通告他，如果战事进展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为此，正在考虑步行进军新疆的问题。[75]8月4日毛泽东进一步通知刘少奇、王稼祥：彭德怀报告，“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76]

进疆的任务迅速提前，而中共对新疆的具体情况却一无所知。根据邓力群的回忆和“力群电台”发出的电报看，为了让中共力量尽早占领新疆，苏联的确做了许多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先后在联共（布）中央联络部和苏联驻伊犁领事馆人员的陪同下，于8月14日秘密到达伊宁。此前，驻伊宁的苏联顾问团已全部撤回国内，苏联驻伊宁领事阿里斯托夫接待了邓力群一行，并安排与三区领导人进行了会晤，他们表示“将尽一切力量”帮助邓完成任务。阿里斯托夫也表示“愿以同志关系”和邓“经常往来互相交换意见”。[77]

此期苏联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特别体现在和平解放新疆的问题上。尽管早在1949年4月张治中等国民党和谈代表决定留在北平之时，毛泽东已经考虑“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了[78]，但中共当时既不了解三区的具体情况，与新疆当局也没有任何接触。而苏联方面在7月底8月初已经通过与陶峙岳、包尔汉的接触，了解到新疆当局有举行和平起义的意愿。8月中旬苏联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即对陶峙岳等人表态说：中国将于9月组成新政府，苏联即将予以承认，希望新疆方面及时主动转变。“局势已进入必须转变的阶段，不能有所犹豫了”。[79]这无疑对促进新疆的和平起义产生了作用。

8月26日兰州解放，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继续西进，迫使新疆军政首脑下决心举行和平起义。经过与新疆当局的联系，苏联副总领事叶谢也夫于9月2日亲往伊宁，并连续两次会见邓力群。叶谢也夫说，和平解放新疆的形势已经完全成熟，苏联保证国民党方面将无条件接受中共的和平条款，希望中共方面抓住时机，果断行事，立即设法开始谈判。叶谢也夫还几次建议邓力群迅速到迪化，直接与新疆当局接触，并表示苏联方面负责从中介绍，同时保证中共代表的绝对安全。经与叶谢也夫商议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后，邓力群于9月15日秘密到达迪化，在苏联领事的大力协助下，与陶峙岳、包尔汉进行了正式谈判。不久，新疆国民党当局便通电宣布起义。[80]

当然，斯大林建议并帮助中共迅速占领新疆，也有为苏联利益考虑的一面。通过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斯大林已经知道未来新中国的领导人在蒙古和东北问题上是有所考虑的。因此，莫斯科把新疆作为礼物奉献给新盟友，无非是希望毛泽东接受在外蒙古和东北问题上的既成事实。[81]同时，这样做的结果也使斯大林在新疆问题上有了发言权，从而巩固和加强苏联在新疆的影响及特殊地位。惟其如此，苏联才一再坚持中国应把新疆的省会确定在伊犁。新疆和平解放后，苏联领事馆就曾向邓力群建议，新疆的省会应由迪化迁移到伊犁，其理由主要有两条：在政治上，伊犁是三区革命的策源地，民主干部大多集中在那里；在经济上，伊犁是苏新贸易的重要通道，而新疆经济的改善主要靠的是苏新贸易的发展。尽管邓力群表示兹事体大，个人不能表示意见，苏联方面还是坚持要他转告中共中央。全国解放以后，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又在一次欢迎来自北京的代表团的宴会上，公开提出这一建议。[82]

新疆对于苏联的特殊意义，在中苏最高领导人关于新的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中也有明显体现。1949年底，毛泽东亲自前往莫斯科，经过一番艰苦的较量，终于迫使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83]不过，引人注意的是，当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由赛福鼎、邓力群等人组成的新疆省代表团已经先期抵达苏联，陪同的还有驻伊犁领事阿里斯托夫和地质考察团团长斯图德尼科夫。中苏两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同时还单独要一个省组团参加，这只能说明苏联对新疆是有特殊要求的。果然，在中苏双方确定了同盟条约的基本原则后，斯大林在谈到贸易条约时，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问：“我们是同新疆、满洲和其他省签订单独的条约还是同中央签订统一的条约？”斯大林知道新疆代表团就在莫斯科，当然是希望与新疆单独签约。毛泽东的回答是：同新疆的条约必须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签，但同时可以和新疆有单独的协定。[84]至于当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条约和协定有什么不同的含义，现在不得而知。不过，在后来关于苏新贸易和在新疆开办两个中苏合股公司的谈判中，中国方面均以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为首席代表，议定书也均由中央政府统一签署，只有文化协定是新疆代表团自已谈的。[85]

中苏谈判的结果，总的来说是苏联做出了重大让步，条约大体上是按照中方的意见签署的。[86]为了保障苏联在东北和新疆的特殊利益，斯大林采取了最后的补救措施。在中苏谈判即将结束时，2月10日莫洛托夫送来一个《补充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公民参与经营活动。对此，中方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为了安抚莫斯科，周恩来甚至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87]虽然说苏联的这个要求确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但其目的无非是消除西方势力对新疆和东北的渗透，而这在当时对中国并没有什么坏处。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夕，除苏联以外，各国驻新疆的领事馆均已自行关闭，中国方面为此所做的只是要求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侨民限期放弃双重国籍。[88]不过，《补充协定》的签订也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希望在中国政权更迭以后仍然保持苏联在新疆的特殊地位。

纵观1944-1950年苏联对新疆的政策趋向，时而与地方当局结好，时而同少数民族联合；时而支持独立，时而强调自治；时而主张强硬，时而倾向缓和，但其目标始终是在中苏走向同盟关系的大前提下，从政治和经济上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越地位和特殊影响。尽管在对华政策中，新疆对于苏联的重要性排在外蒙和东北之后，但是，苏联对新疆的控制和影响仍然是不容忽视的，而这种影响直到新中国成立10年以后才陆续消除。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三期

[1]详见秦孝仪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出版，第408-409页；艾伦·怀廷和盛世才：《新疆：是工具还是枢纽？》（Sinkiang：Pawn or Pivot ？），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3、200-208页。

[2]艾伦·怀廷和盛世才前引书，第243-254页；约翰·加佛：《1937-1945年的中苏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外交》（Chinese-Soviet Relations，1937-1945，The Diplomicyof Chinese Nationalism），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174页；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497页。

[3]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64页，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中文版。转引自李嘉谷：“盛世才与新疆”，载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4]外蒙古当时已完全在苏联的控制之下，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只是表面上的，其经济、军事和政治均由苏联垄断，除与个别国家有关系外，蒙古甚至基本没有外交。

[5]《战时外交（二）》，第460-461页；约翰·加佛前引书，第199-200页。

[6]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ticPapers），1944年，第6卷，华盛顿特区1969年版，第773、785、798、800-803页。

[7]《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4册，第288-292页。

[8]《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4册，第332-333、338-343页。

[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4年，第6卷，第793、504-505页。

[10]《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4册，第395-396页。

[11]约翰·加佛前引书，第204、207-209、197-198页。

[12]笔者1998年8月31日与新疆学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的座谈记录。

[13]朱培民：“1943年至1949年苏联对新疆政策的演变”，载《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87页。

[14]朱培民前引文，第88页。

[15]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北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11册，第6521页。

[16]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页。

[17]《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1册，第6521页。

[18]《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9、11-12、13页；朱培民前引文，第88-80页；《达列力汗烈士纪念文集》，阿勒泰地区纪念三区革命烈士殉难四十周年活动筹备领导小组1989年编印，第41页。

[19]笔者1998年8月30日采访陈锡华记录。陈锡华是新疆共产主义者同盟及民主革命党创始人之一，并在邓力群到新疆后为他做俄语翻译。

[20]朱培民前引文，第89页。

[21]《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8-32页。

[22]《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39、44、46、57页。朱培民前引文，第89-90页。

[23]《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5-16、18页。

[24]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目录2，案宗105，第240页。

[25]1979年3月4日彭国安同志谈三区革命情况。转引自朱培民前引文，第90页。

[26]《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34、43-44、64页。

[27]朱培民前引文，第90-91页；《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35、52页。

[28]谈到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阿巴索夫曾经对陈锡华说过，他在苏联境内接受训练时，一位当地的负责人讲，苏联的少数民族希望在新疆有一个维吾尔斯坦，因为这样他们自已也可以在苏联抬头了。见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

[29]关于笔者对战后苏联远东政策的分析详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二章：“这里是被冷战遗忘的角落？——分析战后朝鲜及远东局势的变化”，《斯大林、毛泽东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二章：“重温远东梦——苏联的远东政策与中苏同盟的起源”。

[30]《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5年，第7卷，第995-997页。

[31]详见拙文“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32]《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71、73页。

[33]梁敬钅享：“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内幕”，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1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页。

[34]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1945年苏联对新疆转变（见朱培民前引文第91页；薛衔天提交1997年10月“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试析战后苏联对中国新疆战略”），但都认为这种变化发生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以后，并以此作为“苏联对新疆战略和策略的转折点”或标志。而笔者的看法则相反，认为苏联出于对远东国际形势的考虑，恰恰是为了促成中苏条约的签订而改变了对新疆的策略，即策划三区革命、支持新疆独立和主张和平谈判都是莫斯科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的外交筹码。

[35]详见《战时外交（二）》，第576-590页。

[36]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49、77-79页。

[37]详见《战时外交（二）》，第598-604页。

[38]《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117-118页；《战时外交（二）》，第593-596、605页。

[39]《战时外交（二）》，第609-620页。

[40]《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85页。

[41]详见曹达诺夫·扎伊尔：《五军的革命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5页；张治中：《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418页。

[42]由于准备条约文本拖延了时间，签字仪式是15日6时举行的。但日本接受投降的电文于凌晨2时已送达莫斯科，苏联为掩人耳目宣布中苏条约于14日签订。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151-153页。

[43]《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第831页。转引自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9页；《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98-99页；《张治中回忆录》，第418页。

[44]《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03页；《张治中回忆录》，第419-420页。

[45]《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175页。

[46]详见《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第439-440页；《张治中回忆录》，第418-419页。

[47]《张治中回忆录》，第422-423页。

[48]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目录2，案宗104，第62-63页。

[49]《张治中回忆录》，第429-441页。

[50]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莫洛托夫，1945年12月29日。斯大林与蒋经国谈话记录，1945年12月30日。转引自俄《近现代史》，1996年第4期，第106、118页。

[51]《张治中回忆录》，第446-453页。

[52]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目录2，案宗105，第50-58页、第238页。

[53]《中苏国家关系史料汇编（1945-1949年）》，第478-480页。

[54]《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02页；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

[55]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全宗9401，目录2，案宗105，第240页。

[56]黄金明给新疆自治区人委外办的调查报告，1962年10月10日。伊犁州档案馆，全宗11，目录1，卷号114，页码139.

[57]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5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号35，页码67.

[59]《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71、247页；《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2册，第7093页。

[60]《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91、101、112、134页。《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1册，第6784-6785页。

[61]笔者1998年8月31日与新疆学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的座谈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62]笔者1998年8月30日采访陈锡华的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118-119页；《新疆风暴七十年》第12册，第7093页；《张治中回忆录》，第449页。

[63]李泰玉：“为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而献身”，徐玉圻：“毛泽东与新疆三区革命”，载新疆三区革命史编纂委员会会编：《纪念新疆三区革命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105页、115-117页；1998年8月31日笔者采访陈锡华记录。

[64]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6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目录2，卷号35，页码37、89-90.

[66]《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72-273、282页。

[67]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三章：“走向莫斯科——中苏同盟的基础条件和目标”。

[68]《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第273页。

[69]魏锡熙：“我在新疆和平解放前后的种种活动”，载《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第135、138-139页。

[70]前面所引朱培民的文章比较详细地讲述了苏联如何帮助加快实现新疆和平解放的，本文除补充一些新的材料外，着重要说明斯大林此举的背景和初衷。

[71]《毛泽东军事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卷，第591-592页、625、645页。

[72]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1949年6月27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8，第1-7页。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团政治秘书邓力群的回忆，斯大林当时的说法是：英、美，特别是美国，在策划搞“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徐则浩访问邓力群记录，1993年7月23日。笔者在此感谢徐则浩先生提供的经邓力群校正并签字的访问记录。

[73]刘少奇致斯大林的信，1949年7月6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8，第51-55页。

[7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44页。

[75]毛泽东给刘少奇并转交斯大林的电报，1949年7月25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8，第134-140页。

[76]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电，1949年8月4日。载中共新疆党史工作委员会、新疆军区政治部编：《新疆和平解放》，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77]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8月17日，8月23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4，目录3，卷号64，页码100、46.

[78]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64页。

[79]《张治中回忆录》，第589页；《陶峙岳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转引自朱培民前引文，第95页。

[80]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9月2日、3日；9月11日、13日、16日、19日、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4，目录3，卷号64，页码91-95；54-63.另见邓力群：“新疆往事回忆”，载《新疆和平解放》，第349-350页。

[81]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第三章。

[82]邓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10月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全宗14，目录3，卷号63，页码6-7；笔者1998年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83]关于这一看法，详见沈志华、冈察洛夫：“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84]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宗329，第29-38页。

[85]笔者1998年8月31日采访陈锡华记录；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

[86]详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一文。

[87]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2月12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3а，案宗18，卷宗234，第64-69页。这个材料说明以往人们认为中方坚决反对《补充协定》的看法是缺乏根据的（参见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

[88]笔者1998年10月13日采访邓力群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