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刊《批判》2010年8月号刊登了英国学者希勒尔·蒂克延题为《今日的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章，认为今天有大量过剩资本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这导致资产价格膨胀和各种金融泡沫。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已经危机重重，因此它需要一种新的策略克服危机，但却仍然未找到。垄断资本政府、大公司和资产阶级第一步的反应是实用主义地采取部分国有化的措施，但是随之而来的将是大规模减少公共开支，降低生活水平。未来将是一个充满极端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已成为更有前途的选择：它可以用代价更小的方式发展社会，并且不会导致长期萧条和危机。
关键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垄断资本
危机的演化和危机理论
面对当前危机，我们无需假设有一个大资本家阴谋集团在某个秘密地点集会，商讨应采取什么策略和行动方式。19世纪后期20世纪早期，他们走向战争和帝国主义，这是由历史环境、经济要求和实际需求共同驱动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存在于这样一个背景下，即资本主义需要把过剩资本拿去投资，同时随着社会民主党派的兴起，资本主义内部的不满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因此，帝国主义和战争似乎成了必然的解决方案。
这一点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在全球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形势下，资本主义之所以能找到调解矛盾的方式，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当这一制度处于衰退中时，调解就变得更难，以致资本主义不得不诉诸反人类的、残忍的社会形式，比如残忍的帝国主义、世界热战和冷战。我们不能把衰退理解为一种制度的终极危机，而应该理解为在衰退中矛盾的两极越来越难和解——尽管和解的可能性还是存在——而缓解矛盾是为了能重返传统的资本主义形式。
我们知道，与恩格斯关于危机的断言相反，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到“一战”前夕，西欧经济衰退有所缓解。众所周知，这和帝国主义有关，社会主义者也把衰退相对缓和的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同样，从1939年一直到冷战结束，经济衰退时间相对变短，程度更轻，这是政府采取行动的结果，原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所采取的行动尤其意义重大。
可见，在资本主义稳定的条件下，经济衰退不是制度本身的衰退。在上述时期，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冷战及其内在基础——斯大林主义，在保证资本主义制度平衡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可见，经济危机是制度的内在矛盾和为维持这一制度所采取的策略的复合物。在笔者所写关于当前危机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些策略，按其历史顺序依次为：金融资本、帝国主义、战争、福利国家、斯大林主义(冷战)。转向金融资本和福利国家需要一个集权政府来管理经济和社会。以此来看，批量生产和消费主义的作用、“中产阶级”和小企业的形成，都是宏观策略指导下有计划采取的手段。
当前危机
在进入下一步论证之前，有必要先总结一下上文提到的内容。2007年爆发，至今仍在继续的这场危机，其本质特征是过剩资本越来越多。2007年，从银行储蓄来看，比如瑞士联合银行、巴克莱银行，过剩资本达到约18万亿美元，其中瑞士联合银行当年存储货币最多。养老金、对冲基金、保险公司等此类机构持有货币约110万亿美元。这个时期全球GDP超过54万亿美元。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货币资本不易找到可盈利的投资场所。因此，银行这么做就不奇怪了：它承诺更高的回报，对货币本身展开竞争，却发现越来越难证明支付这么多利率的做法是合理的。换句话说，错不在银行家，而在这个产生大量过剩资本的制度。银行家于是发明了神秘的货币工具，它能产出相对高的收益，但一旦这个“旋转木马”游戏停下来，就无法继续证明这些高收益是正当的了。它们发放了一些永远不可能偿还的抵押贷款，这只是他们不得已的做法，而这些贷款的伪装很快就会被揭穿。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量的过剩资本呢?在笔者看来，它反映了统治阶级从工业增长转向金融资本的这一策略的终结。上世纪70年代，由于工潮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挑战，他们就有意识地转向金融资本了。用理论术语来说，没有劳动力后备军，仅有商品拜物教带来的有限控制，不管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作为市场控制工具的资本都是受到威胁的。通过重建金融资本，统治阶级能够极大提高失业水平，使经济和社会更多受到伪市场的控制。这一政策可从政治上成功破坏社会民主主义的残余以及此前存在的工会体系。但是，它依赖于国内工业低增长，以及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资本。然而，由于短期收益的压力，第三世界可能只能接受有限的资本进口。这样不可避免会导致数量巨大、不断增长的过剩资本。过剩资本是因为利润率下降导致收益率低，还是因为工业投资受到政府、生产资料行业、消费资料行业需求的限制或三者兼有，现在再去争论它已没有意义。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金融资本的短期性会影响长期投资，因此可能会使生产资料行业因缺乏投资而毁灭，除非有冷战和各种热战来支撑它。但是，冷战已结束，美国也因此有意采取去军事化计划。
金融资本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收益。因此，正如列宁所说，它必定是寄生性的，而且可能毁灭寄生母体。极端情况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收购生产性企业，出售其产权组合及其他畅销资产，然后，如果此时企业尚存的话，把企业回放到股票市场。在俄罗斯，金融资本采取极端做法，把所有产权和实物资产卖光，企业因而被毁，即使它本来还有生产能力。更为温和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投资基金——保险、养老金或其他基金——在工业企业控股，要求从中得到高回报。这些工业企业被迫减少研究部门，加强监督，把目标转向了员工。尽管表面上效率有了提高，但实际上，雇员在压力之下仅以达到要求为目标，他们通过挑衅行为或更常见的不作为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这就使长期收益减少了。
简而言之，不管在哪个方面，这种策略的寿命都是有限的。在工业上，对单个企业来说，收益在经过初期短暂提高之后肯定会下降。从整体上看，只要利润转移到金融资本，工业投资就会受限。与此同时，部分政府职能部门被私有化，导致私有行业利润迅速飙升。许多企业尽管利润没有减少，但在提供服务方面可能比国有化的时候效率更低，由此给经济造成额外负担，最终成为私有行业自身的负担。从第三世界国家得到的收益很重要，但这也产生问题，因为在第三世界国家投资所得的利润都返给了投资国，只有一部分用于再投资，特别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通常被认为不稳定。
这样会产生两个后果。第一，因为只有生产领域才能产生价值，所以利润转向金融资本只能意味着价值来源更为有限，即使金融资本资产一般会上升。因为金融资本资产上升，资产膨胀就不可避免，并将反复出现。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资金增多，导致风险不断增大的投资产生出风险更大的投资，引起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出现，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在表面上起着保险功能。因为问题的根源仍然存在，甚至情况更为恶化，所以更多泡沫将产生，除非公共部门为工业扩张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二，由于金融资本之外的经济再投资非常有限，失业率上升和工资水平保持相对稳定，这就必然导致内需减少。与此同时，随着广告、营销、零售、交易等范围的扩大，非生产性行业在普遍增长。大量资源进入房地产行业，房地产和金融资本行业工资水平普遍上涨。一个独立的、拥有定价权的奢侈品行业重新建立起来。但工业投资情况如何呢?通过武器生产或基础建设为工业提供大量需求的公共部门，已经开始减少，这导致工业生产过剩倾向增加。工业企业别无选择，只能转向金融本身。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就是一个例子，它原本是生产资料工业企业，后来转向了金融。该公司2009年报告称：“过去十年来，有时超过一半的公司收入来源于金融服务。随着企业发展，金融服务比例过大，增加了太多不确定性。通用电气必须首先是一个工业企业。”在这份报告中，通用电气把自己标榜为一个拥有较大金融部门的基础设施技术性公司。这凸显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本质，它对整个生产很关键，但它与政府关系密切，这主要通过所有权、控制、管理、融资或购买等手段来实现。
上述引言中还说明了两点。第一，它表明公司可以从工业转向金融，并可以再转回来，尽管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但由于公司规模大，再转回来相对比较容易。第二，它为下一个时期采取何种策略提供了一种思路，这种策略至少表面上与强调金融资本的做法相反。接下来，笔者将论述国家引入重新工业化政策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另外，我们注意到，许多人以很多公司都有金融部门、使用金融衍生品和其他金融工具为据，质疑金融资本概念。显然，过去30年以来，所有公司，不论大小，尤其是国际公司，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使用金融衍生品，至少是那些与货币相关的衍生品。问题不在于它们是否拥有金融部门，而在于这些部门在公司是否处于主导地位，或是否参与金融资本从整体上支配经济。例如，一家公司专门出售机床，购买所需原材料，它也必须防备国际市场上货币的变化。这并不会改变公司或经济的性质，但是，通用电气显然已经把重心向金融倾斜，因此，它既是金融资本公司也是工业公司，且越来越偏向于金融资本，所以它现在谈到了补救。
资本主义积累的矛盾及其后果
我们如何才能将分析放到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去呢?纵观历史，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主要是消费不足、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或是三种因素共同作用。但实际上，要分析经济危机，必须把这些因素放在资本运行规律和历史上资本主义特殊阶段的特殊性这些大背景下来考量。没有历史维度，抽象的理论化只能是一种训练或阐释手段。下文是个简要分析，有详有略，提供一个特殊的视角来审视这一理论。关于危机理论和当前危机，目前已经有大量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解释。
在商品生产初期，如果积累或再投资偶尔供大于求，可能导致工人工资低于所创造价值，降低工资是为了创造利润，而利润却没有被消费。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利润通常用于再投资，从而为整个生产创造新的需求。现在的问题是生产资料投资一般会随着资本有机构成(资本与工资比率)的提高而增加，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本身会提高生产率，从而使生产资料投资增加的影响更为糟糕。从工业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理想的资本主义经济将是很荒谬的，因为生产资料将是唯一生产出来的东西。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经济有一个内在的倾向性，即随着资本主义的成熟，它会崩溃或停滞。
随着机器生产机器，商品和服务实际上可免费使用的社会成为可能，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走到了它的极限。当然，关于资本主义成熟和停滞的问题已有探讨，它也成为凯恩斯主义分析的一部分。但这里要说明的不是资本主义必将如此发展，而是指出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倾向。因为资本主义找到了实用的手段来克服这些问题，它没有像所预测的那样出现停滞，这也说明了技术经济分析的局限性。
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用价值来计算)必将比消费资料的需求更快，所以周期性危机不可避免，这正是因为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没有计划性。然而，这些周期性危机可以通过衰退期对资本的破坏而相对容易地得到解决，而利润率可以通过降低工资而提高。只要社会上有劳动力剩余，包括“剩余人口”(长时间没有工作的人)和劳动力后备军(时有时无工作的人)，工资就会受到控制，就可以增加投资，而投资的生产力不提高。换句话说，在一段时期内，更多工人将以稳定的比率受到雇佣。但达到全部就业或接近全部就业时，这种情况就中止了。这时，资本有机构成或资本与劳动力比率将提高，雇佣的工人将更少，工资可能更低。这种情况下，利润将得到恢复，需要再投资，但此时资本有机构成更高。这一过程将产生三个结果。一是周期性崩溃的内在倾向，二是所创造价值减少的倾向，因为参加生产的工人数量减少。
第三个结果是派生性的。如果资产阶级把投资减少到低于利润，那么生产资料将会受到限制，部门间不平衡的倾向性就减少了。与此同时，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将受到限制。有些人把这一倾向视为消费不足的一种，尽管它的起因在于投资受阻，而不是消费资料生产过剩。
最后，如果与投入资本相比，所创造价值有限或下降，那么，假设工资不变，投入资本不变或增加，利润将缩水。但是，这并不是任何特定时期所有资本家的必然结果，因为它取决于阶级斗争、大资本的定价能力，以及为提高生产率而革新的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将价值驱逐出生产是资本积累过程的一部分。这一点下文将作讨论。
阶级的重要性
凯恩斯主义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的论证中遗漏了阶级因素。尤其是，他们认为资产阶级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些受积累欲望自动驱动的个体。这说明他们全然不了解历史或时代。这种观点在200年前可能是真的，但在今天显然不是如此了。比如，主导经济的大公司的管理者通常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不理会行业或产品的区别。他们对这一特定时期采用通用方法。不管怎样，总是有俱乐部、会议、定期开会场所，供富人们碰面讨论。他们认为不适合投资时就会收回资金。人们通常会说这是因为担心“市场”，好像这与人无关，而是地球上的一种自然特征。就在2010年英国选举悬而未决时，大众即被告知市场堪忧，除非立刻组成政府，否则市场可能崩溃。实际上，这其中涉及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公司和个人，他们在政治经济危机中显然会有政治担忧，这种担忧可能会使他们缩减在英国的投资。在希腊，富人们早在数月前就撤回了资金。一般而言，如果国内局势不稳，富人和中产阶级自然就会把资金撤离。
简言之，资产阶级可能投资，也可能不投资，这取决于特定国家的阶级斗争状况。显然这适用于政府公债，对特定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同样适用。把资本当作非人的机器来分析，而不考虑有意识的资产阶级，这会产生过于迷信的分析结果。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正属于此类，它只偶尔提到富人储蓄更多，穷人储蓄更少。事实是富人控制了资本，因而也控制了投资所需的所谓储蓄。
关于当前衰退公开发表的观点主要是由经济记者提出的，其论调是重新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他们认为中国人储蓄，美国人使用储蓄，导致美国人购买中国用储蓄投资制造出的商品。相反，中国人用所赚到的钱购买美国债券，而不是用于消费，从而支持了美国国库。实际上，中国持有的西方债券、股票之类总数估计超过2万亿美元，这只占上述银行“储蓄”中很少一部分。2007年崩溃的真正原因在于全球大规模资本过剩，与中国人没有关系，中国人自身也是这一体制的受害者。
积累理论的运用
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忽视利润率下降，赞成更为直接的阶级分析理论，这不是偶然的。那时，资本主义社会正发生关键变化，它需要人们去分析和理解。虽然有些(可能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分析家不接受“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衰退、垄断兴起及金融资本的支配地位的观点，但笔者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使不是完全正确，也是基本正确。
当总价值等于总价格，但价格本身却是由公司为产生最大或最优收益而主观规定时，资本主义就可以通过价格来提高利润，而不需要减少工资。尽管这种形式的通货膨胀就是变相降低工资，但它扭曲了价值规律的运行——使成本约束的作用次于市场营销，以此来提高剩余价值，尽管特定企业的短期利润并不总是能够同样提高。原则上，人们能够想象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机器制造机器，创造出来的价值很少，但对公司的控制使定价很主观。这样的经济是不会稳定和永远可持续的，但问题在于这种经济形式的元素已经存在。
特别是，金融资本将利润从工业资本转到金融资本，其效果已由目前危机作出了很好的说明。从价值观点来看，有两点很有意思。我们可以把销售行动或市场营销看作是金融资本某一阶段的一个方面。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金融资本不产生价值，但其运作直接或间接增加了现代企业的成本。同时，要计算成本和金融利润也不容易，部分原因是它们都隐蔽起来了，或者是为了避税，或者是因为它们已经融入公司的运作中，恐怕只有审计人员才能查得出来。就金融和营销而言，加速资产贬值可以成为增加销售和利润的手段，但只有精通公司运作的人才能判断出资产贬值。至于营销，巴兰和斯威齐举了汽车的例子，汽车持续更新，不是出于必需，而是为了使汽车更能吸引购买者。
这里要说的是，用马克思的术语很难计算出真正的利润率。非生产性支出来自剩余价值，因此必然和利润率有关。但如果非生产性支出增加，显然它也的确增加了，也很难说利润率就会下降。另一方面，一部分剩余价值被用于支付大量从事金融、广告、零售、营销等工作人员的工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白领工人，他们在市场上也发挥购买力。这表明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工人拿走，尽管这些工人从事非生产性行业。
同样，现代经济中基于社会需求的部门——教育、保健和国家机器(警察和军队)——是非生产性的，但这些部门没有被市场控制，或没有被完全控制。这也包括由政府发工资或补贴的更广义的工人群体。
还可以补充一点，控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大型私有企业，其官僚机构也不是完全由市场控制的。
其总体效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提供了有限的一点稳定，原因正是由于国有化部门、政府补贴部门或占主导地位的垄断型企业的存在，经济不是完全由价值规律所控制。
政府和大企业都会“规划”一些项目和全体员工的未来，这改变了上述力量的运作。因此，仅以传统资本主义矛盾来展开论证是不可行的。我们必须允许管制资本主义的运作，即让单个公司和政府来管理经济，也要允许所谓中产阶级官僚、专业人士和非生产工人的存在。但是，这些人的工资大多来自剩余价值，而且部分取决于一种主观的定价政策。这种政策本身是不稳定的，而这种不稳定在近期非常生动地表现出来。社会两极分化加剧，白领工人和专业人士如医生、教师、学者等变得越来越无产阶级化。而管理阶层中的上层实际上变成了资产阶级。这些社会变化反映了经济领域的变化，而社会变化也是经济变化的结果。一方面，这种由政府和大企业管理的短期经济，可能更不稳定;另一方面，转向金融资本之后的日益市场化，改变了国有企业及其附属工业资本的性质，使之更多体现出金融资本的不确定性，因此可能使这一制度失去稳定。这是一种对稳定的需求、预期与越来越不稳定状态共存的矛盾现象。
有管理的资本主义和危机
显然，政府需求在保持经济稳定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另一些被认为对资本主义未来可接受或威胁更小的特殊领域，也有利于维持稳定。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军队的作用较之以前更为有限，这对理解衰退很关键。关于军队，我们认为其特性在于它是国有化的、基于需求的，因为传统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在资本主义下军队是可接受的。社会需要军队，军队的需求必须要满足，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美国，军队尤其重要，尽管在发达国家军队也发挥作用，但没有像美国这样意义重大。在与美国关系密切的英国，国民保健服务(NHS)在雇佣人员方面比军队要多得多。
军队显然是可接受的，因为军队似乎是上帝赐予的必需品，几千年来它一直被国家所统治，因此，不会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有私人雇佣军，但他们规模太小，无法发动大规模战争。为维持军队的庞大花费，必须要有一种可让大众接受的意识形态，而创造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行业。武器的制造(不包括武器研究)虽然处在监控之下，但可能被完全私有化。极端的例子是掌握了经济的完全控制权的大规模全面战争。政府从私有企业购买军事设备，为武装部队提供资金并对其进行监督，由此来管理军事机器。因此，军队保证了对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部分需求，特别是生产资料的需求。事实上，考虑到军队是全方位的，就像冷战期间那样，那么除去“常规”手段，它还通过意识形态、教育、审查、研究、监督等手段在整个社会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尽管可能出现程度较轻的经济衰退，政府还是能有效保证经济稳定。
因此我们认为，价格是受人操控的，它或只在名义上存在于由政府管理的经济的特定部门，或只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垄断公司。价值规律或市场越来越功能失调，但它总体上还在发挥作用。这样，结果就变得非常复杂。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衰退期，其基本规律肯定也在衰退，否则就不存在经济衰退了。这就使我们不可能达到数学上的精确，而部门间的交换和经济分工也不可能达到完全平衡。
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尽管美国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但德国和日本已成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设备的主要来源国。其结果是，现在各部门的地理区分越来越有限，部分表现在国际收支差额、顺差和赤字上。尽管美国是占据控制地位的经济大国，但它现在的经济比以前更加融入了全球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情况都是这样的。更早期英帝国进行了这样的运作，其后是美国控制全球经济。两者的区别在于，当代生产力的日益整合和金融资本统治的本质。
衰退期资本主义矛盾的本质
有了这些思考，我们可能会问：在过去40年，公司首席执行官、资产阶级或投资者是如何利用资产或投资获得收益的?战后有约20到30年的重新工业化时期，建筑、汽车、通信、医药和公用事业行业全面增长，各种工程也随之增长。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情况发生了改变，货币转向了成为所谓金融工具，这些金融工具旨在从第三世界和新技术上获利。
战后重建导致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方面的大量投资，但如上所述，这已结束了。实际上，为了抑制越来越频繁的罢工及其他各种工人运动，资产阶级决定通过放弃完全就业、压低工资来控制工人阶级。其结果就是在冷战背景下，生产资料的生产变得越来越依赖国家部门——特别是军队。但是，对生产资料的投资是长期的，有时诸如核电站则时间更长。这样就形成了投资困境，这一困境得以缓解是由于里根政府的高压政策导致冷战强化，以及资本进入东南亚和东亚。(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南美的投资以灾难收场。)但是，冷战结束导致美国有意识采取缩减军队的政策。在工资不变和投资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为军队征税更成问题了。这就导致了狂热的网络泡沫以及资产价值极大增长和金融衍生品价值膨胀。
这段有限的历史的本质特点是难以找到投资场所。因为缺少需求，生产商限制生产。其结果是过剩资本越来越多，并且由于利润相对于工资有所增长而变得更多。好像现代资本主义决心要证明爱德华·伯恩斯坦是错误的，存在一个“相对贫困增长规律”。
可以说，在不提高剥削率的条件下，利润率已经达到极限了。当工资与利润增值比是战后最低之时，我们不能因为有机构成提高了，而认为利润率在持续下降。如果拒绝接受那些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程式化、数学化的思想，认为这种思想把情况过于简单化了，特别是涉及非生产性劳动和资本的计算及现代利润获取的隐蔽、混乱的本质时过于简单，那么就很难计算基于非价值数据之上的价值了。因为钱不能生钱，可投资的场所达到极限，利润本身也达到了极限，这个极限是由对投资的控制决定的，这种说法比较保险。
当剩余价值不能进入生产资料时，过剩资本必然表现为市场上的剩余商品，或产能利用率降低。尽管在形式上这像是消费不足，但实际上不是，而是各部门间的不平衡。
最后，在社会政治经济中，自觉的统治阶级及其采取的策略的作用变得愈加重要，同时价值规律作用式微，这两种因素密切相关，共同引发了复杂的现代危机。
从逻辑上来说，本文与托洛茨基的长波概念是一致的，前提是我们要把自觉的策略融入这些波动当中。换句话说，随着资产阶级越来越意识到其集体利益及维护这一利益的手段，他们会采取中长期策略来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可以决定投资或不投资，在哪投资，什么时候投资，用什么方式投资。资本出口虽然使国内工业缺乏资本，但却已延续了一个世纪，最初是通过直接殖民的形式，后来是通过新帝国主义的形式。“二战”后，为了重建被战争摧毁的经济、建立福利国家、发动一系列战争，进行了大量投资。当工人阶级提出更多要求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改变策略，转向战前策略的一种变体，即金融资本。但是这次，因为资本出口，特别是出口到中国，所以对国内工人阶级的让步减少了。为控制局面，他们采取了一种压制性的经济政策，而这种政策也达到了其功能的极限。
我们不能重复过去的观点，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看作是毫无方向的实体，其中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资本的运动。鉴于资本本质的变化，以及工人阶级反抗的自觉性，资本主义必须自觉地运行。投资具有长期性，因为涉及数量大，且需要研究，而投资的长期性要求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再则，政府必须提供基础设施，如通信、交通设施、电力等，而且他们必须要有资金。而当人们需要增加养老金、残疾补助、失业金等福利时，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显然更需要被统治、被管理。其结果是管理和市场或伪规划和价值规律的混合，而这两者并不一定能预见得到，也不一定能和谐共存。因此在市场条件下，在工人战斗力越来越强的情况下，产生了对两者统一性的要求。
显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转向金融资本表明国家和资本家试图通过各种形式的私有化和业务外包，从控制经济中抽身而退。政府努力减税，减少公共开支，并把对经济的控制手段从财政手段转向货币手段。
因为美国经济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经济，所以美国经济决定了世界经济的起落。因此，冷战结束，军队作用减少，加上转向金融资本，破坏了战后时期的稳定性，尽管没有破坏全部，但也破坏了大部分。
那么，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如何来理解经济危机呢?资本主义的现代危机部分反映了策略管理的失败，以及统治阶级和政府内部利益的冲突。这不是说他们可以避免危机，而是说危机的性质和过程部分取决于他们的决策，而他们的决策可能是混乱的或不正确的。目前的危机是可预测的，也被许多个人预测到了，但统治阶级忽视了这些迹象。当危机的确发生时，他们就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加速了整个体制的倒塌。英国政府对这一形势有自己的判断，为了避免所谓的“道德风险”，它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认识这一局势的严重性。危机发生的内在基础不可能被阻止，但那些令人惊讶的货币形态却是可能避免的。另一方面，政府成功地引进了凯恩斯主义措施来预防重蹈1929年的覆辙。
甚至，即使统治阶级和政府对自身利益和这个制度的运作原理有着更多的了解，他们也不可能避免这场危机。现代经济相当大程度上围绕着交通工具的生产运行，而这个行业生产能力过剩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汽车行业。通用汽车公司的破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发生，但他们很幸运，破产发生在看似金融危机的中期，这使他们能够从政府救援中获益。把不动产作为过剩资本投资的手段引起的资产膨胀，已成为经济再通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工业上却仍然投资不足。
特别有趣的是，政府和资产阶级本身好像很不理智。任由雷曼兄弟破产，导致全球连锁反应，几乎摧毁了银行系统，并导致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力量的质疑。这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但现在的政府部长们都受过市场原教旨主义教育，为了避免“道德风险”而害怕干预市场。同样，2010年2月至5月，德国政府没能尽早作出反应阻止希腊债务危机，这加速了其他许多欧元区国家和欧盟自身的一场更大危机的到来。或许，如果资本主义能够做到管理有序、控制得当，那它肯定就不再是资本主义了。
危机：现在还是永远?
不管从策略还是从长期来看，当前危机都没有明显的解决方案。如上所述，为处理危机而采取了一些混乱行动，包括转回到工业，其中政府在为新的基础建设提供资金方面担当了主要角色。但是，尽管有融资和政府参与，却没有真正的长期规划。他们说了很多，表达了许多良好愿望，但都没有用。
显然，资产阶级不想通货再膨胀，或是回到完全就业。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不希望回到20世纪60、70年代发生过的状况中，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不可能在完全就业和基本福利国家的基础上控制工人阶级。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采取经济紧缩政策，大幅减少公共开支。这种逻辑只能使世界范围内民众的不满加剧，像希腊那样。此外，这将进一步限制投资的可能，因而为另一次资产膨胀和所谓泡沫创造条件。唯一的区别是，将来不会像现在这样，对特定金融衍生品孤注一掷。沃伦·巴菲特曾把金融衍生品称为“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而当他本人被曝拥有约630亿美元，极力争取美国参议院修订法案保护其免遭损失时，说明金融衍生品仍像以前一样继续在交易。
这种情况的逻辑似乎是这样：为挫败工人阶级，有些资本部门决定苦战到底，另一些却害怕这样做，认为这会事与愿违，但别无选择，由此导致我们所见到的混乱景象。但是，局面是不可控的，它最终会脱离资本的控制。
但是，人们必然会诧异，资产阶级是不是抱有必死之心?他们决定减少公共开支赤字，把痛苦强加于欧元区各国身上，这只会教育一代民众，使他们觉醒，意识到需要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官方目前能不能抑制群众游行、罢工和其他各种军事、非军事行动都没有真正区别。资本主义的当代意识形态已非常陈旧，只有受虐狂才会支持它。苏联解体之时资本主义必胜信念膨胀，认为资本主义可永葆生命力，这在现在看来是多么愚蠢——这样讲还算是客气的。
英国《金融时报》的保守的专栏作家和编辑，如塞缪尔·布里坦，这么快对减少赤字提出质疑，是不足为奇的。凯恩斯的传记作者、曾经的保守派，斯基德尔斯基勋爵独自集合了约100名经济学家来反对这一行动。在英国，他们的斗争似乎失败了;而在德国，默克尔和德国政府也采取了强硬态度。考虑到美国共和党对此采取了极其强硬的态度，部分右翼分子可能会达成一种全球共识。他们施加的压力足以使各国政府减少公共开支，不管它们持何种主张。
如果工人阶级在这个阶段被击败，那么一种分裂逻辑就会发挥作用。当矛盾的两极不能相互作用，它们就会分开。这在欧元区已经很明显了，因为未能及时成功帮助地中海国家，欧元区将很可能分裂，或仅存法国、德国和比荷卢几个内核国家。现在这种威胁弥漫着整个欧盟地区。一方面经济衰退，另一方面却拒绝采取刺激措施，这会导致保护主义，而这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在危机期，一些影响长远的短期措施将会被采取。自相矛盾的是，德国采取如此严厉的行动，却将是欧元区国家中损失最大的国家，因为它将失去大量市场和银行借出去的钱。可以预见，崩溃将覆盖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除非局势受到控制。
结论
衰退期的资本主义变得极端荒谬，它宣称钱自身能创造钱。可盈利的投资，特别是生产资料领域的投资，已达到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它选择转向金融资本，积累金融资本而不是真正的资本。资本家以为货币本身能够创造价值，他们把商品买卖的方式引入虚拟资本交易中，而虚拟资本并不能创造价值，因为它没有吸收抽象劳动。积累，再积累，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马克思这样说。但积累货币不是积累资本，资本是自我扩张的价值，而货币不是。
资本主义离开了生产，因为它需要从阶级斗争中撤退出来。它也不会回头，除非迫不得已，而这不太可能。因此，资本主义已经撤退到了它自己的幻觉当中。
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这与所有的剥削社会一样。但是，只要没有其他制度能够代替它在提高人类生产力上的作用，它就有存在的基础。今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成为另一种选择，它可以用更人道、代价更小的方式提高生产力，且没有长期萧条，而资本主义却决心苟延残喘。“上帝欲使其毁灭，必先使其疯狂”，这是对资本主义目前阶段的最好描述。
[裘白莲：华东交通大学外语学院;刘仁营：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