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初版于1991年，去年夏天修订再版。这是杨奎松众多名著中最重要的代表作。

该书之所以有分量，诚如作者自云：它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年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书”。“它比较完整和系统地讲述了中共夺取政权的决策过程和影响其决策的种种复杂的内外因素的作用”。“中共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由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整个世界大环境……特别是对于正在崛起中的毛泽东来说，还离不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入侵的影响。否则的话，接连遭遇了1927年和1934年惨重失败的中共，何以能由极度弱小而一步步壮大?原本足够强大并且统一了中国的国民党，何以会一步步削弱、瓦解，以至于无法适应战后的新形势、新条件，最终竟被中共所推翻?”结论已然呼之欲出。

出于革命的功利主义，顺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毛泽东“中间地带”论并无多大理论色彩，而在于强调中国独立于美苏两国之间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周旋于两国政策的缝隙之间，有利则顺势发挥，不利则巧为应付，以实现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目标。当然，革命胜利后不得不向苏联“一边倒”，但毛泽东心中的革命功利主义却始终未变。书中举例，毛泽东从1946年4月22日开始精读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在“阶级社会与国家”一章，他几乎在每一句话旁边都画上杠杠。对讲暴力革命之处，杠杠尤粗。在“革命”、“消灭”这些词旁，甚至画两条粗杠。作者指出，“毛泽东所信奉的意识形态完全是从苏联来的”。中苏之间即使存在分歧，“他也仍旧会把两者间的关系看成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甚至看成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19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后，中苏两国冲突不断，从打口水战到刀兵相见，即使如此，毛泽东治国治党治民理念中的“革命”、“消灭”观丝毫未减，依然是列宁主义的忠实信徒。

该书的深刻见解，都建立在确凿的论据和真实的数据之上。例如，1945年10月，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苏军允许在一个月内向中共军队提供步枪30万支、机枪100挺、大炮15门。这仅仅是个前头。1947年苏联向东北、华北中共军队提供15100万卢布的援助，1948年增至33540万卢布，1949年更增至42060万卢布，各类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交付中共东北、华北部队，足以装备几十万大军。这哪里是“小米加步枪”，而是“大炮加机枪”了。

至于第二次大战前日本入侵中国的因素，毛泽东在1950年代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客人时，说得非常明白。他说：“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于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引自《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页)据抗日战争史专家张振鹍教授解析，日军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次次发起进攻，一次次打败中国政府军，一次次扩大占领地，也就一次次“削弱了蒋介石”。日军占领中国广大地区往往占领而不稳，不能完全占领，甚至完全不能占领。这就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提供了有利的活动空间，他们深入敌后各地，动员、组织群众参与对敌斗争;开展游击战，开辟敌后战场;骚扰敌人，打击敌人，清除敌伪势力;壮大自己，扩充自己，把游击区变为抗战根据地。这就“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这样的根据地由原来的一个陕甘宁边区，变成了抗战胜利时的19个，皆由原国民政府统辖地转变而来，日军占领成为这种转变的桥梁、枢纽。所以，毛泽东充分肯定日本“帮了我们的大忙”。这是他真情的流露，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言，也不是表演幽默。(见《“感谢”就是感谢》，《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四期，作者张振鹍)

作者再版序云：“这本书讲述的一切，可以让读者了解，历史上那些成功者实在太幸运了。……如果作为后来者的政治家们不能清醒地认识这一点，以为过去的一切成功都纯粹是因为某个伟大的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或原则，那就大错特错，并且可能酿成历史的悲剧了。”晚年毛泽东的悲剧，正是这样的“大错特错”酿成的。

2011年2月12日写于北京亦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