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然与实然之间往往有令人吃惊的差异，正在中国热炒的MBO也是如此。三年之前，MBO刚在中国兴起时，我曾发表过十多篇文章，大多是为MBO鼓与呼，以为找到了国企改革的应然之路。但三年之后，当笔者在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教授主持的国务院司法部“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及中外比较”课题组中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之后，回头看看现实中上演的实然“MBO”，却发现——
中国当前的一些所谓“MBO”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原种MBO”，而是发生了“基因突变”，变成了MBI、MSI、OSI等。“MBO突变”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只要看一看俄罗斯，就会明白一切。早在苏联解体之前，俄罗斯就开始了国企MBO，国有资产原来谁在管理，就归谁占有。与西方的“原种MBO”不同，俄罗斯的MBO由于不具备完善的法治环境、社会监督、人文观念（主要指市场等价交换的观念）等条件，其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MBO突变”，权力与资本交易，腐败盛行，变成了一场“官僚瓜分国企大蛋糕”的游戏，导致了“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资本主义”。
正是由于这种“不当的MBO”，进一步加速了前苏联的解体。结果，它不仅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市场经济，相反，由于国家对经济的整体控制能力严重降低，从而直接动摇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民主和政治稳定之基础。这种由“MBO突变”所导致的“不成功的转轨”，使俄罗斯陷于长期衰退之中，使它从一个超级强国沦落到目前的状况。
以俄罗斯为戒，我国必须未雨绸缪，警惕MBO发生基因突变。MBO的典型“变种”有以下三类：
变种一：突变成“MBI”，利用中国股市的结构性缺陷，以超低内幕价取得控股权，损害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进而引发股市大地震，严重则可能拖垮整个国民经济。
MBO，Management Buy-outs，中译“管理层收购在外的股票”，简称“管理层收购”。它强调“O（Outs，在外的流通股）”，因为只有在外的流通股才有收购的必要，才符合MBO的美好初衷，否则，就不能称其为MBO。
但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上市国企里发生的所谓MBO却恰恰相反，管理层收购的根本不是“O”，而是“I（Ins，在内的股份，非流通股）”。他们利用了中国股市目前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即流通股（Outs）与非流通股（Ins）同时并存。由于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的巨大价差，管理层就秘密地通过非流通股的协议转让（而不是公开地全面要约收购流通股），以超低的内幕价就取得了企业的控股权，在相当的程度上损害了广大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据悉，我国上市国企的MBO案例中，很少有通过收购在外的流通股来进行的，其中猫腻不言自明。
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2001年以来我国发生的股市大地震，深层原因之一正是MBO突变。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国上市国企里大面积进行了秘密的MBO（实际上是突变成了MBI），从而引发股市大地震，并进而波及整个国民经济，使我国出现了改革20多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瓶颈期”！后果堪称严重。
变种二：突变成“MSI”，一场不能达到纳什均衡的弈局，通过“看守者交易”，管理层与官员“合谋”损害国家的所有者权益。
“原种MBO”除了强调上述的“O”之外，还强调“B（Buy，买）”字，即管理层必须按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之法则来收购企业，是收益与成本、获利与风险、激励与约束的同步相生。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政府、公众、管理层三方在这场博弈中都达到了“纳什均衡”（效益最大化均衡），从而获得成功。
但中国目前的一些国企MBO之博弈中，管理层往往并不拿出足够的钱来（甚至根本不拿出一分钱），而是与有关的官员合谋玩“空手道”。这样，最终的结果就是：管理层只享有收益却不付出相应的成本、只获取利益却不承担相应的风险、只产生暴富的所谓激励却没有相应的约束。形象点说，就是“S（Steal，盗）”，而且是盗“I（Ins）”，这就沦为了一场“看守者交易”，是管理层“监守自盗”，严重损害国家的所有者权益。如此，中国国企的MBO就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西方MBO的功能，突变成了MSI。
变种三：突变成“OSI”，一场沦为“大洗钱运动”的权力资本盛宴，出于“原罪”之忧虑而进行资本外逃，损害国家的公信力和民主形象。
MBO在西方是单纯的“M（Management，企业管理层）”BO，是一种资本运作的工具和杠杆，并不负有政治意义和功能。而中国国企MBO却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本运作工具，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承载载体。中国目前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并不象西方那样来源于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化雇佣”，而是一种“非市场化任命”，甚至本身就是政府官员。在国企MBO中，官员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因此，在目前对官员的权力滥用尚缺乏有效约束的条件下，不少MBO在一定程度上成了“O（Official，官员）”BO，再加之前述的“S（Steal，盗）”和“I（Ins）”，就成了“OSI”，成了权力资本的盛宴。
这样，所谓的MBO（OSI）就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洗钱运动”，其妙处不言自明：在没有MBO的情况下，他们捞取的大量灰色收入怎么都逃脱不了贪污腐败的嫌疑，刑法上的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足以使这些人站在被告席上。但现在有了MBO，他们就能“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巨额财富来源于MBO的“合法途径”。
然而，灾难性的后果还不止于此。这些靠“OSI”而暴发的人及其后代，出于对政局动荡以及资本“原罪”的忧虑，在得到巨额财富之后，下一步就是想方设法进行资本外逃。例如，俄罗斯每年外逃的资本为150亿到200亿美元，还伴随有大量的人才流失海外，俄已成为人才流失和资本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种局面令俄罗斯政府头痛不已，陷入两难困境：如果严格追究资本“原罪”，势必造成更不稳定的形势，导致资本进一步外逃；然而如果置之不顾，国家的公信力和民主形象又何以维护？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