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社会性别与权力、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以及后现代主义与女性权力等三个方面为切入点,对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进行综述,在总结其以往研究的主要贡献和近年来研究的新趋向的基础上,揭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对政治人类学学科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

关键词：女性　权力　政治人类学　女性主义

从20 世纪60 年代初西方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在美国兴起,至今已经40 年。（注1） 伴随着这场运动的发展,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呈现出多元化和跨学科的特点。除了一般广义的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流派,西方女性主义也渗透到历史学、文学、社会学、人类学和语言学等诸多领域,并且开始出现学科之间的对话甚至协作。就政治人类学而言,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所造成的影响突出体现在它对人类学传统的政治观和权力观产生了巨大冲击。本文拟从社会性别与权力、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和后现代主义与女性权力等三个方面入手,对政治人类学视野下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进行综述,在总结其以往研究的主要贡献和近年来研究的新趋向的基础上,揭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对政治人类学学科所产生的影响和冲击。

一、社会性别与权力

西方文化人类学界曾经普遍认为,女性在政治上总是处于从属地位。20 世纪70 年代初,第一批女性主义人类学者首先对这一看法进行了反驳。她们在对大量的民族志资料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后指出,虽然早期进化论者所主张的母权制时代并不存在,但是女性在国家产生以前的社会中的地位是有很大差异的,易洛魁人(The Iroquois) 、奇帕维安人( The Chipewyan) 和阿格塔人( TheAgta) 就是三种典型的代表。美国易洛魁妇女的社会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加拿大奇帕维安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在北美部落中是最低的。菲律宾的阿格塔妇女拥有和男子大体相当的社会地位,她们曾经是已知的惟一从事狩猎的女性。以往的人类学之所以有这样的错误看法,让人们误以为女性天生就是受压迫的,是因为男性学者长期把持了这个学科,使之带有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

为了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学忽视女性的传统,这些女性主义人类学者进一步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去揭示女性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她们的质询是:为什么在已知的大多数社会中,男性都拥有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力? 她们的研究动机部分地来自于对知识的探求,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改变妇女的从属状况,从而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新社会。罗莎尔多(M. Z. Rosaldo) 和兰菲尔(L. Lamphere) 说,她们的研究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如何改变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以便恰当地反映女性的社会角色和经验”,而是为了探讨“如何改造世界,以便结束并超越女性的从属状态和不平等待遇”。(Rosaldo&Lamphere ,1974)

这些女性主义人类学者认为,测定一个社会中女性权力大小的标准至少有两个:首先,女性参与团体决策的程度;其次,女性占据重要职位、控制社会机构的程度。她们分别从性别的劳动分工、生计方式、财产所有制、资源的分配、婚后居住规则和儿童的社会化等多个角度,去探寻女性社会地位高低和权力大小的原因。她们最终发现,事实上,上述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作出完满的解释,因为这是多方面同时起作用的结果。但同时,很多研究个案都表明,女性的政治权力和女性控制社会资源的程度之间有相当大的关联性。

女性主义人类学对于女性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这种关注反映了她们的政治主张。在她们看来,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主张的妇女在西方社会中享有的法律和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就业权和参政权等等,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女性来说,都是虚幻的和不现实的,既不能反映女性在多数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历史和现实,也无助于从实践上解决这一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主张只注重社会公共领域的权力问题,而对于可能存在于家庭和私人领域的权力关系弃之不顾。而女性主义人类学既继承了本学科关注边远地区和原始社会的传统,从这些社会中去探索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又超越了人类学将政治权力局限于社会公共领域的狭隘性,把人类学关于政治是涉及公共目的的权力关系的主张延伸到家庭和私人领域。

很明显,这种政治主张是受到激进女性主义的影响。激进女性主义否定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关于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缺少政治权利或公民权利的观点,也不赞成传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她们生活在阶级社会的观点,认为这两种理论都忽略了男性权力的性质及其无所不在的特征。它指出,传统政治理论本身已成为男性统治的工具,它或者是为男性权力及其在“私人”生活中的基础作辩护,或者是掩饰这一现实。激进女性主义主张,男人对女人的家长制权力是人类社会中的一种基本权力关系,这种权力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这类公共领域之中,而且是一切两性之间关系包括最为亲密的关系的特征。（注2）这种“个人的就是政治的”政治主张被女性主义人类学所接受,并运用到对传统社会中女性的从属地位、身份和社会性别角色等方面的研究。

女性主义人类学者在研究中认识到,仅仅将目光聚焦于女性尚不足以达到其研究目的,因为人类社会毕竟是由女性和男性共同组成的。缺少对于男性及其与男性关系的关注,对女性的认识也绝不会是全面、客观的。基于这种认识,女性主义人类学将社会性别确立为研究的中心议题。所谓“社会性别”(gender) ,是指不同社会、文化赋予男女两性之间不同的社会角色、行为准则、表现形式及象征意义等,它不同于人们一般所说的生理“性别”(sex) 。摩尔(H. L.Moore) 解释说:“女性人类学不仅仅研究妇女,更侧重研究社会性别,研究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社会性别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思想意识、经济制度和政治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注3）

在对社会性别的研究中,出现了两种主要的不同研究途径。一种受格尔兹(C. Geertz) 文化象征论和列维- 斯特劳斯(Claude Levi2Strauss) 结构主义的影响,把男性和女性作为象征符号,纳入整个社会的符号结构中,去研究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另一种则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集中考察社会性别分化的历史演变。前者以罗莎尔多(M. Z.Rosaldo) 和欧特内(S. B. Ortner) 等人为代表,后者以里柯克(E.B.Leacock) 、莎克斯(K. Sacks) 和盖莉(C. Gaily) 等人为代表。

罗莎尔多和欧特内等强调导致社会性别分化的结构和文化因素。罗莎尔多认为,男性控制了公共领域,而女性被局限在家庭的范围内。公共领域是决定社会政治问题的场所,在此范围内活动的男性因此获得了社会的威望和权力。而家庭只是处理一些日常琐事,女性的家务劳动因而被看成是无足轻重的。（注4）欧特内的论点则是,两性之间权力和威望不平等的根源在于,几乎所有的社会都存在将女性与自然相联系、男性与文化相联系的象征观念,而文化又被视为高于自然、优越于自然,所以男性始终被认为应该处于支配地位。（注5）这种把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原因简单归结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或“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的做法,被批评为带有本民族中心主义的意识,因为它把西方认识论中固有的二元论、等级和冲突观念等推广到了其他所有社会。

里柯克、莎克斯和盖莉等人强调资本主义的扩张在导致社会性别分化中所扮演的角色,揭示出社会性别分化和阶级分化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她们都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普遍的平等主义阶段,只是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之后,受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影响,这些平等主义社会中才逐渐出现了社会性别差异。所不同的是,里柯克强调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莎克斯强调亲属关系和婚后居住规则的变化,而盖莉则强调基督教文化,并且主张社会性别分化和阶级分化是平行发展的。（注6）

虽然这些女性学者所讨论的问题从表面来看都不是有关政治的,它们与团体的决策和领导地位等传统的政治议题都没有特别的关系,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她们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研究的范围。她们把研究的目光集中于女性在社会权力关系中相对于男性的权力问题,这是以往的政治研究所不曾涉及的领域。通过她们的努力,人们认识到,社会性别问题在社会群体认同和社会权力结构的形成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容再被忽视,而是应该被视为一个分析范畴,就像种族、族群、阶级或等级范畴一样。20 世纪90 年代以后出现的“社会性别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gender) ,已经将研究的重点从社会性别差异过渡到对社会性别关系的研究。（注7）

二、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

早期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她们都把女性看成一个一元化的群体,在研究女性的从属地位和社会性别的差异时,忽视了由于文化、种族、阶级、阶层、宗教甚至年龄等因素而造成的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往往用一种大一统的思维方式来研究问题,或者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到女性的共性上;其次,她们大多把女性社会政治地位的低下归因于父权制的压迫,而对于同样使女性遭受剥削和歧视的种族、阶级、民族等因素视而不见;第三,她们多满足于对处于原始状态的所谓“传统”、“落后”社会中女性的研究,而对于妇女的现实状况关注不足。例如,很多研究者的兴趣是中国妇女的裹小脚习俗、非洲妇女中流行的外阴和阴核切除术以及中东妇女蒙面纱的风俗等。总之,她们的研究带有欧美中心主义的偏见。

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和欧美发达国家中少数民族的女性学者。她们因为同属受发达国家压迫、剥削的民族、种族和人群,而一起被纳入“第三世界妇女”的范畴。从20 世纪70 年代开始,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和发达国家中的“第三世界人民”反对国际资本主义政治压迫、军事扩张、经济剥削和文化渗透的抗争相呼应,这些第三世界的女性学者激烈批判由欧美国家中白人女性学者所掀起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潮,认为它们仅仅代表了这些国家中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反对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的愿望,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潮,其主要缺陷是只局限于反对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而对于维护甚至引发父权制的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无所触动。

她们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才是女性受压迫和歧视的根源。社会性别作为一种不平等的、分化人群的权力结构,是与其他的社会权力分配结构如阶级、民族、种族等相互联系、浑然一体的。一个女人的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还隶属于某个阶级,来自于某个民族,并有她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控制和影响下,她不仅仅要遭受本民族父权制的压迫,而且要遭受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的歧视和剥削。所以她们提出,反对性别压迫的斗争应该与反对其他任何形式的压迫的斗争结合起来,惟有如此,女性才能真正获得解放。但是,由于不同民族、种族和阶级的女性其社会经历也不尽相同,因此应该结合各自所处的具体文化和经济背景来考虑解放的重点和策略。换言之,女性主义理论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的思想体系。（注8）

基于上述政治主张,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学者主要从两方面拓展自己的研究。首先是女性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研究。虽然部分学者肯定国家是保障和满足女性需要的一种机制,但多数学者都认为,在政治权利、经济资源分配及社会价值不平等的社会里,国家的本质只能是男权的,它经常起着加剧男女地位不平等的作用。很多政府在制定、实施发展战略时,都忽视了妇女问题,误认为政府的干预是中性的,只要发展战略对家庭有益,就自然会使家庭成员包括妇女和儿童受益。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其次是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对女性的影响的研究。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学者结合研究对象所处的阶级、阶层、种族、地区和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对殖民主义和跨国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揭示出她们所受的剥削、歧视和压迫不仅是性别造成的,而且与阶级、种族和民族等因素密切相关。比如,米斯(M.Mies) 通过对印度那斯拍家庭手工业的研究表明,这种生产形式是地方、国家和国际市场共同剥削当地女性的结果,而这种剥削又是通过有具体历史文化定义的家庭父权制来实现的。迈雅丝还把印度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妇女放在她们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中,分析了她们不甘受压迫和剥削,不断抗争的过程(Mies ,1982) 。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因为着重关注女性的现实状况而被批评为政治色彩太浓,缺乏理论构建。然而批评者们忘记了,追求改变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实现女性与男性在物质、精神、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正是女性主义学者的终极目的。女性主义学者一再声称,她们的研究目标不是抽象空洞的知识,而是那种能够被用来指导和造就女性主义政治实践的知识。对于女性社会政治现实状况的这种密切关注,使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学者不再停留于探寻性别主义的根源和性质,以及对性别偏见、种族偏见、民族偏见和阶级偏见的揭露,而是更多地将研究付诸于实践,探讨各国在社会发展中如何赋权于女性,从而改善她们的生存状况,最终实现与男性的平等。在未来数十年内, “女性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将继续成为她们关注的焦点。

三、后现代主义与女性权力

20 世纪70～80 年代,西方女性主义一度成为学术界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文化流派。然而到了90 年代初,女性主义理论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开始解体。（注9）发生这种重大变故的主要原因在于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冲击。后现代主义反对各种历史和文化叙事的“宏观话语建构”,否定作为普遍性、必然性存在的客观真理的可能性,而代之以寻求多元的、局部的和偶然的真理。他们解构了文化,进而解构了“人”,打破了西方自启蒙运动时期以来就一直主张的“人是自然的主体”的观念。后现代主义的主张受到许多女性主义者的欢迎,她们希望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摆脱以男权为中心的各种传统理论的限制,重新构建社会性别的权力关系,并以此作为她们对男权社会进行批判的政治武器。

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女性主义学者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反思。她们提出,在女性主义的研究中,存在着许多有关人类特性和社会生活状况的被公认但未加证明的假设,这些假设都声称找到了某种存在于一切社会中、具有跨文化解释力的人类基本经验。但是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所有这些假说都是有疑问的。比如罗莎尔多所提出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观点,虽然从表面来看,这种对于女性家内身份和男性家外身份的高度概括,能够把有关社会结构和性别角色的文化差异包容进来,而且它还可以超越这些差异,来解释女性从属地位的普遍存在,但是它假定所有社会都存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而且它们具有基本相同的内涵和意义这一做法本身,已经是一种概念的过分夸大和以偏概全。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这种概括忽视了历史和文化的多样性,错误地把自身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阶级、种族和民族等方面的特征普遍化了。

在持后现代观点的女性主义学者中,出现了两大对立的阵营: 唯本论者( Essentialists) 和构成论者(Constructionalists) 。唯本论者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传统女性主义的做法,但是以解构主义为方法论重新探讨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因为她们承认女性和男性是两个对立的基本范畴,所以被称为唯本论者,其代表人物是卢宾(G. Rubin) 和麦金农(C.Mackinnon) 。卢宾借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列维- 斯特劳斯及弗洛伊德—福柯三家的学说,总结出一套自成体系的“性别制度”理论( The Sex/Gender System) 。她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而不是经济制度。要推翻男权的性别制度,就必须重新组织社会性别机制,解决文化上的恋母情结。（注10）麦金农的主张与卢宾的理想主义不同,她提倡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现象(Mackinnon ,1989) 。

构成论者相对走得比较远,她们以解构主义为目的,从根本上否认关于“男性”和“女性”的二元观念。她们认为,在男权的社会结构中,女性的自然作用和社会作用都是依据男性的标准制定的。传统的男女平等观是男权思维逻辑的延续,它所反映的实际上还是男权的标准,不仅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女性受压迫的问题,而且无助于真正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她们广泛吸收当代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专注于对各种传统观念如“男女平等”、“父权制”、“性别角色”、“女性认同”等进行解构,试图从根本上铲除男权文化,打破性别之间的界限。其代表人物有赖莉(D. Riley) 、巴特勒(J .Butler) 和哈拉韦(D. Haraway) 等。

构成论强调社会性别的差异和经验标准的不确定性,促使人们对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问题在于,当它坚持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从解构传统思维方式入手,进而解构了“人”这个自然的主体时,它把女性这个主体也一同解构了。既然女性这个主体不存在了,那么她们的研究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如果对女性权力的追求不构成真理,那女性主义运动又该如何发展呢? 再进一步,这些女性主义学者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构成论所面临的棘手问题。按照构成论者的理论逻辑,基于女权观念之上的女性主义运动无疑应该走向终结了。

构成论这种终结女性主义因而也终结了女性主义运动的极端论调,遭到来自女性主义内部的谴责。哲学家波德(S. Bordo) 指出,这是一种“社会性别怀疑主义”,它对女性主义斗争策略危害极大。她呼吁,女性主义不应该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应该瓦解自己,而应该以社会性别论为立足点,进一步加强研究,以便制定更有效的斗争策略。（注11）文艺理论家莫迪莱斯基说,解构“女性”观念,就是颠覆女性主义政治,抹杀女性的权力诉求。在这一点上,构成论同反对女性解放思想的传统保守思想如出一辙(Modleski ,1991) 。虽然相当多的女性主义者都企图在唯本论和构成论之间寻找到一条折衷的途径,但社会性别论无疑将继续是女性主义理论的立足点。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对于世界范围内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传统的社会人文学科提出了重大挑战。就政治人类学来说,西方女性主义研究所带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对人类学传统的政治观和权力观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政治观上,虽然政治人类学以其对原始、边远社会中传统政治制度的研究以及对现代工业社会中边缘政治的研究而拓宽了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但它始终只关注涉及公共领域的权力关系。比如,政治人类学中最经典的政治定义就把政治定义为“具有公共目的,并且集中于使用权力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团体关系的行为”。（注12）西方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研究向政治人类学表明,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社会公共领域,而且存在于私人和家庭领域。女性主义的挑战将迫使政治人类学进一步拓宽政治研究的视野,以充分反映人类政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权力观上,政治人类学一直习惯于将酋长、“头人”(Big Man) 和其他掌权者作为权力的主体,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就是男性。它从来没有考虑过女性作为权力主体的可能性和合法性。虽然20 世纪70 年代以后,政治人类学在研究农民、城市贫民等下层群体的“人民权力”时,也把女性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但只是将她们看做是所谓的“边缘群体”,将她们边缘化,排斥了她们作为权力主体的可能性。西方女性主义关于社会性别是一种最基本的权力关系的主张,要求政治人类学在未来的研究中不仅要把女性权力作为社会权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必须确立女性在社会权力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女性主义者布赖森宣称:“一切政治理论,如果忽略了女性主义的思想,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片面的和贫乏的政治理论。”（注13）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的挑战,21 世纪的政治人类学必须作出自己的回应。

注释：

注1：历史学家通常把19 世纪中叶到20 世纪初期的美国妇女运动称为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其标志性成果是美国妇女在1920 年获得了选举权。

注2：瓦勒里·布赖森,1992 ,“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引论”,载于李银河, 《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1997 ,第4 页。

注3：转引自乐梅,1996 ,第478～479 页。

注4：Rosaldo ,M. Z. &Lamphere ,L. ,1974.

注5：Ortner ,Sherry B. ,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 in Rosaldo ,M. Z. &Lamphere ,L. (eds. ) ,1974.

注6：Lewellen ,1992 ,pp. 144～146.

注7：白志红,2002 ,第14 页。

注8：参见苏红军,1995 , “第三世界妇女与女性主义政治”,载鲍晓兰主编, 《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1995 ,第19～54 页。

注9：柏棣,1995 , “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载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1995 ,第1 页。

注10：Rubin ,G. ,The Traffic in Women ,in Reiter ,Rayna R.(ed. ) ,1975.

注11：Bordo , S. , Feminism , 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Skepticism ,in Nicholson ,L. (ed. ) ,1990.

注12：Swartz ,M. ; Turner ,V. & Tuden ,A. ,1966 , Political Anthropology ,Chicago :Aldine.

注13：李银河,1997 ,第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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