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含激情、文笔流畅的 《中国震撼》，我一口气就读完了。读后，感到兴趣盎然且回味无穷。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该书在观察中国问题时使用的独到话语。

该书开篇就对国人非常热衷又非常纠结的 “GDP” （国内生产总值）做出了独到的辨析。作者先以鲜活的事例说明， GDP包括人均GDP有时候很难反映一个国家发展的真实情况。书中强调，一个国家、一个地方关乎百姓生存状态的因素甚多，有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医疗水平、住房水平、人均寿命、公共设施，等等。此外，单靠GDP也难以说明一个国家的国力，国力还涉及现代政府能力、工业能力、外贸能力、防御能力、涉外交涉能力等因素。对于GDP的两种不同计算方法，作者也作了比较。作者提出，现在普遍沿用的按照官方汇率的计算方法不如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方法，后者更能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经济状况。至于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书中提出，鉴于中国人有喜欢置业的传统，住房的自有率比较高，也许用 “家庭净资产”来评估更能清楚地将中国百姓的实际生活与其他国家百姓的生活进行比照。

超越西方学界在分析国家类型时惯用的 “民族国家”与 “文明国家”二元对立的话语方式，依据中国悠久独特的文明传统提出 “文明型国家”的概念，并用其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是作者的核心观点。此外，在分析政治形态时，作者对西方学界惯用的 “民主”与“专制”二元对立等做法提出质疑，并以大量的事实说明，用 “良政”还是 “劣政”来判断一个政治体制的质量，包括民主的质量，而不是仅仅从民主的形式上来判断其优劣，更为妥帖。本书对于中国崛起的成就、意义、原因和经验的独到分析，都依托于这些话语上的创新和对西方话语系统的超越。

比话语创新更为发人深省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个解读中国的关键问题，那就是如何摆脱西方话语系统作为权力话语对我们思想的禁锢。 “我们也可以以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成功实践来重新审查西方界定的所有其他的观念和标准，如民主、专制、人权、自由、普选、法治、多党制、市场经济、政府作用、公民社会、公共知识分子、 GDP、人力发展指数、基尼系数等等，该借鉴的借鉴，该丰富的丰富，该反诘的反诘，该扬弃的扬弃，该重新界定的重新界定，我们要把合理的东西吸收进来，把颠倒的东西颠倒过来，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自己的独立的政治话语和标准体系，把许多被中国的经验证明的成功理念和标准推广给世界。”

必须认识到，话语确实非常重要。因为话语承载的是思想、价值观念，甚至是理想和追求，许多都是有成套理论或学说的支撑的。一旦成为权力话语，就会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制约力。哲学家尼采曾用“语言的暴政”一语来形容那些占支配地位的强势权力话语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控制甚至强制。当今，世界话语权的争夺也非常激烈，一些西方国家用自己的权力话语来推行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模式，不仅想达到 “使人随我所欲”的目的，而且经常以 “教师爷”的身份对不愿随其所行的国家横加指责，还借此为自己寻求狭隘国家利益的各种行为提供合法性的根据。这是常见的事。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对此缺乏必要的警觉。所以，作者张维为在书中提出的 “不被西方话语忽悠”，“中国不能再以西方的话语唯马首是瞻”的呼吁，确实有其警醒的作用，值得人们重视。近年来，随着中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西方模式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的颓势，有的西方学者开始承认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话语权已经不再能够一统天下了。近日，以提出 “历史终结论”著称的福山与伯索尔两位学者在美国 《外交》月刊上联合撰文说， “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再被看作有关社会政策的创新思维的中心”，无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思想而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都参与进来了，会成为重要的来源。也就是说，西方学者已不得不承认，中国也能够成为社会政策的思想来源。由此看来，创造依托于我们深厚文化传统、丰富成功实践以及负载我们自己价值观的话语，正当其时了。

对此，学界责无旁贷。可惜，多年来，我们在打开国门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引进和跟踪上，多在“说别人怎么说”。此外，还经常用他人的话语系统来解释中国的问题，甚至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对策。这种积习对干部思维方式也颇有影响。近来，读到学者顾明栋 《汉学主义：中国知识生产中的认识论意识形态》一文。文中指出，中国的知识生产中存在着一种不良的倾向，就是把西方的文化和传统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来衡量其他的文化，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社会问题也采用这样的视角来处理，因此，对中国问题往往会作出西方化了的描述与解释，并习惯用西方人的过程和评价来看待中国。这确实是切中时弊之言。 《中国震撼》可视为纠正这一弊病的一种可贵尝试。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