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与国际的经济环境都趋于复杂，在纷纭变幻的经济形势中理清宏观政策思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对以下六方面问题有如下的认识。
第一点：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虽然在加强，但是仍很弱。
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曲线是“前高后低”，从一季度的11.9%下降到四季度的9.8%，从这个趋势看，经济增长的动力有逐渐衰减趋势。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继续下降到9.7%，增长动力似乎还在下降，但工业增长率去年四季度是13.3%，今年一季度是14.4%，有明显增强，所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有所恢复的。
但是，这种恢复是很微弱的，从三大需求动力看，出口一季度出了10亿美元逆差，而去年同期是140亿美元的顺差，实际消费增长去年一季度超过15%，今年下降到11%，从投资看，去年一季度实际投资增长超过了22%，今年下降到18%，所以三大需求水平都是下降趋势。
更重要的是关心那些经济增长先行指标所表达的未来趋势。我比较关注的先行指标，一个是“新上项目计划总投资”，这代表着未来可能发生的投资需求，2009年上半年这个指标的增长率曾经超过90%，达到新世纪以来的高峰，这明显是由政府反危机的投资政策造成的，但是随着政府刺激政策的逐步退出，到2010年1—11月，新上项目投资的增长率就下降到25.6%，今年一季度进一步下降到负的12.7%。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未来投资需求显著趋弱，对增长曲线的下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个重要的先行指标，是PMI指数中的生产订单和出口订单的变化。根据有关机构的跟踪研究，过去6年的3月份，这两个指标平均会上升4.4个百分点，但是今年3月份仅上升了0.9个百分点。由于在此之前PMI指数已经连续下跌了4个月，而在一般都会出现季节性反弹的3月份又是反弹力度很弱，也说明了增长动力不足这个现状。
今年以来，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反通胀，但反通胀的相关措施也会削弱增长动力，目前这种情况虽然还不显著，但是如果继续加大反通胀的力度，在增长动力已经很弱的背景下就应该慎重了。
第二点：中国目前的通胀不是货币供给过量的结果
中国目前的通胀，是由输入型通胀、食品推动的结构型通胀，以及由工资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复合形成的，这三类通胀的共同特点，都是首先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涨，然后是企业为保住利润水平，以提价方式向市场释放成本上涨压力，所以这三种通胀，又都可以归结为成本推进型通胀。由于成本上升，企业对投资资金与流动资金的需求都会增加，所以也会引起货币量的增长，但是货币量的增长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这几年通胀反复出现，很多人都把发生通胀的原因归结到是中国的货币长期超发，由此形成流动性长期过剩，因此顺理成章地认为应该通过紧缩货币来治理通胀。这样的认识恐怕有很大问题，因为说近十年来，特别是自2003年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以来，中国的货币供给量过大是依据不足的。
所谓货币超发，是指货币供给量超过了经济增长的实际需求。从货币(M2)增长率看，1991—2002年的平均增长率是23.1%，同期的经济增长率是10.2%，货币超前经济增长11.7个百分点，而2003—2010年，货币增长率是18.9%，同期经济增长率是10.9%，货币超前经济增长7.2个百分点。所以货币增长率超前于经济增长率的幅度，近8年来是大幅度下降的。根据西方货币学派的理论，货币超发导致通胀一般最长只有9个月的滞后期，如果90年代至本世纪初货币是严重超发的，那早就会爆发严重的通胀，而不会持续到今天才爆发，更不会在1998—2002年出现年均0.4%的消费物价负增长，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通缩”。
如果说是自2003年以来新经济增长期存在货币严重超发，就更站不住脚，不仅因为近8年来与1991—2002年比较，货币增长率低而经济增长率高，更因为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中，中国经济货币化的程度更深，规模也更大。
在转轨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货币供给量最终会被三个部分吸纳，第一是经济增长会吸纳货币，第二是通胀，第三就是由市场化体制改革所形成的经济货币化，比如以前产权和土地都不能交易，但是现在有了股市，土地也可以交易了，而这些都需要货币。所以，在货币增长率中扣除了实际经济增长率和代表通胀水平的GDP平减指数后还有货币余量，就可以看成是经济货币化所产生的货币需求。
比较1991—2002年与2003—2010年这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年均货币余量是5.4个百分点，后一个时期是2.4个百分点，说明近8年来超过现价GDP增长率的货币余量显著低于以前时期，但是必须看到，自2003年以来的8年，中国的货币化程度更深，规模更大。比如2005年股票流通市值首超万亿元，2008年土地出让金总额首次近万亿元，2005—2010年货币M2增长了1.86倍，而股票流通市值增长了14倍，全国土地出让金增长了4倍，这说明近几年的货币深化过程，已经足以全部吸纳货币超前于现价经济增长的全部余额，甚至连以前年份的货币余额也吸纳掉了。如果近十年的货币增长率低于前十年，而经济增长率与货币深化的程度和规模又高于前十年，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近年来是货币供给过量，而又导致了当前的通胀呢?
如果货币不是导致当前通胀的因素，则紧缩型的货币政策就不会产生抑制通胀的效果，而只能产生压抑增长的效果。从压抑通胀的宏观调控实践看，自去年10月以来央行已经10次提高了存款准备率和4次加息了。存款准备率的提升可以看成是为了对冲外汇流入所导致的人民币投放，但加息和贷款控制则是直接指向了通胀。紧缩货币对通胀的影响从国际经验看，应该在6个月后能够看到效果，到目前已经过去了6个月，然而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前10天50个城市主要食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看，除了部分蔬菜价格在下降，粮食、植物油和肉类的价格还是在上涨，而国际油价正是在4月份上到了110美元的新高点。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说，继续货币紧缩是不可能解决通胀问题的。
从今年一季度货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货币M2的增长率是16.6%，而现价经济增长率是17.6%，因此货币供给不仅没有给货币深化留出空间，而且对经济增长也形成了1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有人会说没有这低于增长一个百分点的货币供给，通胀就下不来，但是请不要忘记，2008年上半年当出现货币增长低于现价经济增长7个百分点后，到下半年中国经济就出现了急剧下滑，这中间当然有外部金融风暴的影响，但宏观调控失度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吧?目前由于贷款投放控制过严，企业普遍感到资金紧缺，民间借贷的利率也急剧飙升，这些情形都在2008年上半年出现过，所以如果坚持认为继续加大货币紧缩力度，就可以抑制住输入型与结构型通胀，就会重复2008年上半年的错误。
在写完这篇文章后，5月1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又发布了最新的4月份PMI指数，是环比下跌了0.5个百分点，其中下跌幅度最大指数，是代表未来趋势先行指标“新订单指数”，下跌幅度是1.4个百分点，另一个重要的先行指标“出口新订单指数”也大幅度下跌了1.2个百分点，说明紧缩措施已开始显著影响到增长，并且不能排除在未来3个月内，经济增长曲线突然掉头向下的危险，所以紧缩过程应该结束了。
如果不能使用货币政策反通胀，宏观政策的重点就应该向财政政策转移，就是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对中低收入人群进行财政补贴，以使他们在通胀过程中的实际消费水平不下降。
第三点：输入型与结构型等通胀类型，不会导致恶性通胀
在通胀“破5”之后，宏观调控当局之所以下决心即使牺牲部分增长也要压住通胀，很大程度上是担心未来的通胀会失去控制，会演变成年率超过10%的恶性通胀过程，其实这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由输入、食品与工资所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与由于货币超发所形成的“需求拉上型通胀”是不同的通胀类型，所以不可能演变成恶性通胀。
从输入型通胀看，源头在国外，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后，用衍生金融工具创造出天量货币，并用这些货币拉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结果，也是金融资本分割产业资本利润的一种新方式。但是如果金融资本用不断拉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方式，对产业资本的利润分割得过多，甚至侵蚀到生产成本，就会导致产业资本由于生产成本过高而被迫收缩生产规模，从而导致对国际大宗产品的实际需求减少。此外，资源产品价格上升向下游产品的传导，最终也会引起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收缩，而生产企业与居民的实际需求收缩，都会反过来压抑大宗商品金融泡沫的膨胀，甚至刺破这些泡沫。到了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由于正常的生产过程被破坏，金融机构也纷纷倒闭，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会从暴涨转为暴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在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从接近150美元/桶下跌到最低40美元。
所以，由于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泡沫不会被持续无边际地拉升，而是有实际需求的抑制，以及金融危机的打压，输入型通胀就不会是单边上升的态势，而是会表现为大起大落，底部逐步抬高的过程。
从由食品价格上涨推动的通胀过程看，其源头在于中国的人地矛盾，即由土地所提供的农产品供给增长率，赶不上由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水平增长所共同构成的食品需求增长率。在人与地这对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地而不是人，因为不能不让人吃饭，也不能不让人生孩子。但是耕地虽然有限，却可以通过提高耕地的产出率来增加食品供给，比如2010年与1998年相比，中国的耕地面积减少了6.5%，粮食总产量却提高了6.6%，棉花产量提高了32.7%，油料产量提高了40%。所以，土地产出率的提高是耕地减少的对冲因素，因此也是缓和人地矛盾的关键因素。
人口的增长与土地的减少都是缓慢发生的，所以是经济中的慢变量。仍从1998—2010这12年看，中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0.6%，耕地年均下降速度是0.5%，再加上由于农业科技发展与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不断推动着土地产出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缓和着人地矛盾，这就决定了人地矛盾所导致的通胀过程，必然是一个缓和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至新世纪初这20多年时间，农村体制改革所释放的生产潜力与不断提升的土地产出率，大体上可以抵消掉工业化与城市化占用耕地对农产品供给的负面影响，但是近8年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居民的食品消费需求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而各地区的耕地占用，特别是沿海地区的耕地占用纷纷碰到了“红线”，中国的人地矛盾就进入到了一个质变点，从而使食品推动的通胀具有长期性。
从实际情况看，2003—2010年的年均通胀率(CPI)为2.7%，而同期的食品价格年均上涨率为6.5%，按34%的食品价格权重计算，对这一时期消费物价的影响大约是年均2.2个百分点。考虑到未来的人地矛盾会趋于尖锐，食品价格的年均上涨率可能长期在年均10%的水平，因此对通胀的长期影响力，就是每年会将通胀推升3个多百分点。
再来看工资上升对通胀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由于劳动力短缺引起工资成本增加，在不改变分配关系的条件下，企业主为了保持利润水平，就会通过提价来转移工资成本上升的负担。由于劳动力的短缺是进入到了所谓“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的增长由于人口结构的阶段性变化，开始赶不上经济规模扩张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这种基于人口结构变化所产生的矛盾，仍然不是一个“快变量”。同时，在成本上升推动下，企业也不会只走提价这条路，越往长期看，企业消化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方法就越会向产品、技术与管理升级方面，寻求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的道路。所以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劳动力短缺与成本上升，往往是一个国家企业与产业升级的动力。
综上所述，由输入、食品与工资推动的成本推进型通胀，其诱发因素或者是“慢变量”，或者是有较强制约，所以我认为，这三方面的力量所复合形成的通胀，不会导致年均10%甚至更高的通胀率。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是在6%上下浮动，在国内外经济都“过热”，且大宗商品价格泡沫严重膨胀的时候，可能会接近10%，但是如果发生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也不排除发生通缩的可能。
中国的通胀率，八十年代是平均7%，九十年代是平均7.2%，只是新世纪以来才降到年均2.1%。但是进入到经济发展的现阶段，中国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像人地矛盾和劳动力供给，都开始发生阶段性变化，世界资本主义也是在新世纪初显著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这些大的历史阶段性变化集中出现在最近十年里，由此也深刻改变了通胀的性质，所以长期忍受5—10%之间的通胀率，可能已经是继续保持中国经济长期较快发展的必然前提，不看到这些大的变化，仍然沿用以往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就难免犯“刻舟求剑”的错误，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第四点：美国的新一轮危机很快就要到来
这个观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一直在不断重复，今年以来开始有人同意我的观点，但许多人认为美国新一轮危机的爆发应该是在2012或者2013年，而我仍然坚持认为，新危机的爆发就是在今年，应该是在今年7月份以后。
我这样认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次债危机爆发后有消息说，美国政府把庞大有毒资产的处理在2009—2010年冻结起来，虽然在2009年初以后，我们在媒体上再也没有看到过有关美国如何处理庞大有毒资产的报道，但这些有毒资产肯定不会是凭空消失的。一个标准的衍生金融合约一般是5年，所以2007年次债危机爆发时所形成的有毒资产，应该是在2002年7月以前签订的合约，但是衍生金融产品的疯狂增长主要是在2005—2007年这个时段，比如根据有关报道，“信用违约掉期”(CDS)这个衍生金融品在2000年的时候市场总值只有9200亿美元，到2004年增加到大约6万亿美元，但是到2007年7月次债危机爆发时，已经疯狂增长到62万亿美元。所以，如果2006年以前签订的衍生金融合约由于不能兑现，都能引起2007年次债危机那样的金融大海啸，从今年到明年需要兑现的衍生金融合约则是上次引起金融海啸的有毒资产规模的十倍乃至更多，这场新危机的冲击，不是会比上次更强烈得多吗?
同时，在次债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一直在低谷中徘徊，失业率居高不下，使支撑庞大衍生金融品大厦的基础结构，即那些房贷、车贷、学生贷款、消费贷款等，有更多的人无力偿还。以房贷来说，由于房价在危机后下跌了40%，目前已经有80%的房屋价值低于贷款。根据美国有关机构的统计分析，如果房价回升10%，会有高达2千万套的房屋被抛向市场，这样就会强烈压制住房价的回升。如果房价长期低于贷款，很多购房者就不会愿意背负这些负资产，到去年底，已经有超过500万个家庭拖欠房贷在2个月以上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止赎”行列，房贷没有人还，美国金融体系新一轮的崩溃也是不可避免的。
2007年次债危机爆发后，我们看到的还只是房贷方面的危机，到目前为止我们又看到了美国商业房地产危机、美国国债危机、美国地方债务危机，以及美元的危机。这些新的危机形态，同样也是一个个的火药桶，会把美国经济拖向更深的深渊。
以美国国债危机来说，以往的购买者六成以上是美国的企业和居民，其他部分是被国外的政府和私人买走，但是今年以来，美国新发国债的买主七成是美联储，其余就是中国、日本和英国这三个政府买家，而国内外的私人买家一个也没有进场。到7月份美联储QE2的6千亿美元就要用完，而2月份以来中国这个最大的买家正在离场，日本由于发生大地震需要自救，正在从世界向国内调资金，也不可能继续买美国国债，所以美联储到7月份是必搞QE3无疑，因为不如此美国国债就没有买家了。
美国经济在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自新千年以来，更快速的向虚拟资本主义过渡，其主要特征就是用金融资产与其他国家交换实物产品。次债危机爆发后，美国的金融市场一蹶不振，用金融商品交换实物产品的路子走不通了，所以被迫走到用还有信誉的美国国债来交换实物商品上面。但是国债越发越多，就越没有信誉，最终走到只能靠美联储发货币购买这条路上来，就把美元的信誉也赌上了。而一旦美元的信誉崩溃，美国物质产品的输入就会断流，美国经济就会走入一场比29—33年更大的危机，因为当时美国是物质产品生产过剩，今天则超过45%的实物产品是需要进口的。
第五点：北非动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延续
今年初以来，从北非到西亚，一场社会动乱在持续发展，有人说发生动乱的国家，共同特征是“两高一单”加政治腐败，即高通胀、高失业率、单一经济结构与政治腐败并存，所以会发生社会的剧烈动荡。我的看法是，这些都是西亚北非国家的内因，但是还有一个共同的外因，就是美国的金融危机缺乏出口，为了挽救美国金融、经济和美元，美国必须在全世界制造动乱，以便把全球的资本赶向美国。所以西亚北非的动乱，与2009年出现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2010年从朝鲜半岛到中国东海、南海出现的地区性安全危机，性质是一样的。
必须看到，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都是北非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经济发展情况最好的国家，其上层的腐败与独裁统治也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北非动乱之所以被称为“街头政治”，是因为这种形态的社会运动，不像十九世纪的工人革命运动那样，有理论、有政党领导，有严密的组织体系，而是由一些“热血愤青”在网络和微博中所传播的信息煽动下，在短期内搞起来的街头抗议活动。
说到信息的传播，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网络和手机普及后，信息在民众中的传播已经有了一种新形式，已经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动员民众，甚至触发社会动乱，这是这次西亚北非社会动乱的新特征。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信息的发布源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叫做“维基”的小网站，维基网站已经成立了十几年，一直默默无闻却突然一鸣惊人，是因为它突然大量爆料了西亚北非国家上层的许多腐败秘闻。值得关注的是，这些高度机密的信息有超过一半是美国的军事和情报机构和CIA放进去的，这就把美国与这场动乱联系了起来。
在当今世界如果谁能让这个世界乱起来，只有一个国家就是美国，因为美国具有世界最强的情报与军事机器;在当今世界如果谁想让这个世界乱起来，这个国家还是美国，因为欧盟、日本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不想让世界乱，而是希望谋求一个能够长期和平发展的环境，但是美国不同，前面已经说过，美国在金融泡沫破灭后，庞大的有毒资产没有找到出口，金融市场由此一蹶不振，目前只剩下美国国债与美元的信誉，但是今年初以来世界各国的政府与私人连美债和美元也开始不认，美债被抛售，美元指数也从去年初的92惨跌到目前的73。
我还有重复我以前一直所讲的一个观点，即美元的最大敌人是欧元，因此美国最大的敌人是欧盟。因为欧元资产池是当今世界唯一能与美元资产池等量齐观的投资场所，所以从美国离场的国际资本，首选是流向欧洲。去年在主权债务危机打击下，欧元在年初曾跌到1.2，目前又回到1.45，而且还有上升趋势，如果没有欧元对美元升值20%的背景，美元指数就不会从92下跌到73。
去年美国把欧元从1.5的高位打下来，用的是2009年末美国三大评级公司突然同时降低了对欧洲主权债务的评级，但是这招现在显然不灵了，因为从年度赤字对GDP的比率看，目前美国是11%，日本是6%，欧元区只有4%，欧洲显然比美国健康得多，但是美国评级公司仍然坚持给欧元区国家降级，自己却始终维持AAA级的美国国债评级不降，但是现在大家就是不买美债，所以评级这个工具已经失灵了。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场动乱会出现在北非而不是在亚洲或拉美，因为如果说到“两高一单”与政治腐败，亚洲和拉美许多国家也很严重，或者说，在亚非拉各个国家中都埋着许多“炸药”，但是需要有人去点，目前这个“点火人”就是美国，拉美是它的后院，不能去点，东亚是它物质供应链的起点，也不能去点，但是北非一乱，立即会从经济与政治上牵连到欧洲，是打击与分裂欧洲的机会，所以要去点。
北非对欧洲的影响首先是对欧洲石油供应的影响，因为利比亚的石油出口主要是对法、意等欧盟国家，所以战事一起，伦敦的布伦特油价立即比纽约的油价高出10美元，同时，利比亚和埃及都靠在苏伊士运河边上，战争引起苏伊士运河不畅，从海湾地区运送到欧洲的石油与从东亚运送到欧洲的商品就都受到阻滞，这些变化都会引出对欧洲经济安全状态的负面判断。从政治方面看，萨科齐一直在提倡“环地中海联盟”，以对抗德国整合东欧所形成的在欧盟中的地位提升，所以利比亚发生动乱，法国必然被牵连进来，否则就失去了地中海“老大”的形象。
但是欧盟国家目前都被债务危机困扰，财政捉襟见肘，如果在利比亚进行一场旷日持久、耗资巨大的战争，对欧盟走出危机的阴影就是个严重的负面因素，所以对美国来说，利比亚的战争就不能像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那样速战速决，而是拉的越长越好，越长就对美国越有利，对欧洲越没利。这个想法在美、法、英开始对利比亚空袭后，我曾经和王湘穗教授在电话里讨论过，但是话还没落音就传来了美国退出空袭的消息，说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西亚北非的动乱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由于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不会让东亚和拉美乱起来，特别是东亚不能乱，不仅不能乱，甚至被溅上火星要被引燃，美国还会来帮助灭火，因为如果发生动乱，美国的物质产品供应就会受到极大影响。这么说并非没有根据，看看美国对西亚和北非动乱的不同态度就知道了。在北非的利比亚，动乱中只是死了十几个人，美国就要拉法、英一起进行空袭，但是在西亚的巴林和叙利亚，动乱中已经死了上百人，美国却并没有动武的意思，而只是跟着国际社会的声音进行了谴责。这其中的原因，恐怕是因为西亚地区都是海湾产油国，如果发生社会动乱会断绝石油输出，而东亚地区的石油供给，超过六成是来自海湾，东亚的油源断绝，就是美国没有产品供给，所以美国可以搞乱北非，但西亚不能乱。
但是欧洲始终是美国的心腹之患，如果主权债务危机打不倒欧元，北非动乱也不能动摇，那么下一步制造动乱的方向，可能就是东欧了，这就深入到了欧洲的腹部，必然会对欧洲社会与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可拭目以待。
在写完这篇文章后，5月1日世界各大媒体先是公布了北约空军炸死卡扎菲儿孙的消息，紧接着5月2日美国又公布了打死拉登的消息。这两条消息接踵而至恐怕不是偶然的，前一条消息暗示着欧洲的安全形势可能恶化，因为目前美国已经退出了在利比亚的空袭行动，主要是法、英的空军在作战，所以卡扎菲要报复，对象一定是欧洲而不是美国。后一条消息则暗示着由于拉登已死，美国就没有了最大的安全威胁。这些的国际安全格局给国际资本的持有人看了，当然会做出把“资本放到美国会更安全”的判断。而且我也相信，未来数月内，欧洲必然会出现一系列恐怖事件，并且一定是美国在策划和推动，只不过是把利比亚人当枪使。
第六点：“十年超美”，未来十年是中美关系的新阶段
1996年我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中国经济会在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当时在场的中外学者对此反应都很冷淡。进入新世纪以来，不仅中国人已经相信能“20年超美”，外国人甚至比中国人更相信这个判断。但是今年以来有些人开始议论“十年超美”的观点，我则非常同意这样的观点。
从数字上看，如果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率年均为9%，通胀率为4.5%，人民币年均升值3%，年均的现价GDP增长率就超过了17%，反观美国，经济增长率能3%就不错了，通胀率也会比我们低，大约是2%，美元对人民币又是贬值的，所以仅从数字上看，中国十年超美是没有问题的。
更重要的不是简单的数字计算，而是以次债危机为转折点，美国将从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上开始衰落。如果没有次债危机的爆发，我想很多人仍会维持二十年超美的认识，所以三年前不敢想的事情，今天敢想了。
说美国开始从世界顶级大国的位置衰落是有根据的。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曾说过这样一个观点，即大国衰落的转折点，是大国扩张的成本开始超过了扩张的收益。从美国看，扩张的成本是它的军费，收益就是用美元资产从全球所换得的贸易逆差。2007年美国最高峰时贸易逆差为9200亿美元，当年的军费开支是4480亿美元，这中间的差额4700亿美元就是美国在全球进行金融扩张的净收益。但是到2010年，美国的贸易逆差缩小到4920亿美元，军费开支却增加到7250亿美元，这2300亿美元的差额就是对美国国力的净消耗，会逐步把美国支撑其世界霸主地位的基础消耗光。
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是“世界警察”，是世界秩序的建设者与维护者，世界各国在和平环境中发展，美国自己也是受益者，可以凭借美元的霸权地位，把全球的物质产品净剩余拿来归己。但是如前所说，美国目前的国际政策是“唯恐天下不乱”，是“我不好叫你比我更不好”，从欧洲到东亚再到西亚北非，在世界各地到处点火，已经变成了一个世界秩序的破坏者。对美国来说这实在也是无奈之举，但是不走出这一步，不让全球乱起来，国际资本就回不到美国，美国的金融商品和国债就没人买，所以只能“破罐子破摔”了。
从世界秩序的建设者到破坏者，美国的军费开支就会不断增长。次债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军费开支从不到5千亿美元猛增到超过7千亿美元，2003—2008年，美国为了攻打和占领伊拉克，5年支出的军费就高达7千亿美元。美国为了搞垮欧元，今后还必须采取更多、更大的行动才行，甚至可能与欧盟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战事一起，财力消耗会更大。而历史的经验证明，帝国主义国家间大规模冲突的结果，是彼此都要在冲突中被大大削弱，这就是美国在未来会加速衰落的逻辑。
如果说美国在破坏中也有建设，那就是美国想拉中国搞“G2”。去年在美国49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有近60%是中国提供的，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建立战略联盟，美国就可以保住它战胜欧盟和控制全球的能力。
对中国来说，美国同样也很重要。中国需要美国的市场这个不用多说，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美元这个目前唯一的世界货币，因为中国经济由于自身资源条件的限制，经济越发展，对世界资源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就越需要一个稳定的世界货币。中国目前虽然在推人民币跨境结算和在香港建设人民币离岸中心，但对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来说，在拉美、澳洲、非洲和中东，用人民币大规模地购买能源和矿产品产品，至少未来5—8年恐怕还难以被接受吧?所以中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必须参与维护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而中美两国关系的实质，不是“G2”也是“G2”。
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未来十年美国国力会显著衰败，中国国力则会持续快速增长，中美两国关系的未来将越来越不是被美国主宰，而是被中国主宰。仅从经济关系来说，中国如果启动大规模的城市化，将开启出巨大内需，从美国看这并不是福音，因为中国贸易顺差的减少将使得美国失去最大的逆差来源，所以在贸易关系上不是中国靠美国，而是美国要靠中国。从资本流动关系看，如果中国从中美贸易中获得的大量美元不返回到美国，去购买美国国债和美国的其他金融产品，美国同样没有钱来支付巨大的贸易逆差账单，所以在资本关系上也不是中国靠美国，而是美国要靠中国。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靠得越深，在中美关系中，中国就会越主动。
还必须看到，美国由于物质产业衰落，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目前就剩了军事强权，所以美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军事强权。然而，没有物质生产能力支撑的军事强权，归根结底是难以持久的。所以，未来十年当中国接替美国世界第一大国地位的时候，人民币很可能也会接替美元的世界地位，这个过程与美国经济超英30年后美元才取代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很可能是不同的。
所以，中国要从目前就开始对未来十年接替美国和美元的世界地位做好准备，这恐怕才是进行“顶层设计”的含义吧。
(作者：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本文发表于2011年4月26日，2011年5月3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