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2日，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受聘中央美院客座教授、客座博士生导师。这天，他从该院院长潘公凯手中接过了聘书，院方聘其“教书”的理由是：“在城市建设、规划等方面有卓越成果。”仅此缘由，中央美院就让一个从未教过书，也没有学过美术的行政官员与美术教授扯上了关系。

同样的场景发生于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11月18日，该校党委书记张国林将一份博士生导师的聘书颁发给了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使这位“一手抓公安工作，一手抓课题研究”的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转身走上了学术路线。

兼任3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春时对上面两个案例持批评态度。“这是权力和学术的交换，官本位拥有权力，可以通吃，也可换取学术地位，而对高校而言，高官博导已经成为各个学校争夺资源的重要招数，如此‘官学一体’，弊病不少”。

从去年开始，杨春时就跟攫取学术资源的行政官员较上了劲。去年“两会”，他写提案建议清理官员读博，今年“两会”，他又写提案呼吁清理和禁止官员当博导，认为“这种现象严重损害高等教育的公平公正，存在利益交换问题，也败坏了党风、政风、校风和学风”。

“官员当博导是误人子弟”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大学“请”了官员博导？杨春时说，具体数字不详，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是设立了博士点的大学，大多数都有官员博导的身影。“然而，官员当博导纯属误人子弟”。

杨春时的家住在厦大西大门正对面的一栋高楼里，在明亮的客厅里，他神情专注地告诉本刊记者他的三个理由：数量比较多的一类是官员给自己捞了一个博导的面具，在学术上有自己的称号，用于包装自己，披上“儒官”外衣，满足其“为师”之乐，既可提升形象，还能促进自己的仕途，其实这是名不副实的，因为这种博导根本就不具备带领博士生的学术能力和水准，一点也不利于博士生的培养。

另一类是，虽然有相应的学历，或者原本就是学者出身甚至是优秀学者，但进入政界后，政务繁忙，必然荒废原先的学术，他已经不能走在学术的前沿了。

第三，官员在时间上也不允许，特别是一些大员要员们，整天公务缠身，无法分身，根本就没有心思和精力去带学生，学生一年也见不到一次自己的这种官员博导，怎么不会影响教学质量，怎么不会误人子弟？

在杨春时眼里，一名合格的博士生导师，应该是一名纯粹的学者，要把全部精力用在钻研学术和指导学生上，不能身有外物，身兼数职，还要有较深的学术造诣，要全身心地研究自己的学问，其学术水平在国内学科领域处于前列，某些方面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准。

“但在现实中，有几个官员博导能有这样的学术水准？这样的博导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博士生呢？他们几乎教不了课，指导不了博士论文，就是挂个导师的名，学校往往还要另派其他导师指导学生。”

“但有的学生还更喜欢这类官员博导呢……”

“你说对了，其实这对学生也不好的，博士生和本科生、硕士不一样，是直接报到导师名下的，学生为什么愿意？明明知道他是官员，没有时间指导你，也没有多少学术水准，就因为看重他的权力，将来有助于自己的就业，这就把学风搞坏了，这样的学生不是求学，而是求出路。”

“会不会绝对了些，官员学术不行，但有丰富实践经验啊，而大学恰恰缺少的是这些，会不会有互补的效果？”

“怎么可能？这是很牵强的，如果你看中的是官员的实践经验，那就请他来做学术报告就行了，何况经验是不系统的，而指导博士生是要有系统的理论，而不是经验。经验不能代替系统的学术理论，能代替的话，我们就可以找个老工人来当博导了，因为他的经验也很丰富啊。”

“官员与大学互谋私利”

明知官员博导学术有限，分身无术，可高校为何热衷聘请他们？

“学校瞄准的是官员手中的权力，除了将他们的资源吸纳进来，提升学校地位，扩大学校声誉和影响力，尤其是一些争创一流大学的高校，更是把此举视为学校竞争力的一种表现、一种潜力、一种额外利益，当然，高校领导或许也可从中受益，使自己今后仕途比较顺利。”

杨春时的这种说法让记者联想到一些高校聘请官员任博导的“表述”：“经党委、行政研究，征得领导本人同意……”至于学术职位评选所需的公平公正和“严格审查”，也恐怕是走走程序罢了。

但在国外，高官卸任后才能出任校领导或教授。而且，对其学术背景有严格的审查。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财长萨默斯可以成为哈佛大学校长，而克林顿本人则落选，前副总统戈尔也只做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普通教授。

但在我们这儿，除了少数知名高校的一些院系会做些审查之外，多数高校尤其是一些地方高校聘请官员兼职已经司空见惯。

“他们是把学术资源进行寻租了？或者说是一种变相贿赂？”

“可以这么说。官员和高校双方‘各取所需’，那是很现实的。校方明知那些官员博导资质不够却坚持聘任，将学术头衔当作施舍和交易，实质就是一种权力交换，互谋私利。”

此外，对于高校来说，本来可以基于各自的学术水平和师资力量进行平等竞争，获取资源，然而，官员加盟后，学校势必要利用其力量和资源谋取更大的利益，从而在有官员博导的学校与没有官员博导的学校之间构成一种不公平的竞争。

“实事求是地说，在我们的官员队伍中，去当博导的官员还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在高校的博导群体中，官员博导的比例是很低的，但是，这种现象的社会观感是非常不好的，对官员对学校势必带来负面影响。”

“别让高校蜕变成另一官场”

官员教授、官员博导的产生，根源于现实中政府和官员的权力过大及高校的行政本位。政府行政体系掌握强大的资源；官本位主宰高校，直接导致高校与行政体系越走越近。

“越来越多的官员加入高校兼职的行列，不久的将来，大学将蜕变成另一个官场。”杨春时的担忧不无道理。

“现在聘请博导，并非由学者决定，而是校长说了算。”谈及此，他给本刊记者说了他亲身经历的这么一件事：大概是在2000年，他和某高校校长及该校的一位老院士同是全国政协委员，是年赴京参会的途中，校长告知，福建有位省级领导想到该校读博士，对此校长甚为高兴，说这位领导读博，能给本校的发展带来益处。可老院士就当场驳斥，凭什么让官员来读博士？“所以说，如果聘任博导，让学者投票，我想多数人都不会同意，因为学者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博导。”杨春时这样强调。

但他同时对这位校长的“无奈”表示理解。

他告知本刊记者，高校如何“去行政化”？照理说，政府依法行政，学校独立办学，之间的关系是法制的关系，但现实中，学校和政府是一种隶属关系，这样的体制，学校才愿意让官员当博导，用各种办法把官员拉入利益圈子。

因为政府掌握很多的资源，一切都要政府来批准，学校有太多的事情要求助政府，包括学校很多自主权利、人财物、招生指标等等，这些东西都要学校去公关，授予官员博导的名分，也就成了公关的手段之一。如果真正“去行政化”了，学校也不必这样去讨好官员。

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家基辛格在离任后向哈佛大学提出教授申请，他想不到自己会被母校拒之门外。作为一所世界级名校，哈佛大学拥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拒绝高官，甚至可以通过不信任案将校长萨默斯赶下台，而其勇气的来源，在于美国成熟而完备的教授聘任与高等教育体系。由此可见，以学术而非官职为准绳的学术自由才能超越具体的政治或社会环境，成为推动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最后该由制度决定”

对于清理和禁止官员当博导的问题，杨春时认为也应该实行“一刀切”政策。

他把今年提交全国“两会”的提案底稿给了本刊记者，文中写道，“建议相关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已经当上博导的官员自动辞去资格，同时严格禁止高校再聘任党政官员做兼职博导。对违反者，以违纪论处。”当官还是当教授，只能二选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事实上，受聘的官员博导，其行为还违背法理。

据《公务员法》第42条，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那么，有多少公务员兼职当博导是出于工作需要？是不领兼职报酬的？

其次，我国《高等教育法》第47条规定，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职务制度。高等学校的教师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系统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具备相应职务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承担相应职务的课程和规定课时的教学任务。与这些要求对照，官员博导的差距显而易见。

官员当博导，社会痛恶的是其占有官场和学界两种资源。

“说得透彻些，高校自身不缺博导，只要有好的政策，海内外什么样的贤才都能引进来。为什么要去找官员当博导呢？他们把自己的官当好就行了。一句话，政府不下定决心，这种现象就杜绝不了，所以最后还是由制度决定。”带着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敢谏诤言的风范，杨春时最后如是说。

来源：南风窗

本刊记者钟岷源 发自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