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近六十年来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历程，可以看到，占多数钩五年计划都有一个战略重点。这些战略重点任务的完成，使我国的国民经济登上了一个又一个新台阶，使我们国家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战略重点是“一化三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战略重点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改革开放，第八个五年计划的战略重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战略重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近五年来，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贯彻落实这个战略重点任务，从而使农业在2004-20。5年增产的基础上，连年增产夺取了第七个丰收年，农民收入连续七年增收，农村消费市场扩大，农民生活普遍改善，农村社会稳定，这为抵御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为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准备了条件。

用10—20年时间着力解决好城市化问题

我国的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由此产生了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用10-20年时间，着力解决好城市化问题，是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关键。因此，很有必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加快推进城市化，列为十二五规划的战略重点。

第一，“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要靠城市化。农业要现代化，农民要富起来，城乡要一体化，必须解决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国内外的经验都表明，只有靠工业化、城市化吸纳众多农民，工业真正反哺农业，城市真正带动农村，才能解决好“三农”问题。

第二，扩大内需，使我国从投资、出口主导型转变为内需主导型国家，要靠城市化。城市是消费工业品、服务业产品的载体。中国已经是制造业大国，必定要构建成消费大国，才能实现良性运行。1990年代中期就提出要扩大内需，内需所以扩不上去，主要是因为城市化没有发展起来。

第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靠城市化。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要提高质量，提高效益。从产业结构分析，是制造业太重，服务业太轻。2008年的一、二、三产业结构是11.3：48.6：40.1。城市是第三产业的助产婆。第三产业长期发展不起来，主要是因为城市化滞后。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加快城市化。

第四，社会要更加和谐，社会要稳定有序，就要改变目前“半城市化”的状况，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加快城市化步伐。中国现有13．3亿人，按居住地和身份划分，大致是非农户籍并且住在城镇的人口占1／3，进城的农民工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占1／3，住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占1／3。但从产生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原因及其当事人分析， 2／3的矛盾产生在上述第二个1／3的人群里。2008年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488.5万起，其中盗窃、诈骗、抢劫三项侵财案占80.85%。据相关部门统计，这些侵财案件，70%以上发生在城市和城乡结合部，这些案件中抓获的犯罪人，70%以上是外地人，在这些抓获的犯罪外地人中70%以上是农民工。再有，这些被盗窃、被诈骗、被抢劫的受害人，70%以上也是农民工。

从这四个70%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到：当今中国，有很大部分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城乡体制、不合理的户籍体制和不合理的农民工体制。在各现代化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都有大批农民进城，成为工人，成为市民，他们的经济、社会地位都是提高的，他们并不是产生社会矛盾的主要群体。所以，为维护社会稳定有序，促进社会更加和谐，也要加快城市化的步伐。改革目前的户口体制，改革农民工体制，使农民工脱帽成为工人，使农民成为市民，这既是加快城市化的需要，也是从源头上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的重大措施。

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中心，是工业化发展的条件和必然结果。城市能够聚集和配置好各种资源，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从上世纪末，国家提出城镇化战略以后，城市化的步伐已经加快了。1998年的城市化率33.4%，2008年达到45.7%。提高12.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23个百分点，每年增加城镇常住人口1906万，城市化已经很快了。但为什么还会产生如此繁多的社会矛盾呢？问题主要出在建设什么样的城市和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问题上。

第一，因为历史原因，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格局，长期实行限制城市化的发展。1998年提出建设小城镇，实施城镇化战略，设想把农民引导到小城镇去就业和居住。但一经放开，蓬勃发展起来的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后来又提出“以大带小，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近几年，有18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立国际化都市，也有人提出中国要建20个大都市圈的设想。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怎么走？未来14亿多人口在空间上如何分布？要实现什么样的城镇化格局？这些大事都要及早有个明确的说法，不能再这样各自为政地走下去。

第二，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实行城市化，当然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要按公平交易、等价交换的法则办事。但是，这次城镇化浪潮，开局就从无偿、低偿圈占农村的土地开始。名日“经营城市”。十几年工夫，近亿亩良田被征占（1996年国家公布有耕地19.6亿亩，现在已不足18.3亿亩，减少的1.3亿亩中的一部分是退耕还林）。由此产生了约5000万失地的“三无”农民，产生了数以万计的贪官污吏，也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发土地横财的亿万富翁。

近些年，国家三令五申要保护18亿亩耕地，于是，这些人就转向农民的宅基地和城市的老房子。有些城市，成片、成区地被拆，有些县成村、成乡、成县地被拆（如山东诸城）。美其名日：改造危旧房，建设新民居。实质是贱买强抢城乡居民的土地，牟取暴利。当下城乡的这股拆迁邪风，愈演愈烈，而且还正在蔓延，后果极其严重。村民居民，平头百姓，无力抵抗，只好上访上告，集体抗争，投诉上级政府，这是这些年信访总量和群体事件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现在是到了立即叫停这种不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野蛮拆迁，强抢贱买居民土地的时候了！

第三，十六大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十七大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这本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也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做了很多工作，力求加快实现城乡一体化。但是，由于对“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社会体制和社会政策还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如户籍制度等）和调整，所以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基本上还没有破解。表现之一是，虽然我们破天荒地免除了农业税费，采取了多项惠农强农政策，但是城乡差距还是在扩大。199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2.51：1，到2008年扩大为3.31：1。

表现之二是，虽然在199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各地政府认真贯彻落实，解决了农民工的很多问题，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存在着与正式工人两种身份、两种待遇，两种期待，两种心理等问题，农民工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现在，新一代的农民工每年还以近千万人的规模向城市涌来，渗透到城市的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团体等各个角落。上海市长感言，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已经进到城市里来了。亿万农民工的到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城市实际上已“少不了”、“离不开”农民工了。毋庸讳言的是，由此也产生了前面讲过的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显然，农民工体制必须改革，因为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建设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社会主义新城市。

第四，城市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发展有其自身生长、发育、发展的规律。城市有机体的诸要素必须协调发展，特别是经济和社会必须协调发展。可是，我们有相当多钧城市，长期以来，把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得过了头。没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必要的社会体制改革，没有进行相应的社会建设，形成了经济建设这条腿长，社会建设这条腿短的不平衡、不协调状况。就业难、上学难、看病难、养老难、住房难的呼声多年不绝。这样的城市怎么能平安？怎么能宜居？怎么能和谐？我们要建设经济和社会发展协调的城市，真正能够实现业有所就、劳有所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理想，这是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新城市。

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教授斯蒂格利茨说过：21世纪人类最大的两件事情，一是高科技带来的产业革命，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实现城市化，这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面临要实现的重要任务。所以，有必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列为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战略重点，从此，走出一条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实现中国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