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农逐步摆脱了孤立、封闭的状态,农民的日常生活被裹挟至高度开放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体系中,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市场和社会取 代自然成为人们交往和交换的主要对象。就消费客体,消费规模和消费水平而言,农民客观的生活幸福指数大大提高,但农民主观上幸福感不强。主客观之间的差异 和张力来自于农户面临的经济压力增强,即生活消费的无限扩张与满足需要能力有限的矛盾,形成这一矛盾的重要背景是当今农户的生活日益社会化。
关键词：社会化小农;生活社会化;经济压力;行为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客观的幸福指数增加,但是,农民主观的幸福指数却有所下降,幸福感不强。主客观之间的差异和张力来自于农户面临的经 济压力增强,即消费需要的急剧扩大与满足消费需求的能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形成这一矛盾的重要背景是当今农户的生活日益社会化。本文试图以社会化小农的 分析框架加以解释。
作 为一种新的分析框架,社会化小农的指涉对象主要是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化进程中的小农,侧重关注当今小农自身变化和新型特质。生活社会化是小农社会化的一 种形态,主要指农户家庭日常生活交往和开支方面的社会化,也是经典理论忽视掉的内容。已有的对小农生活的研究如明恩溥、费孝通、邓大才、刘金海等,多侧重 于对小农生活方式的描述,没有体现小农生活社会化的历史过程,及其对农户行为选择的影响。
一、传统小农的生活特
性
中国传统小农长期生活在分散、孤立、封闭的状态下,以土地为生产中心,以家庭为生活中心,以村庄为交往中心,以基层市场为交换中心。①在这种“自我封闭”的状态下,传统小农完全依靠自家的资源生产、生活,除了亲戚邻里之外几乎没有也无须交往。②绝大多数农民在村庄这一狭小的社会空间中过完了一生80%-90%的时间。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解读传统小农的生活特征。
1.生活形态上的自给自足。农民的生产主要是满足家庭需求,小农不仅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手工业品。③过 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生活。“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给自己消费,它主要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 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 内部是团结的。”④“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 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 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⑤与自然相交换,向土地讨生活是小农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吃的是地里种出来的,住的房屋是用泥土打造的土坯盖起来的,穿的衣服是家庭纺织做出来的,“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⑥人 们的生活方式正如恩格斯所描述的:“妇女纺织亚麻和羊毛,缝制衣服;男人耕田;儿童放牧主人的牲口,给主人采集林果、鸟窝和垫圈草;此外,全家还要缴纳谷 物、蔬菜、蛋类、奶油、干酪、家禽、幼畜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每一座封建庄园都自给自足,甚至军费也是征收实物,没有商业来往和交换,用不着货币。”⑦
2.社会关系上的相互隔离。“小农民及小农经济的特点是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⑧农 民的全部世界就是村庄,“个别的经验就等于世代的经验”⑨,历史上继承下来的生产、生活经验已经足够维持小农的经济生活,农民的社会交往十分狭隘。“一小 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 成的那样。”⑨村庄是由同质的小农简单相加组成,小农之间,村庄之间相互隔离,没有交换和交易的内在需求,小农之间不发生联系,不仅没有化学变化,甚至连物理变化都没有。我国小农在与自然相交换的过程中,过着“男耕女织”、“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生活。
3.生 活方式上的简单均等。简单、落后的生产方式导致了消费资料的匮乏和生活资料的单一。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小农的生产条件十分有限,土地面积狭小且零碎 化,肥力匮乏,生产工具简单落后,导致农产品产量低下,品种单一,农业产出以满足家庭日常生活需要为目的,只有少量的剩余农产品用于交换所需的生活资料。 农村手工业和养殖业规模较小,品种稀少,主要以增加家庭收入为目的。粮食和棉制品是小农买卖的主要商品。在市场上,“小农购买的主要生活必需品是由其他小 农生产的;除了少量次要的必需品外,他们极少购买城市产品。即使到20世纪,城市产品的渗入仍然很有限,只是棉纱或棉布,以及火柴和火油。”⑩农村市场上 销售的生活资料大都来自于附近村庄的农民,商品品种单一,做工粗糙,主要是家庭生活必需品,而不是满足个人享受和娱乐的产品。
在 这种简单落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同操一业,衣食起居彼此一样,劳动力的配置主要限于家庭内部,其分工也限于较浅的层次,农民终日在各自的生产平台上生 产,在狭小的空间下生活,其生活方式高度均等化。小农内部甚至小农与地主之间在消费规模、消费品种和消费水平等方面没有显著区别,农户生产的首要目标是满 足家庭温饱。集体经济时期,国家通过组织农民集体劳动,按照“工分”制和票证制度统一分配日常生活用品,进而牢牢地控制了粮食、食油、布料等主要农产品的 销售和消费,大大限制了农户生活社会化程度,使小农的生活更加均等化。
传 统小农生活的三个特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原因在于生产方式的同质性。“在传统中国,相同的劳动方式、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形成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平面 技术结构。这种同质性的平面技术结构,既决定了小农在劳动方式上不需相互渗透、工具上无须相互借鉴、技术上也不必相互交流” 11。这样一种同质性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传统小农在生活水平上差异甚微。
此 外,国家强制建立的将农民严格阻挡在城市之外的人口管理制度,即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致使农村与城市人口的生活方式存在很大程度的分隔,农户几乎无法了解 和享用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城市生活资料。小农生活和交往的地域范围是宗族圈、祭祀圈、市场圈和婚姻圈的并集,在这一地理空间中,农民的生活方式高度同质, 生活水平差异甚微,不存在与外部比较中所形成的需求扩张,吃饱穿暖是农民的主要生活目标。
由 于农户生活空间的隔离性和需要层次的低级性,农户对生活社会化的需求较为有限,主要是生存需要而没有上升到发展需要,需求与供给之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平 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农忙吃干,农闲喝稀”等生活习惯的形成,以及小农+手工业或帮工的生产模式,满足了农民的生活需求,实现了农 民的生活需求与满足需求的能力的相对均衡。生活需求上的供需平衡主观上体现为农民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对生活的满足使得大部分农民以土地和劳动为主要生产要 素,通过增加劳动投入,延长劳动时间来生产交换产品。满足生存需求是农民的主要行为逻辑。
二、小农生活的社会化
改 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全面渗透到乡村,中国农村社会开始摆脱孤立、封闭的状态,小农自身也开始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逐步脱离传统小农经济状态,进入到市场 化、社会化的过程中。正如徐勇教授所言,“现在的小农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农了,也已经超越了商品小农阶段。并越来越深的进入或者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 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中来,与传统的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进入到社会化小农阶段。”12当今的小农经营规模虽小,但分散而不孤立,联系而不封闭,生产和生活日益社会化,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生 活过程的市场化。传统小农经济时期,农民的日常生活主要靠与自然相交换,通过传统农业加手工业的模式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可以形容为“生 存推动的商品化”,体现出三个特点:剩余性、纵向性和非货币性。小农与市场的这三个特点决定了传统小农与市场关系是松散的。随着农村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社 会分工的逐步细化,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无法满足小农的生存需求,与社会相交换成为农民的替代性选择。与社会相交换不仅拓展了小农社会交往的空间,也打破了 人身、时间和空间对农民生活的限制,在与社会交换中,市场起着关键性作用。
市 场经济的发展全方位地改变了农民的生活,从吃穿住用行到教育、医疗几乎全部市场化、货币化。生活消费的种类、质量、样式增加,市场购买率大大提高,农民与 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生活过程中除了粮食、蔬菜、油料和燃料主要是家庭自给外,其余的生活消费品主要由市场供给,如食品,衣服,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建 房所需的材料及劳务,交通和通讯工具,医疗、教育及其他服务等,家庭耐用消费品越来越普及。原有的由亲属关系和宗族网络提供的无偿服务逐步被市场的有偿服 务所取代,货币支出增加。“为买而卖”的目的不再是为了生活需要,更多的是为了增加收入,家庭自给性供给边界被市场的多样化供给和小农日益膨胀的需求所打 破。
2.生 活资料的丰富性。城乡之间的双向贸易给农村市场增添了活力,丰富多样的生活资料进入农村,大大刺激了小农的消费欲望,凿井可饮、耕田可食,自给自足的乡村 生活已不能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泥泞的小路,低矮的房屋,简单落后的生产生活用具与便捷的交通,别致的高楼,发达的商业,热情的服务之间的巨大反差,曾 使小农把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民”变成“工人”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但随着1970年代末国家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打通了城乡之间的断裂,城市消费品源 源不断流入乡村,农产品与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越来越全面而频繁,乡村“小市场”与城市“大市场”之间日益交融在一起,城乡分工体系走向一体化,市场化和社会 化重新塑造着农民的生活方式,此外,网状的交通网络、快捷的交通工具、先进的通讯手段进一步打通了城乡之间的断裂,农民进城更加方便,许多日常生活消费品 可去城市购买。对农民而言,城市生活由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变成近在咫尺的现实,只要有钱,有能力就能过城里人的生活,由此推动越来越多的人外出挣钱。
3.生 活水平的差异性。传统小农向现代小农的转变,打破了农村内部高度均等化的生活方式,不同小农能力上的差异以及机会的不平等,造成村庄内部农户的收入差距。 农村日益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城市给农民工提供的不同的机遇,使得部分农民通过自己的能力使家庭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他们或者迁出村庄,在集镇或城里生活; 或者在村庄中修建漂亮的楼房,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如汽车、空调、冰箱等,成为其他小农比较和羡慕的对象。富裕农民有能力提高其生活水平,并在社会交往中 逐步提高消费档次,农村中礼尚往来的惯例,促使其他农户不得不按照同样的标准进行消费,进而提高了村庄平均的消费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给普通农民的生活带 来巨大的压力。
此 外,城乡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近年来一系列城乡隔离体制被侵蚀,城乡人口流动规模和速度前所未有地推动着城乡之间的对接与交融,越来 越多的人走出了乡村,见识到城市生活的美好和城乡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使小农尤其是年轻的农民不断更新自己的生活观念,他们认为自己生活的意义不仅在乡 村,而且在城市,城市化生活成为其追求的目标。但是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又把小农严酷的挡在城市之外,许许多多的农民工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日夜辛劳的工作,就如 同一只青蛙扒在井的边缘看外面的世界,那种新鲜与美好的生活令人向往却又无法获得,城乡之间现实的差距逐渐转变成农民心理上的落差,给农民造成极大的压 力。
在 与城市和村庄富裕农户的比较中,人们的消费需求急剧扩张。在消费主义经济时代,农民生活的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显著提高,农民日益走出以前相对封闭状态,与 整个社会的联结程度越来越紧密。乡村与乡村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交通条件的改善,极大地缩小了农户与外界的物理距离;广播、电台、电视、电话、手机、网络 等信息技术的更替,提升了农户与社会的沟通能力。在此背景之下,外来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对农民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城市迅速膨胀的消费欲望和强烈 的消费刺激借助于现代化的快捷方式传递到农村,引发农民对物质生活标准、生活水平的急速扩张,而且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需求层次也急剧上升,他们越来越 不满足于以前的生活方式,对生活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饮食而言,结构单一、简单重复的消费习惯得以改善,肉、蛋、蔬菜、水果的市场购买率增加,烟、 酒、副食的消费增加;衣服消费也体现了多样化和更新速度快的特点,“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村庄里的裁缝失业了,在穿衣 上,农民在注重实用性的前提下努力向城里人看齐。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国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合作医疗体系的建立,一定程度的分担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小农在与 外部的交往和社会交换中对教育和医疗的需求呈快速增长的趋势。教育程度与货币收入之间虽不是绝对的正比关系,但教育程度越高,发展空间越大,从农村走向城 市,分享城市文明成果的机会越多,所以,只要家庭条件允许,农民愿意让孩子多读书,除了九年义务教育之外,职业教育,大学教育成为众多孩子的选择。医疗卫 生方面,乡村医生和医疗机构设备简单,医疗技术有限,无法满足人们对医疗卫生的多样化需求。
但 是,人们对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生活资料需求的扩张仍根植于农村经济中,离不开小农经济的束缚。农民本质上还是小农,经营规模小,劳动强度大,农业收益 有限。而现代化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趋向与传统农业生产和收入之间形成了强烈落差,造成农户的生活压力。对以农业为生的农户而言,农业收入决定了消费水平,而 土地规模有限,农业利润率低的现实严重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农业加手工业的模式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增加缓慢的问题,使农民生活长期在低水平上徘 徊,无法满足人们对生活社会化的需求。伴随着城乡之间人口和贸易的双向流动,现代化、城市化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不断输入到农村,强烈刺激着农民的消费欲 望,引发人们对生活社会化的高额需求,社会化需求的增加与农业收入有限之间的矛盾增加了农民生活压力。
农 民生活压力的增加主要源于生活消费的无限扩张与满足需要能力有限的矛盾,这也是当今小农面临的重要难题。传统农民的生产剩余有限,生活开支充分计划,精打 细算,勤俭节约。随着农户生活的日益社会化,其生活消费早已超出自我生产,相当部分的消费品都需要从外部获得,尤其是已作为日常生活重要部分的教育、医疗 等完全依赖外部供给。与教育、就医等开支迅速上升相比,农民的支付能力却相对不足。“吃得饱饭,读不起书,看不起病”成为相当多数农民的实际生活写照。更 重要的是,生活方式的社会化造成农民消费欲望的急剧扩张,大众传播媒体的广告将各种消费信息传递给农民,使他们不再只是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和生活实际需求 支配自己的生活,在相当程度是来自于外部消费的刺激。与急剧扩张的消费欲求相比,农户满足消费需求的能力又十分有限。
小 农生活的社会化客观上提高了农民整体的消费水平,就消费规模、消费内容和消费支出而言,传统小农与当今小农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收入差 距,市场化和社会化给农民带来的机遇以及抓住机遇的能力上的差异,城乡之间人口流动与双向贸易等客观现实,使人们对幸福感的评判远远超出了吃饱穿暖的低层 次需求,上升到与农村平均生活水平人群的对比,与农村高水平人群的对比,以及与城市生活水平的对比上,比较对象、层次的不断上升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消费欲 望,使得消费需求的增加与满足需要能力脱节,降低了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推动着更多人通过外出务工等途径努力挣钱,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
三、农民的行为逻辑
乡 土社会是熟人社会,血缘社会,传统小农主要是与自然进行交换,或者与社会进行初级交换,不需要特别的媒介。最开始的物物交换存在于初级交易场所里,一般没 有固定的交易时间、频次和规则,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农民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不得不从事副业生产,包括家庭纺织、养殖牲畜家禽、 捕鱼捉虾、种植蔬菜等,以达到自给目的。其他的日常生活用品,如简陋的竹木用具、草鞋、柴薪等,农民一般也自己生产制作,同时农民也有一部分产品需要用以 交换自己不能生产的若干生活用品,或者出售用以完纳租赋。这种简单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在消费中以自给性为主,崇尚简朴节约,通过延迟消费缓解收入波 动带来的生存风险,满足生存需求是农民的主要行为逻辑。
随 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开始走向经常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简单的物物交换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交换需求,货币逐渐成为稳固的交换媒介。农民的交换和消费 活动都不得不借助于货币这一中介来实现。货币与其他的媒介不同,它可以超脱于任何实物性的东西之外,不以交换内容、时间、地点和方式为转移,“社会生活愈 发达,人和人之间的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清算’的需要也增加,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13,这导致与货币有关的一切事物和活动都进入一个想象的、不确定的空间,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社会风险。对处于社会化之中的小农而言,其生活消费已经很难与货币分割开来,这最直接地体现在农户生活消费现金支出总额及其在总支出中比例的增长速度上。
小 农生活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以现金购买商品和服务,可以说社会化的潜台词是货币支出,社会化需要货币媒介,需要货币支付社会化的成本。农民可以 按照自己的偏好对家庭货币支出进行排序,但对于小农家庭来说,最重要的是保证家庭正常运转与其他社会交往的正常化,而不是追求所谓的利润最大化或效用最大 化。在与外部交往和社会交换中,人们对生活的需求急剧增长,吃穿住行,医疗、教育已全方位社会化,小农面临社会化过程中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面临高社会化 水平的现金需求,其行为逻辑是追求货币收入的最大化,小农的一切行为与动机都围绕着货币而展开,“货币伦理”是这一阶段的基本行为准则。
改 革开放以来,小农生活社会化的水平不断提高,消费支出呈几何速度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受市场价格的约束,呈算术速度增长,收入与支出的不均衡增长,使小农面 临前所未有的货币支出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路径:生产生活消费社会化———货币支出压力———货币收入最大化—分工和专业化、外出务工经商—带 动了社会化水平的提高—提高了生产消费社会化。”14
货 币支出压力促使农民以获得更多的收入作为其行为选择的主要出发点,并按照货币收入的多少合理分配家庭劳动力。对一般农户而言,家庭劳动力投入主要分两个部 分:一是农业劳动投入;二是务工或打工劳动投入。改革初期,由于外出就业机会少,大部分农业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低效率的农业生产。当今,农民外出 就业机会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外出务工,从事农业的多是年龄较大,土地较多的农民,年轻人基本上外出务工。当外出务工的最低收入大于农业劳动投入的边际报 酬时,家庭劳动力的配置将更倾向于务工或者是打工,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的动机促使更多的农民选择外出务工。
四、结论
在社会分工、市场化和国家的推动下,小农的生活逐步由自给自足的状态转变为市场化、社会化供给,实现了由传统小农向社会化小农的转变。通过对农民日常生活的 考察,我们发现当下的小农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封闭、孤立的小农,农民的日常生活已经被裹挟至高度开放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体系中,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诱发了 人们的消费欲望,扩张了消费内容,拉动了消费行为。消费需求的扩张与传统农业生产收入有限之间的矛盾,造成农民生活上的压力,促使农民寻找各种途径增加收 入。
农户生活的社会化和对市场的高度依赖,增加了农民生存的风险,曾经是农户家庭、家族和村落自我供给的教育、医疗、绝大多数生活用品,如今已经部分甚至完全进入社会化体系之中。当今小农虽不如“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15的 状况,但其基本的生活保障仍存在一定的风险。基于此,在实践中,我们要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和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就必须建构社会化服务网络,由国家和社会 提供公共物品,并与农户共同分摊生活社会化的成本,在某些领域如教育、医疗,国家应成为主体性供给力量。在日常生活领域,国家调整以前的“多取少予”甚至 “只取不予”政策,切实实行“多予少取”政策,加强公共性的日常生活支出,譬如在通村公路、公共堰塘或自来水、能源、信息等公共生活设施方面加大财政支持 力度,缓解社会化市场化给农民带来的经济压力,使农民可以根据家庭状况和收入多寡自由选择在家务农或外出务工。
注释：
①邓大才:《小农与市场:从“以业为商”到“以农为市”———社会化小农的市场纬度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②孙达人:《中国农民变迁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56页。
③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2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33-234页。
⑤⑧⑩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93页。
⑥⑨○1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3页,第10页,第73-7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49-450页。
1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8页。
12郝亚光:《社会化小农:空间扩张与行为逻辑》,《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315徐勇、邓大才:《“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6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