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金融危机的伦理反思不能停留于华尔街高管个人的贪婪和美国公众的消费主义的层面，需要深
入到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政治潮流推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蕴含的政治哲学以及与其相应的伦
理观念。其中与新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不可小视。中国学界要“见不贤而自内省”，正
视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带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社会上的泛滥及其导致的后果。
〔关键词〕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由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金融海啸， 引发了1929 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给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的震荡至今远没有消除。尽管人们已经开始谈论“后危机时代”该如何如何，但是何时才能真正走出危机还有待观察。已经融入全球市场的中国，危机的影响也远没有消除。即使走出了危机，如何汲取这场危机提供的教训，始终是一件值得反思的事情。
从危机爆发以来，各式各样的反思就已经开始。但是如何反思，从什么角度来反思，见仁见智。见得最多的是从技术层面上进行的反思，其特点就是把危机发生的原因归咎于金融监管不力，尤其是对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管制不力以及货币的发行量的控制等技术性的原因。因此，力图从技术的层面上来总结教训和寻找出路，这无疑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然而，20 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的历史表明，如此深刻而又广泛的危机，往往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社会的、观念的。[1 ]单单从技术的层面上作出分析，恐怕难以找出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有鉴于此，有些论者试图从伦理的角度进行反思，其中最集中的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华尔街的高管们的贪婪去寻求原因，从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角度寻求出路；另一个是从美国公众的消费主义的伦理观念去寻求原因，将危机的根源归结于美国人的超前消费和大量透支，并为了掩盖这种现象而将债务捆绑变成有毒资产，形成泡沫。这些观点，无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那么，除了表达公众对华尔街金融精英的贪婪无度和不负责任的愤慨之情以及不发达国家的公众对于美国人的消费无度与享乐主义的不满之外，还是显得苍白无力。企业伦理等已经倡导多年，在美国尤甚，有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但是危机显示出它的约束力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这就启示我们，若要进行包括伦理反思在内的观念层面上的反思，还必须在更深的层次上去探究。本文拟就此做一探讨。
上 篇
在观念层面上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见解颇具代表性。他在2008 年11 月接受德国《时代》周报访谈时指出:危机表明了自由主义的破产。芝加哥学派的学说，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被转化为现实的权力。由于苏联的解体，在西方导致了一种胜利主义的情绪。在这种背景下，“一种经济政策，被吹嘘为一种世界观，渗透到所有的生活领域”，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必定附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许多人的生活信条。人人要成为竞争者。而在“竞争社会的自由猎场上，强者可以把成功看作个人的成就”。那些成功的经营管理者的闲言碎语被当作金科玉律，他们则觉得自己是精英，“在精神上比其他的社会阶层高出一等”[2 ] 。
这段不长的文字，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至少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金融危机与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是密切相关的，而这些经济政策是受到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制约甚至是支配的。危机表明了它的破产。
第二， 芝加哥学派的经济思想是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从一种学院中的学说转化为一种权力的。也就是说，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潮流，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和经济政策的推手。正是政治家们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付诸实施，并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行。而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苏联的解体，又使得西方世界弥漫着一种对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盲目乐观情绪——“胜利主义”。所以考察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潮是不能就经济论经济的，必须在世界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大格局下，加以考察。
第三， 在这种大格局下，被强势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成为经济政策的主导而且已经“被吹嘘为一种世界观，渗透到了所有领域”，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人们的生活信条。这就是说，经济政策对于人们的价值观念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而经济政策之所以得以推行又有赖于人们伦理和价值观念的支撑。危机表明伦理和价值观层面的确存在着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不能就伦理论伦理的，必须放在这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大背景中去研究和思考，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症结。
如果我们将这三个方面的观点加以综合的话，就可以引申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经济危机、经济现象需要从广义道德哲学或者说是政治—社会哲学的角度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比较深层次的反思。
这一视角，并非哈贝马斯的首创，历史上有许多大思想家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亚当·斯密就是在广义道德哲学的构架中考察经济问题的。他那本被视为政治经济学开创之作的《国富论》，不仅同道德哲学的著作《道德情操论》相辅相成，而且本身就不是就经济论经济的。意大利学者阿里吉近来在其《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就《国富论》中包含的“历史社会学”作了详细论证[3 ] 。
另外一位值得关注的思想家就是凯恩斯。他在大萧条时代写过一篇《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的论文，将大萧条视为自由主义终结的一个标志。并提出自由放任主义最主要的是一种政治哲学，而不仅仅是经济理论。他所说的政治哲学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社会哲学”(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使用的就是“社会哲学”的概念) 。
在凯恩斯看来，这种学说是由哲学家提出和倡导的。最初在17 、18 世纪为推翻国王和教士而提出了各种政治哲学，其中包括洛克、休谟、卢梭、佩利、斯密、边沁等人的学说。到了19 世纪这些各具特色的学派汇合成了一种个人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的潮流，几乎成为各派哲学和社会精英的一种共识。在19 世纪后期这种哲学又受到了作为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支持。这股潮流的基本信条是“管得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让我们自己干”、“自由放任代表了大多数公众的心声”。而与达尔文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股思潮，强调的就是个人之间的生存竞争式的自由竞争。
凯恩斯通过对思想史的考察得出结论说:“上百年来哲学家们统治着我们。”[4 ] 经济学兴起于这个时期，受的就是这种哲学的导引，而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从经济理论的角度论证了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和谐的，从而为自由放任主义提供了经济上的论证。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巴斯夏的“经济和谐”论，都想说明只要个人的利益追求不受到妨碍，自由放任，那么不仅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可以自然而然地导致和谐，而且所有的阶级都在一个不断提升的水平上无限地相互接近，换句话说，即普遍进步过程中的平等。
应该说， 凯恩斯的这个考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凯恩斯进一步指出这种学说所设定的几个主要的推论前提都是靠不住的。第一，假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有“天赋自由”是不真实的。第二，世上不存在赋予权力的拥有者和获得者永恒保证的契约。第三，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必定相互一致是没有根据的。第四，说自利是开明的，也是没有根据的。个人追求其目标的时候常常是太愚蠢、太懦弱。第五，经验并未表明，当人们组成社会单位来行动的时候总会不如他们各自单独行动时目光敏锐。
此外，凯恩斯还指出，由马歇尔等建立的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所采取的“假设——演绎方法”的特点是，它们之所以被采纳“是由于这一假设是最为简单明了的，而不是因为他最接近事实”[4 ] (308) 。
除了上面所指出的那些前提之外，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还蕴含着两个不真实的假定。一个假定是:生产和消费过程根本不是有组织的；另一个假定是:对于环境和必需条件有充分的预见并存在获得充分预见的机会。正因为如此，严谨的经济学家在论证其观点的时候，一旦涉及复杂性，对上述假设就有所保留。尤其是那些第一流的权威的经济学家往往对自由放任主义采取保留的态度。即使是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都没有使用“自由放任”这个概念，也没有把自由放任作为一种教条。反倒是那些二流的经济学家在教科书中不遗余力地张扬自由放任主义。
此外，凯恩斯把自由放任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为大萧条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在他看来，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泛滥(甚至已经成为“婴儿的乳汁”) ，正是自由放任主义被一些人当作了宗教，不顾实情，刻意推行，才酿成危机。这不仅泛指社会公众的观念，更是指政治家制定经济政策时所依据的观念。他的名言是:“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5 ]
这是他对大萧条之前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进行实际的考察作出的结论。大萧条之前的美国，当政的胡佛总统就公开提倡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特征的“粗犷的个人主义”。他曾经在《美国个人自由主义》一书中写道:聪明能干的人总会在美国出头。而一般的民众则只有感情而没有头脑，不会想办法，只会乱花乱用，怨天尤人。失业群众是罪有应得。[6 ]因此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胡佛坚持联邦政府不要出手去拯救失业工人，坚持自由放任的政策。与此相反，实行新政把美国带出危机的罗斯福，则针锋相对地提出“， 如果我们让平庸之辈能够舒适而安全，那么他们就会像酵母一样让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蒸蒸日上”[7 ] 。正是在观念上摆脱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之后，罗斯福新政，尤其是“二次新政”，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制定“劳工关系法”，保障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规定最低工资制，建立失业、养老保险制度，限制垄断资本，对非常巨大的个人收入和公司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财产税等。这些取消既得利益者的特权，着力体现社会公平的强力措施，舒缓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凯恩斯在《通论》中所说的对原有制度的调整，使美国走出了危机。
可见，正是在观念的层面，而不仅仅是在经济政策的层面上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才找到了走出危机的途径。凯恩斯学说不仅仅是一种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经济学说，而且是有自己的政治哲学作为前提的。他所提出的不同于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是以自己的政治哲学和伦理观念为前提的。
正因为如此，这种政策上的变化也必定是与公众在观念上的变化相辅相成的。如《大萧条时代》的作者韦克特所说，新政的时代是一个“寻求保障的时代”。人们普遍地认同要通过社会保障来“磨钝个人痛苦的刀口”。它可以称为“大萧条时代的良心”。因为，它使美国人摆脱了20 世纪20 年代“对群体福祉和个人满足之间的自私自利视而不见”“， 帮助美国人记起他们是一个民族，只有通力合作”。没有这种观念的变化，以凯恩斯学说为导引的这些政策也是无法得到实施的。
可见，大萧条的历史表明，对于经济危机从政治哲学上进行反思，十分必要。尽管对于凯恩斯学说和罗斯福新政有不同的评价，但是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初倾向于新保守主义的论者也不得不承认“它在政治上的成功则是不容置疑的”，留下了足以左右美国政策走向的教训。“新政中流传久远的部分是积极利用财政政策来保证有足够的总需求，致力于解决低收入人口的分配问题，以及加强对某些经济部门的管制。”[8 ] 正是这些教训左右了里根之前近五十年的经济、社会政策的走向，才有了战后西方社会的稳定和福利制度的普遍建立，实现了所谓的“资本的文明化”。当今的这场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激化为大萧条时代那样尖锐的社会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战后普遍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稳定所奠定的基础。
这段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教训就是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对于危机作出政治哲学的反思是何等的重要。前面所引的哈贝马斯对这次危机的分析，其重要意义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作出反思。尽管对他作出的具体结论，需要随事态变化不断地修正，但是就视角和基本的方法来说，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确实，这次危机无论从其程度还是特征来看都不能简单地与上世纪30 年代的大萧条简单地类比。如何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作出反思，包括伦理的反思，还有待于研究的深化。但是这场危机与里根和撒切尔开始的新保守主义之间的关联，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尔利茨在《一群资本主义的白痴》一文中详尽地描述了在五个关键时刻，从里根到布什政府是如何作出一连串的决定，造成了这个悲剧性的结果。他在文章的结尾处写道:“事实上大多数个人的错误可归结为只有一个:相信市场是自我调节的，政府的作用应该维持在最低限度。”“再回过头来看看秋天在国会听证会期间的那种信仰，格林斯潘大声地说‘我已经发现了一个缺点’。国会众议员亨利·韦克斯曼回应格林斯潘说:‘换句话说，你的世界观、你的意识形态，是不正确的，是行不通的。’‘绝对准确’，格林斯潘答道。美国和世界许多其他地方都欣然接受这种有缺陷的经济理念，使得我们最终不可避免地落到今天这样的境地。”[9 ] 连笃信艾因·兰德的个人主义哲学的格林斯潘都开始承认自己的世界观、意识形态与其经济决策之间的关联。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难道就不该认真地从世界观、意识形态、政治哲学上去审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横行于世的新保守主义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哲学前提，对这次危机作出深入的反思吗? 我想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下 篇
中国的学界要不要反思，如何反思?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在危机来临之初，资中筠先生就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她用孔夫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古训，告诫我们不要以为那是发生在人家那里的事情，只给人家把脉，更不要只是用自己的长处去比人家的短处，而要着重从危机中汲取教训，自省自己的不足。在已经融入全球市场的今天，我们的经济不可能隔离于世界市场之外。从观念的层面上来看，那么在对外开放的30 年间，国际上的思潮和学说都已经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传到中国，无论在社会舆论、学界还是当政的各级干部中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新保守主义及其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都已经不是远在天边与我们没有干系的东西了。
就社会氛围而言，尽管主流意识形态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但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所必定附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胫而走，弥漫于社会。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现象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赢在起点”，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早教口号流行于世。尽管早在2002 年有识之士就对此提出批评，女作家池莉更是大声斥责这类口号“混账之极”。但是多年来， 这类口号不但没能得到制止，反而愈演愈烈，成了铺天盖地的权力话语，真有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婴儿乳汁的味道。针对成人的类似的口号更是不断在我们的传媒上张扬。它所传递的观念，就是把整个社会生活看作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动物般的生存竞争，把人生看作是一场输赢的赌博。这就是所谓的“适者生存”，或者说不适者淘汰(也就是不得生存) 。
凯恩斯曾经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形象地描述如下:把人生就看作是一场输赢的赌博。“生活的目标成为不断啮取树叶，直到能够得着最高树干，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能方式是，让脖子最长的长颈鹿活下来而饿死那些脖子较短的。”至于这种竞争性的斗争的代价则根本不予考虑。于是就把那些饿死的长颈鹿所遭受的痛苦，那些在争斗中落到地上并被践踏掉的甜嫩树叶，脖子较长的长颈鹿由于过量摄食而引起的不适，在这种原本温和的动物脸上所浮现出来的贪婪、焦虑等种种不愉快的表情等，都统统被略去了[4 ] (296) 。这种观念在德国哲学家尼采手里就演化为，只有强者才能生存的所谓“生命道德法典”。这本来是在西方市场化过程中发生的东西，而且为众多思想家和明智之士所不齿。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它却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其结果就是，人们关心或谈论的都是胜者、败者或强势者、弱势者(也就是被边缘化者) 。人们开始把人生看作是一场赌博，赌的不仅仅是金钱、股票、官位还是生命本身。“赢”成为人生的目标，无论在何种行业何种场合，处处都想赢怕输。赢则得意忘形，输则自惭形秽。给胜者戴上的一顶最为冠冕堂皇的帽子，就是“成功者”，或者叫做“成功人士”。“成功人士的标志”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广告词。铺天盖地的广告所定下的成功人士的“标准”就是香车、豪宅和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以至于当今人均GDP 世界上排名甚后的中国竟高踞奢侈品销量的前列。近来有些主流媒体也开始把“成功人士”这个称号用于专指那些有财产、有资本的老板们。于是大款、大腕、大官、大牌，就成为全社会仰慕或者妒忌的对象。至于那些辛勤劳作、为国家默默耕耘，但却囊中羞涩买不起那些奢侈品的众多普通的体力和智力劳动者，自然就变成了“非成功人士”，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属于“失败者”、“输家”的行列，更不用说那些默默地承受着改革代价的困难人群了。
传统文化中那种带有等级制的鲜明特征的“望子成龙”观念与此结合在一起，就使得“成功”不仅意味着财富，而且还需要高踞他人之上，成为“人上人”。于是荀子所斥责的“只讲‘势荣’不讲‘义荣’”的现象，再次在一些地方重演。“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成为荣辱的尺度。一味地以财富产业、功名利禄、门第势位等作为“成功的标志”。结果是刚刚富起来的或者有点权势的一些人群，就会如荀子所说“流淫污漫，犯分乱理，骄暴贪利”(即纵欲无度、恣意妄为，不择手段、违法乱纪，骄横暴虐、贪墨敛财) 。整个社会弥漫着“势荣”泛滥的气息。具体地说，是四个为荣:“唯富为荣”、“唯贵为荣”、“唯名为荣”、“唯奢为荣”。
更加需要提醒的是，此类观念之所以会广泛地流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学理上的支撑。自进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它就以主流经济学的姿态进入中国，并且取得了强大的话语权，也可以说成为了一种具有支配力的权力话语。如果仅仅就经济而言，主流经济学对于市场运作和经济运行的操作而言自然有其贡献。但是如凯恩斯所说，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说，本身所假定的一些理论的前提，本来仅仅是一种方便的假设而已。它们之所以被采纳“是由于这一假设是最为简单明了的，而不是因为它最接近事实”[4 ] (308) 。如果把这些假设视为事实，甚至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也就把新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当作普遍的真理和普世的价值。这样诸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类的政治哲学和伦理观念自然就会畅通无阻了。
令人惊讶的是，这样的事情却在中国发生了。我们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说——为例[10 ] 。最早提炼出这一概念的约翰·穆勒明确指出:对人的这种定义，仅仅是一种假设、一种抽象，而不是对人事实上是什么所作出的论断，更不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全面的概括。当这一假设把人视为仅仅是要取得财富和消费财富的时候，就把在“财富欲望”、“厌恶劳动”和“对当下纵乐欲求”之外的所有的人类感情和动机(如爱慕、良心、义务感以及对人类福利的关心，等等) 都全部抽取掉了。之所以要做这样的一种抽象，是因为“有一些特定的人类事务，其主要的公认的目的就是获取财富”。只有抽象出来，才能把市场中的经济活动与其他活动加以区别，以便对这类经济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揭示出它的规律来。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没有哪一个人的终生活动仅仅受追求财富的动机而不受任何其他冲动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若考虑到出于非财富追求的其他动机和行为，那么，一般而言，财富甚至不是人的主要目标，经济学“也并没有假装它的结论可用于对这部分非追求财富行为进行解释”。穆勒强调:“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会如此荒谬地认为人类事实上如此。”[11 ]
把“经济人”视为“事实上的人”的一个后果就是剥去了人类本来具有的“良心、义务感以及对人类福利的关心”等道德情感，结果是对利益的追求、逐利的市场竞争，就变成了赤裸裸的动物般的生存竞争。经济自由主义就这样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合流。
可是在中国学界却有一些人士，不仅把“经济人”视为“事实上的人”，而且提升为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有的经济学家要求以此出发来设计干部的激励和待遇制度，主张在此基础上确立我们的道德观念，声称只有赚钱才是理想。不仅如此，这种观念还渗透到许多学科，包括用以解释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历史人物。一本话说明朝历史的畅销小说写道:“斯密同志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讲三国的名人的一句名言:“诸葛亮买了刘备这支绩优股”，传达的也是类似的观念。这种状况，不禁使人想起凯恩斯在上世纪30 年代对英美社会的描述:对自由放任和生存竞争的推崇在一些地方甚至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可以让常人否认明显的事实[5 ] (302) 。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经济学帝国主义是密切相关的。即把“经济人”假设等经济学的概念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用以解释政治生活、道德生活、社会生活，甚至可以解释生物群体的行为。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也不能避免。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常常越出自己的专业领域，用经济学的语言，谈论政治哲学或伦理学的问题，张扬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与伦理观念。他们还结集出版了多本以“经济学帝国主义”为书名的文集，宣示自己的话语霸权。于是在伦理道德的问题上，在作为道德理论的基础的政治哲学的问题上，伦理学界、哲学界的声音也常常被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语所遮蔽。
在危机中全球的思想界已经开始着手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中国的思想界、学界尤其是伦理学界，难道就不该借此机会对20 年来中国思想界和学界的演变，好好地做一番清理和反思吗? 当然这种反思必须是冷静的、理性的、有分析的，而不是独断的，不仅要梳理观念，而且要厘清源流，对于这些观念得以流行的社会根源，尤其是社会结构的弊端以及一些经济、社会政策的后果，也要有所反思。
有人担心，清理新自由主义会清理到我们自己头上，这其实是多虑了。如果你真像凯恩斯说的那样，对新自由主义达到了宗教般的信仰的程度，那么正应该冷静下来，摆脱情绪化，好好地去面对事实，清理清理头脑。如果你真有一个冷静的、理性的和分析的态度，那么也就不会因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而去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
这种清理之所以必要，不仅因为主流经济学家关于伦理道德的高头讲章经常出现在媒体，不时对公众的观念进行导引，而且对我们的干部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有的干部把“自利的经济人”作为人生的信条，放任“财富欲望”、“厌恶劳动”和“对当下纵乐欲求”膨胀，把道德操守置之不顾，走上了邪路；还有的干部信仰的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把自己视为生存竞争获胜的“成功者”、“精英”、“强势人物”，内心深处认同胡佛的观念，信奉“依靠资本而不依靠劳动，依靠精英而不依靠大战，依靠强势而不依靠弱势”的原则[12 ] 。于是在设计制度、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就把共产党的宗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之所以难以落实，思想上的原因就在于此。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进行反思，需要下一点“见不贤而内自省”的功夫，而不能等闲待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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