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自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无论从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便全面展开，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历史实践，在各个历史阶段均呈现为不同的时代主题和问题意识。然而，应当看到其中质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声音也间有泛起。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尝试辨析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分别。从学术上看，这样的讨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标志之一，有助于我们澄清某些认识上和理论上的误区。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我们正面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趋势，如何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分析和破解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发展现状，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理论创新的一部分，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使命。
常绍舜：当今主要任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我认为，它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任务，因而也不应当成为我们今天研究的主要课题。我国今天面临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提法本身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给限制住了：它是指近代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即主要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叫马列主义。历史表明，这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由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人基本完成了，这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因此，如果今天再把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为主要任务来强调，无疑会否定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对今天实践的指导意义，这无论对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还是对指导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不利的。
其次，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主要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由于这些思想和理论同样具有历史的局限性，难以完全适应今天和今后的情况，因而也必须对其进行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行，我们党近年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等理论正是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体现。由此可见，我们今天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应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则应是我们今天的主要课题。
当然，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或者叫马列主义是一个无尽的宝库，人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并且应该从中吸收有用思想来指导当前实践的，特别对于其中有着普遍适用性的内容更是如此，但这不应成为我们今天将其作为主要任务的理由。或许有人会说：我们所讲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包括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整体，但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相矛盾的，因为这种马克思主义中已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内容了，若再将其中国化岂不就犯了同义反复的错误了吗！
（原载《社会科学报》2006年9月7日）
王锐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该结束了吗？——与常绍舜同志商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年来的热门课题，甚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中也有这样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然而，近日上海《社会科学报》刊登了《当今主要任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文（下文简称“当今”），此文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出现为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当今”一文提出的问题似是而非，而且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是否还有现实需要，如何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等问题，因此不可不辩论清楚。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基本完成了”吗？我们知道，迄今为止，人们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看做统一的东西，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成功地结合，马克思主义被创造性地中国化了。这就有了中共党史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是，已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在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任务尚未完成，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能、也不会结束。我们坚信，继续前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将结出更多的、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果实”。“当今”一文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的论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理论界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和澄清。
第二，应当从实质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今”一文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原因在于它没有从实质上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只要我们还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建设，这个“结合”就始终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原理与中国实际的关系的理论概括，是一个将长久存在的过程，它不会因为我们在“结合”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而“基本结束”。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个过程来说，过程的全部要素中，核心或者实质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没有这样的结合，任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无从谈起。而且，根据“结合”的不同情况和问题，我们可以区分不同层次的“结合”。一种是浅层次的结合，它只是触及到对中国实际的非本质方面的认同；另一种结合是触及到对中国实际的本质方面的认同。“结合”能否达到对实际本质的认同，取决于对实际存在着各种利益不同的群体的冷静剖析。离开这些分析，就不可能有对实际的本质的认同。总之，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革命与建设历史，都是发生在作为总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实践之上的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结合”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但它是决定性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实质和核心。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未有穷期。作为一个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有其重点领域的。迄今为止，重点领域的转移是从政治向经济的转移，而目前则有向文化转移的趋势。（1）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际，充当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的是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农民大众。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首先是对旧社会批判的革命的武器。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提到首位的自然是政治斗争、革命的问题。在这个阶段中，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来说，最主要的一条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没有这种独立自主，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何可能性。（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点领域的转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文革”结束时，政治斗争与革命主导中国社会的态势也随之划上句号。改革开放给我们党带来了一个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新时代。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领域便转移到了经济。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看，邓小平理论的成功之处也就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真正实事求是地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的结果就必然是理论的大胆创新。大胆创新正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最突出的地方。（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重点领域转移——从经济向文化的转移——发生在21世纪初。向文化的转移绝非意味我们的工作中心不再是经济；而是说，经济的发展要与文化一体化，要关注文化中的核心问题——人文价值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个新世纪开始显露出来的主要领域转向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相信，这个转向随着时间的发展，必将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出丰富的理论成果。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这样的成果。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将继续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越来越多的思想瑰宝。
第四，作为思想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名与实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只执拗于概念有时会陷入名与实的矛盾。“当今”一文所提出的问题——已经有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还去讲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义反复”——就有些与此类似。然而，就实质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必须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起到改造世界的作用。这个道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已经成为他们观察世界、处理问题的思想方法论。那么，对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来说，它们作为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被人们应用来解决现实问题时，是否可以超越这个“结合”的思想方法论呢？笔者以为不可以。因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并不是一个可以到处套用的抽象公式。应用它们时，必须与新的实际相结合，这是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这样看来，我们在有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后，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当前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仍然需要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出更多、更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即便是坚持已有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仍然需要把它们与本国的当前实际相结合。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宣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被认为是基本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原则和概念，其最一般的内涵就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这两个方面。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与现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与本民族的具体实际、本民族特征相结合的、具有民族特色、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与当代化是不可分割的、互为前提的。可以这样期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将越来越显示它的时代特征和当代性，但是不会因此失去它的民族性（中国化）。
（原载《哲学动态》2007年第1期）
常绍舜：再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答王锐生先生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是当前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我用心读了《哲学动态》2007年第1期发表的王锐生先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该结束了吗？》（下文简称“结束”），深感获益极大，很多我原来没有涉及到的问题，“结束”一文都提出来了，并且做了正确解答。但我经反复研读后，又觉得在有些方面并不同意“结束”一文的见解。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辨识。（1）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马克思主义之所指为何，“结束”一文并没有给予分析，而这恰恰蕴涵着笔者与“结束”一文的根本分歧。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典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局限：一是在欧洲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反映了欧洲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二是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期产生和发展的，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也正因为它有这两个局限性，所以，毛泽东才提出要将其中国化的问题，否则，它也就没有必要中国化，而直接拿来应用就行了。（2）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对它的认识包括：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现代形式（之一），或者说是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之一）；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式；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其发展的基本阶段和主要内容。应当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阶段并没有结束，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它又增加了不少新内容，比如“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理论，都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虽然有联系，但两者又是有区别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能代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为：逻辑起点不同；过程的重点不一样；与中国当前实践的关系不一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结果”，它也有着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的原创思想。
第二，拙文认为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任务是建设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结束”一文则根本否定这一点，因而，有必要重审这一观点的理由。一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历史经验决定的。事实说明，离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会成功无望。二是由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实践需求决定的。为了适应当前社会实践的需求，我们就必须集中主要力量去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括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科学社会主义等内容。三是由共产党人的基本历史使命决定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建立本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各国共产党人的一项主要任务，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例外。四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历史进程决定的。自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形成以后，这个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学习和消化阶段已经基本完成，因而也就不再是主要任务或主旋律，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主创新——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应提上工作日程，成为当前的主要工作内容。
第三，把建设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当前学术界的主要任务并不等于取消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原理中国化的工作。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永远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在这一点上，我从未迟疑也不会迟疑。然而，这种研究再重要，其与建设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任务相比却只能是第二位的，并且带有从属的性质，这就是拙文“当今”所要表达的真实含义。
第四，当前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已经有80余年的历史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代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然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无限的发展过程，它不可能停留在当今阶段就不发展了。那么，我们今天如何继续建设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呢？对此，历史揭示的途径有两个：其一是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发现新原理，然后与中国现阶段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二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前者是从理论来源方面讲的，后者则是从实践来源方面说的。这两个途径都不可偏废，但第二个途径应该是我们工作的主要之点。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而言，研究文本是必要的，但它又是第二位的。我们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当代中国的现实经验上。
第五，使用概念要不要遵循逻辑规则。至于“结束”一文对“名与实的矛盾”的说法我并不同意：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个日常用语，而是一个科学概念，既然是科学概念，它就应该遵循着一般的逻辑规则即名与实的统一，而不能相反，否则就无法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二，有一个办法可以克服这一矛盾，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换成马克思主义当代化，而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就可以解释为全部以往马克思主义形态中的一般性原理了。可是这样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命题便难以突显出来。其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几十年艰苦奋斗的结晶，这是各国共产党人有目共睹，并且普遍接受的，我们大可不必担心遭人诟病。其四，如果翻一翻我们党近20年来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文件，就会发现处处写着以毛泽东思想或邓小平理论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用语，这实际上正是在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其五，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结束”一文所讲的情况，即为了考虑国际影响，暂时不用某些话语，允许名与实的暂时分离，但这样做是基于特定的历史环境，而这样的历史环境现已不复存在。在现实情况下，如果还继续允许名与实的长期分离，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表现出我们在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缺乏信心。
第六，这场讨论的意义。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情况下，理论界究竟是应把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任务，还是应把建设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任务，这是本文与“结束”一文争论的实质。实际上，它也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两种不同倾向。通过平等讨论，把这一问题搞清楚或者基本搞清楚，有利于端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并发展好马克思主义，也更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原载《哲学动态》，2007年第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