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亚健康或曰亚健康政治是一个值得关注与探讨的政治现象和学术课题。由于政治生活中的某些非竞争性、排他性、软约束性和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由于某些官员的高自利性和低自律性的主观存在，亚健康政治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妨碍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隐性毒瘤。在改革深化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倘若任由这种病毒性元素的增生与扩散，那么官员政治亚健康的普遍性存在将有害于整个国家的繁荣、社会的进步和民族的复兴。如次，仅列几例，以供“好事者”深究。
之一：信仰迷失症
信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寄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和竞争力。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社会结构变迁、生活方式变革和价值观念变化必将引发公民精神世界的调整。重拾信仰不仅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更是官员们率先垂范的精神要求。然而，一些官员由于理想信念缺失，世界观和价值观混乱，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前途认识不清，使命感、责任感淡漠，意志薄弱，创新动力不强，开拓精神不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性、系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其中一些人“不信马列信鬼神”，携家眷随从求仙拜佛、谋仕途高升，把巫婆神汉视为“智囊”，遇到重大决策问题宁愿请“大师”指点迷津，在他们的带动和引领下，早已灭迹带有庸俗愚昧内容的陈规陋习死灰复燃。据闻，某县负责人认为县城主干道正好冲着县政府大门，导致风水不好，于是就在这条主干道上放了一架退役歼6歼击机，飞机寓意升官发财，但这条主干大道却成为断头路；某国家级重点贫困县耗资数百万元雇用运输公司将重369吨、被当地人称为“神石”的甘州石作为城标，搬运过程被寓意为“时（石）来运转”……
之二：唯上依赖症
在政治与行政统合的情形下，决策与执行也就处于非分离状态，政策资源、物质资源和财政资源的集中化程度高，“官本位”就更加容易强化，下级机构必须听命于上级机构，下级势必事事服从上级、请示上级，唯上级的意志为转移。同时，由于委任政治和人事权的垂直性存在，领导权威的借用和政策力量的再生产是官员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于是“不唯书，不唯实，只唯上”的非群众路线成为了最为管用、最有效率的工作方法。此外，组织机构的向上惯性直接造成了官员之间的人身依赖，一些下级官员一味逢迎巴结上级，每天围着领导转来转去，向领导献媚、替领导办事，“人民公仆”蜕变为“主子私仆”，他们言听计从、阿谀奉承、吹牛拍马、弄虚作假，“抱粗腿”的马屁文化无所不用其极。成都双流县一段交警执法视频在网上曝光后，一夜之间引起轩然大波，一篇《双流交警相当雷人，口出狂言——“我只为领导服务，你们算个啥”》的贴文和视频在网络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我只为领导服务，是领导重要还是你们这些人重要”，这种“实话实说”式的告白就是唯上依赖症的突出表现。
之三：专断自大症
按照《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规定，决定问题要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党委系统内，书记或第一书记要善于集中大家的意见，不允许“一言堂”、家长制。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不讲民主法制却崇尚专断、人治、家长制、一言堂、霸道的非民主作风大量存在。这种官员在同级和下级面前，通常孤芳自赏、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一个人说了算，听不进不同意见和谏言，更容不得独尊式权威的半点挑战。对于这个问题，二十世纪中叶，毛泽东同志曾经专门给当时的“一把手”们讲了霸王别姬的故事，声明如果你们老是搞“一言堂”，小心有一天也会“别姬”的。报载，北京市门头沟原副区长闫永喜在永定镇担任党委书记时，跟新任的村两委班子开会，有村干部不赞同闫永喜的意见。闫永喜拍着桌子说“别看你们是群众选上来的，我让你上就上，我让你下就下”。甚至私下里，有村民目睹闫永喜拍着一干部说：“你就我养的一只藏獒，来叫两声”。闫永喜的这种黑话和霸道显然是“江湖政治”的典型缩影。
之四：口是心非症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哲学武器，也是为官为商为学为人的行动准则。然而，一些官员口口声声与中央政策保持高度一致，但背地里却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随处可见，政令不通、政策失灵，从而导致个人利己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他们经常玩弄两面派手法，表面上遵从，暗地里违背。对待群众，讲套话，讲大话，说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口口声声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对其承诺不厌其烦地等待，直至望眼欲穿，而背地里却实实在在地侵害老百姓的利益。出了事故，先找下面的人“顶扛”，推脱自己责任和罪过。一些人口口声声反腐败，而自己却腐败透顶。在湖南郴州，原纪委书记曾锦春经常在一些场合做反腐工作报告，而暗地里却在矿产承包、纠纷处理、工程招投标、职务升迁、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办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
之五：工作颓废症
为人民服务是官员们矢志不渝的从业宗旨和事业追求。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官员受公民的委托，代理公民处理日常公共事务和解决公共领域的问题。然而，一些官员尽摆主子排场，缺乏公仆意识，要下级和群众帮他服务。他们常常私事为先，公事私办，对待群众的服务需求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办法。他们有时“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 工作效率低下，办事拖拖拉拉，一项便捷的民生服务也需要不断地“研究研究”。经常周旋于饭桌、歌厅、牌场，在他们看来，八小时之外才是“工作”，而真正的工作则变成了他理所当然的“休息”了——上班没精打采、对人不理不睬。特别是当看到自己升迁无望的时候，比如典型的“59现象”，就容易从以前的勤奋敬业、廉洁奉公转变为追求享受、精神颓废甚至贪污腐败。当官如同爬楼梯，当达到一定级别、晋升空间越来越小后，仕途上的“天花板”困局便出现了。来自《人民论坛》的调查显示，64%的受访者认为县处级“天花板”干部最多，70%的受访者认为“天花板”干部年龄为“45—55岁”。
之六：款色偏好症
金钱、权力、美色似乎是一个紧密关联、互不可缺的社会三角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展开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6.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普遍存在“傍傍族”——“恋爱傍大款办事傍大官”。这种拜金主义、物欲主义、享乐主义的不良情绪和庸俗风气在不少官员的身上蔓延，崇尚“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官场简单实用主义哲学，利用权力寻找经济支撑力量，利用权力寻找心灵慰藉对象，“傍大款”、“贪女色”成为了某些官员言行必果的任期产品，“贪官必有情妇”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社会不二定理。据报道，现行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调查发现，官员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贪官中95%的人有“情妇”。在200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
之七：怀疑臆想症
政府部门也是一个劳动力密集的部门，虽不生产产品，但却提供服务；虽不面对机器，但却必须协调关系。内耗度和协调度的降低，也是衡量一个单位或部门和谐程度的标尺之一。然而，有些官员不去调解矛盾、协调冲突，反而不断地设计“假想敌”，拉帮结派，搞山头主义，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到了无限的“阶级斗争”上。有些官员心胸狭隘、疑心病太重，时常怀疑别人讲自己的坏话，怀疑别人在背后有意“丑化”自己，怀疑别人在关键时候“使绊子”，怀疑别人合伙跟他作对。于是，当权力患上臆想症的时候，公民便自然而然地得了精神病。吉林四平某农村信用联社原主任杨玉良雇凶打人和硫酸泼人案，就是一个典型的“疑心”病例。当有人写匿名信列举杨玉良的种种“严重问题”，杨玉良就疑心这封匿名信是另一张姓信用社主任张某所为。于是他先后两次花钱雇凶，直到对方双腿骨折。杨玉良又开始怀疑一个姓于的顶头上司与自己过不去。他找人往于某的脸上泼硫酸，造成于某头面部二度烧伤。
之八：网络恐惧症
当下的网络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产物，它不仅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和交际平台，也成为了公民监督的重要武器。作为政治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已经成为了政治生活函数中的重要变量。相当多的官员“微服私访”利用网络获取群众意见，或者回答网络公民所提出的问题，从而征求意见、接受质询、实施监督。更多的官员接纳网络、使用网络，他们觉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无欲则刚”、“无私无畏”。然而，有些官员担心“网络坏事”，对网络产生焦虑和恐惧，特别是网络上不断发生的“日记门”、“烟草门”等事件出现以后，对网络的回避和恐惧就更甚了。《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调查了300名官员和民众，47%受访官员认为“县处级”干部最怕网络监督。在受访者看来，官员产生网络恐惧症的原因不外乎：一怕工作疏漏或不良现象被曝光；二怕个人信息被外泄；三怕网络舆论断章取义；四怕网络监督混淆是非；五怕影响个人声誉和仕途。
《清风》杂志201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