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无须论证，关于19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无论是在国际政治学，还是在历史学领域，都是最受各国学者重视的研究课题之一。早在1960年代中期，即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对此著书立说了。[1]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2]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和俄国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经过1996年1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与香港大学举办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1997年10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举办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把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潮，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3]
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关于中苏分裂的过程及原因，特别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关的讨论和分析层出不穷。这里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深层原因，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意识形态，乃至领袖个性，进行了探讨。[4]另一个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具体过程，即由于哪些因素、情况、事件的接替或同时出现，并形成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终于使中苏分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5]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们关心较多的事件，如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第二次台海危机、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中印边界冲突、古巴导弹危机等，基本上都属于中苏在对外方针和政策方面的分歧，或涉及双方的主权和利益冲突。而讨论中苏各自的国内政策，并由此影响双边关系的论著，尚不多见。
本文将着重分析苏联对1950年代后期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方针——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为代表——的态度，以及因此而引发的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过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在中苏关系演变中所起的作用，许多国际关系史论著都有提及，如祖伯克和普列沙科夫提到，赫鲁晓夫对中国“大跃进”的最初反应是困惑和反省[6]；艾伦·惠廷认为，“大跃进”使得中国对苏联的需求日益增长，而苏联官员对此极为不满，因而加剧了中苏同盟的摩擦[7]；张曙光也强调，为了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寄予很大期望，但莫斯科担心和提防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没有满足中国的要求，从而导致双方结怨[8]；陈兼则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毛泽东自鸣得意的“继续革命”思想的具体表现，并注意到赫鲁晓夫对此采取的沉默和反对态度使毛泽东颇为不满[9].不过，大多语焉不详。中国史研究者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的历史早已经进行了深入探讨，[10]但把这两者与中苏分裂联系起来考察的人很少，至多是在讨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成的原因时，论述了毛泽东如何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过程。[11]
总之，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上，究竟中苏之间有什么分歧？苏联对此是否持反对态度？是怎样反对的？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作何反应？这种反应与中苏走向分裂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比较详细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利用目前能见到的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以及当时的报道材料，试图重现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并说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分歧的实质究竟在哪里，这一分歧又是怎样成为中苏走向公开冲突的一根导火索的。
竞赛的目标：超英赶美还是赶美超苏
到1950年代中期，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成为亚洲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中国奠定了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而波匈事件的“圆满解决”则有赖于中共领导人的出面相助。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中共和毛泽东本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毛泽东此时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与苏联的关系，自然是斯大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已经开始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阵营的问题了。因此，尽管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并认为赫鲁晓夫“捅了娄子”，但中苏关系并未像许多研究者估计的那样受到影响。特别是到1957年夏秋，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做出的谴责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则立即同意全面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中苏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莫斯科会议之前，毛泽东与苏联大使尤金的一次谈话充分反应了这种状态。对于赫鲁晓夫事前把苏共为莫斯科会议准备的声明草案送交中共征求意见，毛泽东显然感到满意，他坦率地就和平过渡、社会党人和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的提法或写法提出了建议。接着，毛泽东谈到了中苏两党的关系：“在许多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日趋接近。我们对于你们解决斯大林问题的做法有过不同意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分歧变得很小了。”“对于其他问题的不同意见，也已经或者消除了，或者观点接近了”。毛泽东还对赫鲁晓夫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应当承认，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大改善了各国共产党的形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在内。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就好像是为我们党揭去了这个盖子。是谁让我们大家更容易、更正确地认识了个人崇拜？是赫鲁晓夫同志，为此我们十分感谢他。”[12]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毛泽东第二次来到莫斯科。
与1950年访问苏联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次，毛泽东在莫斯科出尽了风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只有当毛泽东讲话时，全场才起立鼓掌表示敬意。[13]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照本党中央通过的讲稿作报告，只有毛泽东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14]在会下，毛泽东俨然莫斯科半个主人，游说于东欧各党领导人之间，努力化解他们与苏共的矛盾，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要“以苏联为首”。[15]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可替代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将联手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前进。[16]
然而，有一件事情却被苏共抢了先机，即赫鲁晓夫在倡导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的方针时，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当然不甘落后，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大好形势下中国的奋斗目标：“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17]12月2日，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次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了这个目标。于是，“超英赶美”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18]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时，便形成了要加快建设速度，并首先在农业上有所突破的想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使用了“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认为是个发明，后来还建议向“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者颁发“博士头衔”。[19]1957年12月30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批注：“发展工业，加强农业，我们正在作。公社办工业，我们比斯大林胆大。”又谈到：解放后搞经济建设，“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6年春提出“十大关系”时就想，“苏联在1921年产钢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1800万吨，20年中增加了1400多万吨”，“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20]看来，毛泽东不仅早已有跃进的思想，而且从一开始就是以苏联为竞赛对象的。
毛泽东曾在私下谈过，他与斯大林打了个平手，但与赫鲁晓夫还略占上风。这当然不是仅就政治而言的。这次从莫斯科回来，毛泽东感到压力很大，性情也显得急噪起来。毕竟，口号是公开喊出去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难道比打败蒋介石的800万军队还困难吗？我不相信！”[21]
回到北京后，在与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谈到了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困难，“问题在于，你们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先驱者”。毛泽东说，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苏联可用25-30年的时间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22]这无疑是在暗示，中国的发展速度将超过苏联。当然，毛泽东在党内的讲话就开放多了。1958年3月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大讲照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害死人，大谈斯大林压制中国革命，而对未来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23]他认为“只要总路线正确，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力量，早晚一、二年，乃至三、五年完成四十条任务，也不算没有面子，不算没有荣誉。有人说我们13年抵苏联的40年，很好，应当如此。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不同，我们可以比他们快，有客观条件。”[24]在为3月22日讲话准备的提纲中，毛泽东写了一句很能代表他此刻心态的话：他指责党内那些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人说，“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而不自觉”。[25]
掌握了真理，又懂得发动群众，中国的赶超速度自然应当不断加快。2月3日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向人大五次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时，已经考虑了15年左右赶上英国这一目标。在南宁会议要求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精神鼓舞下，冶金部长王鹤寿3月20日向毛泽东报告，只要“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中国的钢铁工业“苦战3年超过八大指标（1050-1200万吨），10年赶上英国，20年或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三次表扬王鹤寿的报告，在5月2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更称之为“一首抒情诗”。于是，毛泽东在4月15日宣布：“我国的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是那样长的时间了。”又解释说：“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26]但这个口号很快就改变了。
在5月5日到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发言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指标，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则论证了钢产量指标的依据，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5年就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的情绪立刻上来了，但他的眼光是盯住莫斯科的。他在5月17日发表讲话说：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这是斯大林提出的，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是列宁提出的。……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我们的口号是高明些，因为是先生教出来的学生，应当高明些，后来者居上嘛！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苏联是20年加半年，把钢产量从400万吨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1943年的产量），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一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个方法。都是搞社会主义，他们是自上而下的方法，我们是自上而下又发动群众。毛泽东还兴奋地说，林彪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十几二十年就可以赶上世界上一切国家，还可能超过美国。5月18日毛泽东又在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明确讲：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同一天，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正式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27]
一个月后，赶超的速度再次提高。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1962年，我们要达到6000万吨钢，接近苏联。至于超过英国，那不要多久，不要什么15年，明年就可以了”。“我们3年基本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28]第二天，毛泽东在薄一波提交的国家经委汇报提要上批示：“赶超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并将汇报提要改题为《两年超过英国》。[29]6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军委扩大会各小组长开座谈会，直接提出了在钢产量上赶超苏联的目标：“到1962年，可以达到7500-8000万吨。赶上英国不要5年，2年、3年就可以了。5年可以赶上苏联，7年最多10年就可以赶上美国。”[30]
毛泽东需要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提高，更要加快改变生产关系。1958年年初，毛泽东就开始构想未来中国的理想蓝图，3-4月间，先后同刘少奇及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陈伯达谈过“乡社合一”和公社的问题，并由中央正式提出“小社变大社”的意见。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作《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的讲演，首次公开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这个讲演随即便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在8月初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一句“人民公社好”之后，转眼间全国就开始公社化了。当时全党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31]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同时又可以进一步推动更大的跃进，一直把中国推向共产主义。
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已经把人民公社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了。8月29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32]此后，毛泽东非常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
11月在郑州，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批中央领导人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对比中苏的情况，讨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坚定地说：“苦战3年，再搞12年，15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对比苏联，毛泽东则认为，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这种过渡，斯大林是千难万难的，38年、39年未说明期限。”这还仅仅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是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毛泽东指出，中国“现在已开始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苏联只是在吹，“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33]而中国的人民公社就不一样了，“公社是1958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物。公社是实行两个过渡的产物。目前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即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将来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渡。是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最好的基层单位。”[34]因此，毛泽东断定中国开辟了走向共产主义的新途径：“如何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如何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斯大林没有找到适当的形式，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们有了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35]毛泽东还为这种过渡设计了许多条件，他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写了如下批语：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36]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这些条件在苏联都是不具备的，所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恐怕中国要抢先一步了。
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甚至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1958年9月，中共徐水县委会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以后在国家计委、中央有关部和河北省委的具体领导下，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修改和充实，于11月提交了规划草案的综合部分，其具体要求是：到1960年基本建成社会主义，从1961年到1963年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37]
总之，到1958年底，毛泽东不仅坚信中共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正确途径，而且感觉到，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国将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不过，此时自视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的毛泽东，表现出一种颇为大度的领袖风范。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表示，即使中国先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大门口，也不进去，而要等待苏联。他意气风发地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苏联已经搞了41年，再搞12年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的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我们抢上去，苏联脸上无光，整个全世界无产阶级脸上也无光。形势逼人，我们要逼他先过渡，没有这种形势是不行的。你上半年过，我下半年过，你过我也过，最多推迟三年，否则，对世界无产阶级不利，对苏联不利，对我们也不利。”[38]毛泽东完全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领导者姿态讲这番话的，同样的话，如果由别人嘴里说出来则是不可以的。所以，当赫鲁晓夫后来提出“对表”[39]时，毛泽东一方面批判说，“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对表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一方面又嘲笑说，“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40]
毛泽东认为中共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自然希望得到各同盟国，特别是来自莫斯科的认可和支持。果然如此，也就等于承认了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
苏联的态度：从热情支持到谨慎反对
在后人的一般印象中，好像苏联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来就是持反对立场的。其实不然。首先，对于“大跃进”运动，苏联开始热情支持和赞扬，后来逐渐冷静下来。其次，对于人民公社，苏联开始表现出极大兴趣，接着一直保持沉默。最后，总体上说，苏联下层社会表现比较积极，上层领导则始终保持谨慎态度。而苏联真正公开表示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中苏之间爆发大论战以后的事情。
就“大跃进”运动而言，从当时苏联社会层面的反应看，基本上是热情支持的，报刊上也是一片赞扬声。同时，对中国宣传的一些具体经济指标，很多人持怀疑态度。
1958年7月26日新华社自莫斯科发出一篇通讯，综合报道了苏联社会对中国“大跃进”和总路线的反应，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总路线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也有人对具体的目标和任务表示怀疑，如1962年生产5000万吨钢，试验田亩产小麦7000多斤等。[41]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时，表示出对中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极大兴趣。如建筑工程师阿尔辛切夫说：“你们现在建筑速度是惊人的，14天的时间就可建筑一所楼房，而且还是用手工，我们用机器还没你们快。”少先队辅导员沙依科说：“上海在4年中有70万人搬进了新的住宅，莫斯科在4年内才有60万人搬进新的住宅，这说明了中国的速度比我们快。”[42]
从苏联当时的报刊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扩大会议后，苏联加强了对“大跃进”运动的报道。《真理报》从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关于“大跃进”的报道，都是以二栏或三栏标题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标题为“人民首创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创造力无穷无尽”等。[43]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关“大跃进”的消息，其中包括关于北戴河会议、小高炉、发动群众的报道，以及云南、内蒙古、甘肃等地少数民族地区地方工业和文化发展的情况。[44]苏联军方的《红星报》9月4日载文说，“大跃进”这句话表现了中国6亿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况。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使国家进入世界先进工业强国的行列。文章指出，刚刚建国9年，中国人民就提出了赶上英国的口号，这种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所难以想像的。中国不要15年，而只要几年就能够在钢铁生产方面超过英国。文章特别指出，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劳动成就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欢欣鼓舞的泉源。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更加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就是中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国际意义。[45]据新华社统计，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发出了约50条关于中国工业、农业和文化大跃进的消息”。[46]
对“大跃进”运动提出具体意见最多的是那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如针对不顾条件地强行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的做法，冶金部苏联专家坦率地提出：一、土法炼铜不能到处都搞，应具备必要的条件。要有富矿，或者矿石经过选矿后含铜量能达到5-7％。炼铜炉宁可建少一些，但要正规一些，应有鼓风设备。土法炼铜也要过技术关，风量、风温、产品规格都要有规定。二、建工厂应具备国家批准的铜矿储量。贵州铝业公司设计能力为年产铝氧28万吨，像这样一个大型企业到现在还没有国家批准的比较确切的矿石储量，建设起来是很危险的。还有的企业，甚至只有几张地质勘探的剖面图就开始设计，也是很不合理的。三、基建工程到处开工，不分轻重缓急，人力物力使用分散，结果必然是哪一个也建不成。如云南省东川铜矿一下子要建设9个选矿厂和12个矿山，显然是力不从心的。[47]苏驻华大使馆参赞、经济总顾问符明参观上海电缆厂时也提出：有很多新建的工厂布局和配置不合理，建议今后一定要先搞设计，先在平面图上进行研究，考虑成熟后再施工；工资制很复杂，应该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调整，有些工厂计件工资是可以促进生产的。[48]
笔者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比较全面地代表了苏联官方当时对“大跃进”的评价。1958年7月26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国内送回一份长篇报告，在这个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绝密文件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中国1958年上半年经济、政治、外交的状况。报告首先肯定了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认为，“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急剧发展的持续增长，广泛地进行加快国家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技术和文化革命）”。“根据初步资料统计，1958年上半年中国工业部门总产量与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34.1%”。接着，报告分析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这些成绩理所当然地是与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党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社会主义当权派进行了斗争，与富裕中农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农村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这些经济文化成就还与党在开展整风和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密切相连。”报告对中共的国内政策持完全赞同的意见：“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尽管报告人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大量经济发展指数“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但仍强调，“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报告在结论中不仅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从而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而且预言，中国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在钢铁产量方面15年超过英国的目标，至于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2-3年内就能实现”。在讲到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报告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在最近几年中的工作，谴责了右倾动摇分子，明确地表述并深刻地论证了党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拟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速度，这样的速度可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进入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报告人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农业生产中的极大热情和干劲，认为“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的广泛，总路线的主要思想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到国内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49]
不久以后，在另一个报告中，大使馆对一些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不注意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的现象提出了指责。1959年1月27日，安东诺夫又向国内报告说：“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50]
对于中国的“大跃进”，苏联领导人总体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尽管没有过多的吹捧。在1958年夏天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曾谈起了“超英赶美”的话题。赫鲁晓夫声称：“10-15年以后，我们可以在一系列产品方面赶上美国的水平”。谈到中国的情况时，他称赞说：“中国同志提出的计划，连我们这些见过世面的俄国人也不能不感到惊讶。虽然我们不懂你们的方块字，但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计划的话——对于你们能够完成计划，我们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这对你们亚洲的邻国将是一个很大的震动。”[51]或许赫鲁晓夫有些言不由衷，但至少还没有对“大跃进”说三道四。
甚至在一年后中国人的狂热已经受到挫折时，苏联人对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仍然表示钦佩。1959年6月13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等参观上钢三厂，对该厂只用5个月就建成轧钢车间大加赞扬，并称赞工人干劲大。他说：这样一个车间，在苏联1年建成已经算是快的，但你们只用了5个月。扎夏迪科的助理特卡钦科说：应该派苏联建筑工人来学习。第二天参观上海机床厂，扎夏迪科又对该厂改进苏联图纸后生产的齿轮磨评价很高，说是达到了世界水平。[52]9月13日，苏中友好协会理事会副主席杜伯洛维娜在一次庆祝国庆节的晚会上说，1958年中国人民取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成就，这一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人民实现的大跃进，全体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53]
由此可见，至少到1959年夏天，除了对一些具体的生产指标和产量数字表示怀疑外，苏联社会从上到下都是支持和肯定中国的“大跃进”运动的，特别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干劲大加赞扬。
不少研究者都认为，由于反对中国“大跃进”的做法，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他们急需的技术和经济援助。[54]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存在某种误解。
据新华社记者当时从莫斯科的报道，“大跃进”初起时，苏联几乎所有经济区都有为中国生产订货的任务（其中有86个经济区承担的任务特别多），全苏联为中国制造订货的有数以千计的工业企业，帮助中国进行设计工作的有上百的设计机关。“他们为支援中国的大跃进、及时供应机器设备，采取了许多措施。在为中国制造设备的工厂和车间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为人民中国完成订货’的鼓动标语。工厂行政和党组织也把检查运往中国的机器设备的生产情况作为检查整个生产情况的一项内容。对于中国的另外一些重要建设，如包头钢铁联合企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丰满水电站、北京热电站等，苏联有关的企业也准备提前完成订货。”[55]实际上，苏联在“大跃进”期间同意增加援建的项目，并不少于“一五计划”期间已经投产的项目。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在“一五计划”中苏联援建的项目，在执行的过程中，由于若干项目合并建设，总数改变为166个。这些项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产的有113个。从1959年开始，除了已经签定协议的项目外，根据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先后签订的两次协议，苏联还将帮助中国进行125个企业的建设。[56]
至于苏方有时不愿增加定货或推迟交货，确有许多技术原因，而非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常随意改变项目计划和合同而给苏方造成的困难。李强说：“过去二、三年内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跃进、下马和现在的大跃进，我们的跃进、下马都波及了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要求他们也跟随着我们跃进、下马。例如，1955年冬季，为了提前完成建设和新的建厂要求，先后向苏联提了两个备忘录，之后，在1956年4月7日中苏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55个项目的新协定，1956年5月31日苏联提出了备忘录，同意满足我国部分企业的设计和设备提前交付的要求。后因下马，有若干项目坚决要撤消、推迟或缩小规模，到了1957年12月14日才签订了新的议定书，其中规定：苏联援助我国的全部项目211个，撤消45个，推迟98个，即占全部项目的2/3强，苏联同志在签字时说：”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变动吧！‘不出所料，签字后第三天国内就发电报要求变动。在同一时间，东欧各兄弟国家帮助我国建设的150个项目中，我们一次就撤消了8项。现在我们正在大跃进，有些部门又直接要求苏联和东欧各兄弟国家跟着我们跃进；过去已撤消的现在又要求重新订货；原来确定推迟的，现在又要求提前一年到二年交货。“[57]因此，一些苏方经济部门拒绝中方的要求，是有正常理由的。照此看来，有些学者提出的下列情况也是真实的：中国当时建设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苏方有时无法按时实现中国的全部愿望和要求。[58]
至于苏联对人民公社的态度，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苏联社会当时的反应主要是对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虽然也支持中国人民的创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对公社具体内容的了解。关于北戴河会议提出人民公社的问题见诸报刊后，1958年8月22日，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向国内建议，“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59]据北京团市委报告，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团代表们于9月访问北京时，就对人民公社问题甚感兴趣。[60]苏中友协积极份子专业旅行组参观上海郊区塘湾公社后，也提出了涉及从生活到生产的许多问题，如公社是否办学校，是否有集市贸易，每个农民有多少自留地，公社管理委员会是如何产生的，公社干部是否脱产，公社有无自己的报纸，等等。[61]
1958年9月20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苏联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和注意。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所曾专门就人民公社进行了讨论，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人甚至认为，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超过了集体农庄。由于苏联报纸对人民公社的介绍还不多，所以很多人都询问人民公社是什么样的组织。《真理报》1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全文后，许多苏联读者希望更多地介绍中国人民公社的具体情况。有人问，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产主义，人民公社是否比集体农庄优越等问题。[62]
苏联民航总局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诺索夫于1958年11月19日奉调回国。在临行前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参观期间，他对陪同前往的专家工作室副主任李树藩谈了一些他个人对人民公社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看法。诺索夫说，1922-1923年苏联曾有过人民公社，公社中农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基本上完全实行了供给制，但后来事实证明公社的形式搞得过早了。目前苏联的同志认为，在社会生产还未达到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时候，应该实行“按劳取酬”的制度。“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比较合理的分配方式。他承认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但相信，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积极拥护的基础上提出实行人民公社制，当然是正确的。不过诺索夫也指出，在苏联目前的情况下，搞公社还太早，向共产主义过渡还要创造许多条件。他强调只有在物质非常丰富，可以满足人民需要情况下，才能改变“按劳取酬”的制度。[63]《真理报》驻华记者杜慕嘉1958年11-12月在广西采访时，也对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分配原则等提出了许多问题。[64]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两位副领事柯华列和董卡诺夫对公社化问题议论很多，也有一些疑问。如实行供给制是不是男女都穿一样的衣服？生活集体化以后是不是取消家庭？[65]1959年6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迪科访问上海郊区马桥人民公社的情形也表明，很多苏联人都急于了解人民公社究竟是怎样组织生产和生活的。[66]
或许就是因为对人民公社缺乏具体的了解，苏联报刊最初很少报道这方面的情况，这引起了苏共中央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的注意。1958年9月6日，副部长尤里·安德罗波夫专门就中国正在开展的人民公社运动给苏共中央写了报告。安德罗波夫首先报告说，“在中国报刊上”，把建立人民公社运动“看作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而“人民公社则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报告特别指出，虽然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规模已经很大，但中国报刊强调，不应急于“把所有地方的集体所有制都变成全民所有制”，运动本身“也不意味着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已经完成”。讲到苏联应对人民公社问题作何反应时，报告强调：“中共非常重视人民公社这个组织。从今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以及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大量材料中，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为了给这个群众运动奠定理论基础，北京出版了《论共产主义公社》文集，其中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公社的著作。而在最近一个时期，我国报刊上和电台广播里几乎没有阐述过这个重要问题，这可能引起中国同志们的怀疑。”为此，安德罗波夫提出，“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但是，鉴于“中国报刊上一些关于公社的提法，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的印象，似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阶段，所有国家都有建立公社的经验”，报告认为，“同时还应该组织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报告还建议采取三项具体措施：一、“指示中央的报纸，首先是《真理报》、《消息报》，系统阐述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首先公布中国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和材料。”二、“委托经济所和中国学所搜集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人民公社的消息和材料，待4-5个月后向中央提交这个问题的材料。”三、鉴于苏联使馆8月22日的建议“可能会遭到中国同志的曲解，看成是我们怀疑中共建立人民公社方针的正确性”，因此“最好委托苏联外交部正确指导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委托大使馆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应对中国朋友们掌握这样一种分寸，不让他们产生我们特别关心这一问题的错觉”。[67]
然而，对于人民公社的报道并没有增加。1958年10月，塔斯社专门报道农业的消息有两条，但没有报道人民公社的情况。[68]《内部参考》多次借西方报刊的报道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苏联官方的报刊对人民公社未做过任何评论，甚至也很少报道。直到1958年底，没有任何权威的苏联领袖谈起过中国的公社。尽管建国9周年国庆纪念活动提供了明显的机会——那时各地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正处在最高潮，但苏联报刊发表的文章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其中专门谈公社问题的只有地位比较低的《文学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在莫斯科电台为了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9周年而广播的215篇评论中，也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69]在11月6日北京举行的纪念苏联十月革命节的招待会上，尤金大使发表了一篇简短演说，其中对正在中国大地兴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只字未提。[70]
出现这种情况的关键原因，是苏共中央经过研究认为，中共在人民公社问题上犯了急进盲动的错误。而苏共中央政治局里由安德罗波夫负责的一个研究小组提出了如下两种非此即彼的抉择：“或者是为了苏中关系正常化而赞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欺骗国际工人运动。或者是为了维护真理把人民公社评价为一种‘左’倾政策的表现，但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会走上一条加深苏中两党分裂的道路。”研究小组最后一致认为，“为了保持苏中关系的稳定，应当暂时不去注意人民公社问题，就是说，对它既不称赞，也不批评”。这个意见得到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赞同，于是在苏联报刊上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发表有关人民公社的报道和评论文章。[71]
就目前看到的史料，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对外谈论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11月30日。根据波兰的档案记录，那一天，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赫鲁晓夫谈到不干涉别国内政问题时举出了中国人民公社的例子。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还说，按照军事模式组织公社，在苏联也搞过，“这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说到在中国的土法炼钢时，赫鲁晓夫承认这在中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适合苏联。[72]不过，这个内部谈话当时并不为人知。
不久以后，西方传闻，苏联领导人私下发表了对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958年12月17日刊载的一篇文章，美国参议员汉弗莱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同赫鲁晓夫进行了8个小时的谈话。在谈话中，赫鲁晓夫一直不愿意谈公社问题。只是当汉弗莱请他谈谈苏联是否打算追随中国的榜样时，赫鲁晓夫回答说：不，公社制度今天对俄国是不适宜的。他还说，无论如何这个词是用错了，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选用了这个词，因为“公社”一词起源于法国大革命时代，它是一种城市的而不是农村的管理形式。赫鲁晓夫接着说，无论如何，中国的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Reactionary ）。苏联很久以前就曾尝试过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现在苏联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方法。[73]另据美国报道，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在1959年1月访美期间，虽然强调苏联和中国在公社问题上没有分歧，但也同赫鲁晓夫一样说，俄国人在1918年和1919年建立了这样的公社，不久就发现如果经济不发达，公社是行不通的。还说，除非有一种生产力非常发达的经济，否则要执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共产主义原则是不可能的。[74]尽管后来苏联报刊驳斥说，这是汉弗莱在造谣，[75]但谁也无法否认，其后不久赫鲁晓夫在公开场合谈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时，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1959年1月苏共召开二十一大，赫鲁晓夫做报告时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并断言在人均产量上，“大约在1970年就可以超过美国”。与此同时，赫鲁晓夫指责说：“社会不能不经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就从资本主义跳到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76]
既然苏联领导人不想因此破坏中苏关系，为什么要在这个敏感的时候，[77]对这个敏感的问题表明态度呢？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解释说，在二十一的报告中间接地谈到中国的公社问题，是为了给苏联的干部“打预防针”，免得对中国“盲目效仿”，而给苏联的经济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赫鲁晓夫还提到，因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访问中国后，保加利亚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公社和“大跃进”的文章，并且出现了把集体农庄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的迹象。这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出面制止这种荒谬事情的发生。[78]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更真实一些。据当时在苏共中央负责中国事务的库利克回忆，那时在莫斯科留传着这样的话：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没有找到这条道路。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以后非常生气。[79]
无论如何，半年之后，苏联报刊上第一次公开报道了苏联领导人对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报》刊载了赫鲁晓夫7月18日在波兰波兹南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赫鲁晓夫的原话是：“可以理解，把个体经济改造为集体经济，这是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之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赫鲁晓夫接着回顾说，“曾有人下了大致是这样的论断：”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让我们来建立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我是指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生活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些劳动。正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赫鲁晓夫总结说：“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于是党走了列宁所指出的道路。它开始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组织到农业劳动组合中，在那里人们集体地工作，但是按劳取酬。我们集体农庄逐渐巩固起来了，现在是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基础，是改善农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础。”[80]
关于赫鲁晓夫在波兰的这个讲话，波兰报纸在发表时删去了其中有关公社的一段话，[81]但《真理报》却予以全文发表，显然是莫斯科有意为之。[82]而恰恰是这个讲话，激怒了正在庐山上的毛泽东，他决定向赫鲁晓夫公开出击了。
中共的反应：从耐心期盼到愤怒出击
1958年8月初，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83]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确实是毛泽东认为值得骄傲的事情。
在1958年12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一些令他兴奋不已的材料：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载文说，“大跃进”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真正革命的意义”，“中国巨大的革命发展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有着重大的意义。”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说，中国“这种空前干劲的结果”，向人们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的时间表”。还有文章写到，中国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生产建设，“是一个真正的发明、一个有革命性质的技术发现，它将完全改变不发达国家的前景”。对于这些材料，毛泽东批示：“印发。极好看。请小平即刻处理。”[84]在这种氛围中，当陪同赫鲁晓夫访华的原驻华苏联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是否能实现钢铁生产指标表示怀疑时，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普遍愤慨，[85]就不会令人奇怪了。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毛泽东的骄傲情绪感染了许多人。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材料，在中共干部当中，有如下说法：“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应改为以苏中为首”，“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已转移到中国”，“以苏联为首只是表现在经济建设实力上”。有人认为“苏联的七年计划不够跃进，应该给苏联提意见催他们前进”，甚至还有人说“我们中央的负责同志放到哪个国家都能当主席”。[86]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加写到：“以上材料中，有一些也未核对清楚，可能有说得过分之处。不管怎么样，暴露了这些错误，可以引以为戒，使坏事变成好事。总而言之，1958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分不清这个主次，就会犯错误。但既然是缺点错误，而且涉及对外，性质严重，就一定要改正，而且越快越好。”[87]看起来，批评骄傲自满，毛泽东并不情愿。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报告中的暗中指责，毛泽东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因为考虑到中苏之间的分歧在当时还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暂不理会，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88]结果，毛泽东等来的不是人们的理解和支持，而是1959年经济形势的逆转和各级干部普遍的检讨。
对于1958年形势的评价，毛泽东在1959年4月15日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乱子是出了一些。但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是真的”。“去年比前年不同，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不同，确有大跃进。一切浮夸现象是要破除，不要搞那些浮夸，要搞老实的。但是，除掉那些浮夸现象以外，里头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就是确有大增产”。[89]不过，中共其他领导人则更注意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
1959年1月2日薄一波在接见越南经济代表团的谈话中就提到，中国在建设过程中也有不少的错误和缺点。[90]1959年6月8日，在与驻华社会主义国家大使们会谈时，外交部长陈毅承认，在追求高速度的建设过程中，破坏了各个经济部门的计划性和按比例发展的原则。[91]6月17日，周恩来会见扎夏迪科时承认：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定得高了，因为制定计划时没考虑客观条件和国家的现实能力；到1958年底，国家经济发展已出现严重困难，一些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已出现比例失调。周恩来说：继续采用大炼钢铁式的群众运动方式来发展工业是不行的。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小型传统矿井和冶炼炉是不可能成为现代冶金工业发展的基础的”。周恩来请求向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转达：他是不对的，他过于相信了自己的下属，请原谅他以前的夸口。他还保证说，今后将会更加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周恩来还说：“开始大跃进运动之后，我们曾经请求苏联扩大设备供应，并请求尽快提供这些设备。但是，当设备运来之后，才发现我们无法安装它们，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配套设备，因此，这些运来的设备只好堆放在那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我们思想比较混乱，不能将力量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上。我们当然应该为此而道歉。”[92]6月26日，周恩来接见苏联专家时，尽管强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成绩是伟大的”，但同时也承认“大跃进”在速度、平衡和质量三个方面存在着缺点和错误。[93]
显然，中共党内对于1958年的形势是有两种不同的估计和评价的，庐山会议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这就难怪彭德怀一封私人信件就捅了马蜂窝——毛泽东决心反击那些对他的共产主义试验杰作评头品足的人。然而，毛泽东刚刚在7月16日向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怒气未消，7月19日便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一份是中宣部6月20日编印的《否定和怀疑1958年大跃进的若干论点》一文，文章介绍了天津市部分党员的看法，主要是认为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人民公社“走得太快”，“带来了副作用”等。另一份材料是中国驻苏大使馆7月2日给外交部并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最近在苏联部分干部中，相当普遍地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对成绩避而不谈，专讲毛病，其结论是中国党犯了错误。报告建议由中共中央和外交部对外作出说明和解释。毛泽东没有答复，只是批示将这两个材料印发会议各代表。[94]7月27日，毛泽东又不动声色地批准印发了一个材料，材料上说，中共江西省委党校5月份以来展开讨论，有近半数的学员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早产儿”，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左’倾思想的复活”，公共食堂“害多利少”等等。[95]又过了一天，当秘书胡乔木送来赫鲁晓夫在波兰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讲话后，毛泽东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怒火了。所送材料中转引的《纽约时报》的评论很可能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赫鲁晓夫先生这番话所引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争论是否——像许多专家所认为的那样——已经结束，而赫鲁晓夫先生只是在回顾过去。另一种看法是，意见分歧仍然存在，赫鲁晓夫先生是在表明他的立场。这次对农民的讲话显然并不是打算作为一篇重要演说的，但是它今天在报纸上的出现显然是得到了这位苏联领袖批准的。”[96]苏联领导人竟然也加入了这场争论，而且是站在党内右倾分子一边，这是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的。
7月29日，毛泽东批示：将有关材料印发会议代表，“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个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批示发出后，毛泽东意犹未尽，8月1日又将上述文件批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97]看来，毛泽东此时不仅把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挂起钩来，而且已经决心向赫鲁晓夫发起进攻，从而将中苏之间的分歧公布于众了。
8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已经把庐山上争论的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98]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更指出，“国内外的敌对势力一开始就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总路线，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最近时期，他们利用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某些暂时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加紧了他们的攻击。我们党内的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特别是一些具有政治纲领、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这样的重大时机，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打着所谓‘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号，发动了对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的矛头，是针对着党中央和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针对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99]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仅仅反击党内右倾分子是不够的，要把中国的经验传播到世界，就必须批驳莫斯科的谬论。8月19日，毛泽东致信几位秀才，要求他们下到各省去认真准备人民公社的材料，并说：“为了驳斥国内外敌人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对“人民公社的攻击、诬蔑和怀疑”，“必须向一切人作战”，其目的是“破苏联同志们中的许多反对派和怀疑派”。[100]9月4日，毛泽东接连致信胡乔木和吴冷西，考虑10月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赫鲁晓夫关于公社问题的讲话，以“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还指示以通讯方式发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报纸赞扬和宣传八届八中全会决议的情况，“以壮士气，可以将苏联某些人的军”。[101]
此时莫斯科也没有闲着，9月6日外交部、中联部送来了苏联经济学硕士格洛托夫所写的《论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发展前途》一文。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人根本不研究马、恩、列思想，并且连斯大林公社必定是集体农庄的高级形式这一观点也否定。总之，作者认为公社无论何时都是有害无益的。”[102]这种情况显然更刺激了毛泽东的战斗情绪。9月12日刘少奇送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给《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在文章中是埋有许多暗刺的，是批驳外国同志的，是否适当？请您核定！”这里的“外国同志”当然主要是指苏共领导人。毛泽东大悦，批示：“看过，很好。”又说：“可以这样写，不写反而不好。”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第19期转载了这篇文章。[103]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赫鲁晓夫第三次来华访问，双方领导人会谈时发生了严重争吵。苏联人感到，对中共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批评。赫鲁晓夫气愤地说：“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套话，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们说一句话。我们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104]尽管争论主要是围绕对外政策进行的，但毛泽东头脑中考虑的还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以至10月4日在东郊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时，毛泽东仍然大讲特讲“大跃进”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人民群众如何创造了“人民公社”，与苏联历史上的公社相比，中国的人民公社有哪些优越性等等。[105]
在毛泽东看来，此时的苏联仍然是朋友，“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106]所以，赫鲁晓夫回国后，毛泽东立即接见了苏联代办安东诺夫，并向他说明，“既使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事实上，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始终是一致的。”[107]但是，毛泽东又认为，“赫鲁晓夫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而能够纠正这些错误的，只有中国共产党，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108]
此时的赫鲁晓夫与毛泽东有着同样的心态。一方面，11月11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对周恩来说，他接到国内指示，让他通知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苏中两党之间对重大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原则性的分歧。至于一些个别问题，经过双方讨论和充分交换意见，也不存在了。因而，苏共主席团决定，把上次在北京举行的会谈记录烧毁。[109]另一方面，12月18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就苏联党政代表团之行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个报告，对中苏分歧的状况做了充分的说明以后，报告指出，“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共领导近来出现了对自己的成绩和能力估计过高，夸大中国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程度的倾向”，尤其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中国被目前取得的成绩“冲昏了头脑”，“表现出骄傲和自大”。报告认为，“上述中共在内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状况造成的。形式上中共中央内部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决定是由个人做出的，因此不少是主观主义的，在不少情况下根本是没有经过慎重考虑的。”报告最后强调，“我们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不仅对我们两党两国来说重要，它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也是必需的。为了这一崇高的目的，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110]
兄弟两个谁都不愿分家，可谁都要在这个家做主，那么就看谁的主张更符合这个家庭所崇尚的理念，并且得到家庭其他成员的认可了。所以说，中苏之间一场是非之争的论战迟早是要到来的。自1959年10月的争吵以后，中苏双方都开始宣传各自方针、政策在理论上的正确性。在苏联出版的《苏中友好》杂志上开始转载《真理报》、《消息报》和苏联其他报纸上的一些社论和文章，而其中阐述的观点明显地是与中共立场相矛盾的。[111]中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1960年2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言论及其随后对印度的访问，使中共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正在追求与西方达成妥协，并将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因此中共中央决定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112]问题只是爆发这场论战的导火索将如何点燃。
如前所述，导致毛泽东决心向莫斯科公开宣战的原因，是苏联领导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怀疑、蔑视和批评，但毛泽东放出的第一炮却集中在一些纯粹的理论问题上。196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战争与和平、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看法，表面上是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矛头直指苏共中央。[113]5月下旬，毛泽东又分别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和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正式表明中共不赞成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指责苏联和东欧各党放弃了阶级观点，甚至点名批评赫鲁晓夫，批评“戴维营精神”，还表示“将来要算算帐”。[114]紧接着，中共领导人又在世界工联会议期间公开提出并宣传，在一些基本理论观点上与苏共有重大分歧。[115]
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个中共自认为是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为社会主义阵营作出榜样的问题上向莫斯科发动进攻呢？这大概是出于策略的考虑。在1959年12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中苏关系问题讲话时指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116]首先，中共不宜在受到苏共指责的问题上展开论战，因为那将是一次为自己辩解的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其次，无论人民公社还是“大跃进”，都是苏联曾经尝试过的做法，[117]在这方面挑起争论，中国没有优势。最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毕竟还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取得成功，更没有得到社会主义阵营大多数同盟国的认可。但是，一方面，毛泽东需要社会主义阵营，更需要领导这个阵营，而没有苏联，也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因为只有掌握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才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毛泽东决定在关于革命与战争这些理论问题上与苏共论战，并坚信可以说服之，或者战胜之。
毛泽东心中的目标是要为世界社会主义各国树立一面赶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旗子，是要中国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表率和榜样。然而，在莫斯科看来，北京发动的这次理论攻势是向苏共领导并得到中共承认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事后报告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我们不是今天才看到的。但由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属中国内政，所以我们做得很有分寸，有礼貌，认为不能在我们的报刊上公开批评这些错误。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些问题是中共内部的事，我们不打算干预它的国内政策。中共领导人实际是想让我们在自己的报刊上宣扬他们的错误观点，以便把他们未经生活检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我们当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转载类似的材料会造成混乱，把我们的人民搞胡涂。我们没有与中国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展开论战。但是，当问题涉及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时，当我们处在中共领导以其观点公开对抗我们整个运动的事实面前时，苏共中央认为必须就这些问题同各兄弟党交换意见。”[118]于是，出现了苏共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的场面。[119]在理论上压服中共失败后，赫鲁晓夫决定在经济上继续向中共施以颜色，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外交部，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撕毁了与中国合作的几乎所有经济合同。[120]
就这样，中苏两党的内部分歧演变为公开论争，党际关系的矛盾演变为国家关系的恶化，中苏同盟终于走上了破裂的道路。
该文发表于《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编辑部出于政治原因对文章作了大量删减，现恢复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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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如：R.L.Garthoff，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London，1966；C.J.Zablocki ed.，Sino-Soviet Rivalry ：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New York，1966；R.A.Rupen and R.Farrell eds.，Vietnam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 ，New York，1967；M.Halperin ed.，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Cambridge ，1967；W.C.Jr.Clemens ，The Arms Race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Stanford，1968.
[2]只要在稍具规模的图书馆的书目索引中查询Sino-Soviet 一词，出现的相关论著就会令人目不暇接。
[3]其中受到学术界注意的有：Odd Arne 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63），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98；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00年；Б。Т。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ипоследсвия，Москва，2000；Т。Г。Зазерская，Советскиеспециалистыиформиование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комплексаКитая（1949-1960годы），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0；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63，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Chen Jian ，Mao ’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Hill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Mercy A.Kuo，Contending with Contradictions：China‘s Policy toward Soviet Eastern Europe andthe Origins of the Sino-Soviet Split，1953-1960，Maryland ：Lexington Books，2001；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4]除前引著作大都讨论到中苏分裂的原因外，还有一些论文专门对此进行了分析，如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W.Taubman ，Khrushchev Versus Mao ：A Preliminary Sketch of the Role of Personality in the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s 8-9，Winter 1996/1997；Л。П。Делюсин，Некоторыеразмышленияоначале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конфликта，提交“中苏关系与冷战”国际学术讨论会（1997年10月，北京）的论文；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杨奎松：《走向破裂（1960-1963）——中共中央如何面对中苏关系危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牛军：《毛泽东的“危机意识”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Goncharenko ，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Westad ed.，Brothers in Arms，pp.141-164.
[5]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还有：M.Y.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the Cuban Missile Crisis，and the Sino-Soviet Split，October 1962：New Evidence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Winter 1996/1997；M.Kramer ，The Warsaw Pact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5-1964，提交“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96年1月，香港）；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中苏关系的破裂（1954-1962）》，《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5期；沈志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中苏未实现的军事合作——关于远东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的再讨论》，《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杨奎松：《1958年炮击金门与毛泽东外交政策的转折》，提交“冷战中的中国与周边关系”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02年8月）。
[6]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ev，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pp.218-219.
[7]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48-549页。
[8]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pp.218-223.
[9]Chen Jian ，Mao ‘s China and the Cold War，pp.72-78.
[10]详见谢春涛：《“大跃进”运动研究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参见宋银桂：《论“大跃进”运动的国际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12]1957年10月29日尤金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5，д。589，лл。173-179.
[13]杨尚昆：《杨尚昆日记》（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87页。
[14]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彭卓吾译，《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第93页；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第123-133页；1998年8月笔者采访李越然记录。
[15]关于毛泽东在会议上的公开讲话，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25-645页。有关莫斯科会议的详细情况参见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3-12页；阎明复：《回忆两次莫斯科会议和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11页；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89-115、136-145页，以及2000年12月1日李丹慧采访朱庭光记录。
[16]有意思的是，当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时，南共联盟代表卡德尔在一张字条上写道：“俄国人同中国人在国际工运中争当意识形态首领的斗争开始了。”卡德尔：《卡德尔回忆录（1944-1957）》，李代军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173-175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35页。
[1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692页。
[19]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5，第5张。实际上，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已经使用了“跃进”一词。有关研究见张志辉：《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究竟从何而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9期；李丹慧：《也谈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究竟从何而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20]邓力群编辑和整理：《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年印制，第44、715页。
[21]叶子龙口述：《叶子龙回忆录》，温卫东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7、213页。
[22]1958年2月28日尤金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51，п。432，д。6，лл。86-96.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5-376页。
[24]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68，第17-23张。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7页。
[26]《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93-695页。
[27]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59，第6-9张；《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471、695-696页；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93、311-312页。
[28]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126，第1-12张。
[2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78、279页；《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99-700页。
[30]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宗223，第15-17张。
[3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50页。
[33]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1，第6-11张。
[34]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1，第25-28张。
[35]《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66页。
[3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596-598页。
[37]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1958年第2638号，第11页。
[38]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4，卷宗72，第1-6张。
[39]1959年12月3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时就已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应该“不落后也不抢先，形象地说，‘就是互相对对表’”。参见《杨尚昆日记》，第587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02页。
[41]《内部参考》1958年第2540号，第11-14页。
[42]北京市档案馆，全宗100，目录1，卷宗465，第69-70张。
[43]《内部参考》1958年第2575号，第8-9页。
[44]《内部参考》1958年第2581号，第3-4页。
[45]1958年9月6日《人民日报》。
[46]《内部参考》1958年第2625号，第23-24页。
[47]《内部参考》1959年第2774号，第15页。
[48]《内部参考》1959年第2803号，第12-14页。
[49]1958年7月26日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ЦХСД（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ф。5，оп。49，д。135，лл。1-75.
[50]1959年1月27日安东诺夫关于苏中科技合作情况的报告，ЦХСД，ф。5，оп。49，д。235，лл。27-36.
[51]1958年8月2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记录。
[52]《内部参考》1959年第2803号，第12-14页。
[53]1959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54]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pp.218-223；麦德维杰夫：《赫鲁晓夫传》，肖庆平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187页。
[55]1958年6月20日《人民日报》。
[56]1959年4月22日《人民日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449页。
[57]李强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的书面发言《建设大跃进与兄弟国家对我的技术援助问题》。
[58]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Westad ed.，Brothers inArms，pp.153-154.
[59]1958年9月6日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ф。5，оп。49，д。129，р。8891，лл。189-192.
[60]北京市档案馆，全宗100，目录1，卷宗465，第69-70张。
[61]上海市档案馆，全宗C38，目录2，卷宗157，第9、11-12张。
[62]《内部参考》1958年第2588号，第17页。
[63]《内部参考》1958年第2645号，第5-6页。
[64]广西档案馆，全宗X50，目录2，卷宗281，第76-77张。
[65]《内部参考》1958年第2671号，第13-16页。
[66]《内部参考》1959年第2803号，第11-12页。
[67]1958年9月6日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ф。5，оп。49，д。129，р。8891，лл。189-192.
[68]《内部参考》1958年第2625号，第23-24页。
[69]《内部参考》1958年第2654号，第24-26页。
[70]1958年11月8日《人民日报》。
[71]只是在苏共和中共展开公开论战之后，苏联报刊上才开始发表批评人民公社的文章。西季赫梅诺夫：《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第93页。
[72]沈志华执行总主编、杨存堂分卷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7-190页。
[73]《内部参考》1958年第2666号，第8-10页。从赫鲁晓夫的口气看，Reactionary 一词在这里译为“倒退”也许更为贴切。
[74]《内部参考》1959年第2679号，第16页；1959年第2688号，第24-25页。关于1918-1930年苏维埃俄国在农村组建公社、劳动组合及集体农庄的详细研究，可见拙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75]《内部参考》1959年第2706号，第15-16页。
[76]沈志华、于沛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1898-1991年苏共历史大事实录》，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524页；周文琪、褚良如编著：《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16页。
[77]1958年夏秋，毛泽东因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训斥了赫鲁晓夫，又在未通知苏联的情况下突然发动炮击金门战役，使得中苏关系多少有些紧张。
[78]《赫鲁晓夫回忆录》，马贵凡译，《中共党史资料》，总第71辑，第200-205页。
[79]丁明整理：《回顾和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1页。
[80]《内部参考》1959年第2831号，第19页。笔者对译文略做修改。
[81]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31-232页。
[82]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月后，在苏联外交部为赫鲁晓夫访华而准备的背景报告中，特别提到，“中国朋友虽然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总体上给予积极评价，与此同时却几乎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同志报告的理论部分，并且认为那些部分仅仅是基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的。”而且认为，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头脑发热”，是违背马列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准则的。见1959年9月15日齐姆亚宁给外交部的报告。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170-185.
[83]《叶子龙回忆录》，第215页。
[84]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1，卷宗60，第175-181张。
[85]《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704-705页。
[86]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2，卷宗48，第8-15张。
[8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1-43页。
[88]《十年论战》，第191-192页。
[89]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宗116，第52-64张。
[90]参见胡长水：《对“大跃进”的深刻批评与总结——记薄一波庐山会议前关于“大跃进”问题的数次讲话》，《党的文献》2001年1期，第70-74页。
[91]АВПРФ，ф。0100，оп。52，д。9，п。443，лл。240-248，转引自Б。Т。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ипоследсвия，Москва，2000，с。272.
[92]1959年7月2日斯卡奇科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ЦХСД，ф。5，оп。49，д。243，р。8931，лл。1-8；АВПРФ，ф。0100，оп。52，д。10，п。443，лл。179-186，转引自Б。Т。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раскол，с。262.
[9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38-239页。
[9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66、367页。
[9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87-388页。
[96]长春市档案馆，全宗1，目录1-11，卷宗60，第237-238张。
[9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390-391页。
[9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47-448、451-453页。
[9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07-509页。
[10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62-463页。
[10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04、506-507页。后来《人民日报》没有发表赫鲁晓夫的讲话，但立即刊登了另外两个通讯。
[10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11页。
[10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27-528页。
[104]1959年10月2日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全文，参见ПереговорыН。С。ХрущёвасМаоЦзэдуном31июля—3августа1958г。и2октября1959г。，НоваяиНовейшаяИстория，2001，№2，сс。94-106.
[105]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493页。
[10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599页。
[107]1959年10月14日安东诺夫与毛泽东的谈话备忘录，ЦХСД，ф。5，оп。49，д。235，лл。89-96.
[10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1-602页。
[109]《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67-268页。
[110]1959年12月18日苏斯洛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ЦХСД，ф。2，оп。1，д。415，лл。56-91.
[111]АВПРФ，Ф。0100，оп。53，д。11，п。454，лл。221-223，转引自Кулик，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раскол，с。299.与中国出版的《中苏友好》杂志相同，《苏中友好》杂志也是分别以俄文和中文相应地在苏联和中国发行。
[112]《十年论战》，第252-253页。
[113]见《红旗》，1960年第8期；1960年4月22日、23日《人民日报》。
[114]1960年5月21日毛泽东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与耶斯佩森谈话记录。
[115]1960年7月13日科兹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苏联驻华使馆提供的另一个文件讲述了1959年以来中共加紧与各国共产党接触，试图“排挤苏共并取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地位”的活动。见1960年9月10日关于中共与兄弟党关系的资料，ЦХСД，ф。5，оп。49，д。327，лл。218-233.
[1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74页。
[117]公社的问题自不必说，就是“大跃进”一词也并非中国人的创造。早在1930年代苏联大搞工业化时期，普遍使用的口号就是“大跃进”（большойскачок）。中央编译局的著名苏联史专家郑异凡在1950年代就读于列宁格勒大学，他告诉笔者：在工业化时期，苏联人最熟悉的口号之一就是“大跃进”。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急性病，苏联在1920年代也犯过。列宁曾设想通过电气化道路，在10-20年的时间里，使俄国走向共产主义。他说，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参见《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11页。
[118]1960年7月13日科兹洛夫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19]详见阎明复：《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第71-86页。杨尚昆：《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5页。
[120]苏联驻华大使馆致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全文见：CWIHP Bulletin，Issues 8-9，Winter 1996/1997，pp.249-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