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不管是从中国发展的趋势和前景来看，还是从北京城市现有的发展基础和必要性来分析，都有相当的理由和依据。自提出以来，社会各方给予了极大关注，进行了热烈解读和阐述，丰富和深化了对世界城市的理解和认识。但是，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并不单纯是一个城市学意义上的目标定位问题，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战略意蕴的举动，客观上必然要牵动更多、更复杂的因素，需要从更大的背景、更高深的层次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思，做更深远的考量和定夺。
第一、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需要考虑与中国实现复兴大战略的深度关联性。
当今中国，正处在走向复兴的十分重要而又关键的时期。一方面，我国为实现长远目标，保持持续发展，需要在国际范围加强建立能源、原材料供应体系，并且也需要不断拓展国际市场销售产品。与此同时，我国也要加强国内稳定，维护领土、海域完整等正当的核心利益，发展相应军力。另一方面，我国在气候、军控、环保等国际重大议题上在承担必要义务的同时也需要发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所有这些，必然要触碰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既得利益集团，引起日、印等周边国家的警惕、疑虑和不适应。因而会遭遇，事实上也正在遭到这些势力的围堵和打压。当前，我们国家的一举一动，都会引得相关国家的过度解读，引起过度反映，甚至有时无事找事。在这样一个高度敏感、充满偏见、过分挑剔的复杂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下，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客观上就会成为一个具有相当国际政治含义的话题，而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做过多的渲染，事实上等同于中国崛起的高调宣示，会产生刺激、甚至挑逗各种反华、遏华、疑华势力的负面关注，引来一些不必要的口舌和麻烦。因此，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固然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现阶段，在中国仍然需要韬光养晦，善巧博弈，尽可能求取平顺、减少对抗的发展时期，可能代之以低调，行水到渠成之事，更为合适。
第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需要考虑与国内相关城市和所在区域的战略协调性。
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就国内情势而言，并非无涉它市它地，只是北京一个城市独自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而已，其实，北京的目标定位，会牵涉到相关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定位和战略选择，自然会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就世界城市定位而言，香港与上海都曾提出同样的目标。习近平同志去年8月份在京调研谈及北京世界城市的目标定位时，也讲到香港上个世纪80年代率先提出要建设世界城市，其后是上海，现在是北京。并指出香港、上海、北京都具有建设世界城市的基础条件和现实可能性。显然，要在中国一国范围内今后建设三个世界城市，客观上存在战略竞争。也有专家提出，就建成世界城市的区域条件而论，长三角城市群和区域成熟度，比北京所在区域要更为优越。而且，上海过去也一直在内地城市中作为世界城市来期待。现国务院已批复其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商务部定其为国际商贸中心，从国家予其定位上看，已经具有建设世界城市的基本地位和构架，上海称之为全球性城市。而香港自过去三十多年至今一直被国际上认为是大中华范围最具有国际性的城市。因此，我们提出世界城市的目标，实际上就存在与沪港战略定位协调问题。其次，北京位居京津冀区域，环京地区整体发展如何调适，一直是一个没有真正破题的老问题。该区域一直希望北京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积极的龙头作用，对北京改变孤城突进、实现区域协进期待颇多。因此，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也要注意与所在区域的战略协调，营造和谐关系。鉴于北京作为国家首都享有的优待和尊荣以及首都经济的特殊发展条件，在涉及与同类城市和所在区域战略协调方面，是否少用强势战略，以“德”立市，以“善”亲邻，更好一些。以淡化在与港沪竞争中利用首都地位进行战略卡位的印象，消除挟首都之利聚集更多资源从而进一步拉大与周边地区发展差距的担忧，减少北京借建设世界城市之名争要更多战略资源的不良观感。更何况，基于北京成为世界城市之时其实是中国崛起之日，并非单凭自我塑造而成，而借助北京丰富的战略资源，强劲的发展动力和良好势头，在不采用张扬、高调的战略也能建设好，也能朝向目标迈进的情况下，适当软化城市战略的硬度和冲击性，不刻意谋求把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上升为国家战略以避免某些不平衡而可能招致责难，而是通过提升”四个服务“的质量，自信、平和、仁厚地发展北京，做顺理成章之事，可能更符合各方对北京的期待，可能发展得更和谐，更具智慧。
第三、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突出开放、包容和亲善，淡化制度背景和意识形态色彩。
北京宣称要建设世界城市，实际上是等同于中国要称雄世界的宣言。自然引起国内外关注：北京要建成何种类型的世界城市？也就是中国要以何姿态称雄世界？有些意见强调北京所欲建设的世界城市的社会主义性质，突出我们的制度背景和意识形态特点。而这正是当下国际上最敏感和多疑的话题，即担心中国称雄后所代表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对西方构成挑战和威胁，这也是西方最为阴郁的疑虑所在。我认为，我们当然要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世界城市，这是必然的，也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并不因为某些国家和势力不喜欢或排斥，就不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实际上，我们不会也不可能建成非社会主义性质的世界城市，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需要建设的是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主义世界城市，也就是说能够融合和学习各种文明之优长的世界城市。二十一世纪的竞争必将取决于哪个国家的制度更具有包容性、学习性，而不是盲目的排他性。因此，我们不应以我们是社会主义世界城市，你们是资本主义世界城市这种冷战式公开宣示的方式，过分突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制度性质和意识形态分野，而人为增加一些对立和敌意。当然，国际上有些势力忌惮中国称雄和北京凸起，欲行阻遏和诋毁之事并不会因我们说或不说而自行消失，但是，我们自己少说，少张扬，少主动挑起敏感问题，肯定还是有好处的。更何况，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既非北京一城之事，亦非北京一市之功，而是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在国际上达到一定程度后在北京的一个体现，制度性质和意识形态是中央主导而非北京自主。在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北京所能做的主要是提升城市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诸方面现代化的工作，和克服大城市病，以及忠实履行好“四个服务”等。因此，如果我们要谈论世界城市，无必要着力于制度性质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上，因为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我们的前提和现实，不公然宣示不等于不坚持。即使要说，也要体现我们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亲善性。
第四、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应是政治、文化型，不应把目标仅限于纽约、伦敦、东京。
关于世界城市，许多意见皆以纽约、伦敦、东京三城为是，排除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一直比对的巴黎，其理由是世界城市必以控制力和影响力见长，尤以经济控制力为先，而纽约、伦敦、东京三市是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因而也是经济控制中心城市，故应列为世界城市，由此北京应当以这三市为比对目标建设世界城市，这个观点和看法有偏颇。
首先，把上述三市作为世界城市，是上世纪美国学者弗里得曼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节点地位而提出的看法，这与北京今后所欲建设和可能建设的世界城市在城市性质和取向上明显不同。北京所要建设的世界城市，依我之见，更多的是要体现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文化上的影响力，少有也不必刻意谋求作为国际经济循环节点的地位。也就是说北京之作为世界城市是政治、文化类型的中心，而不是经济中心类型的世界城市，当然经济也要具备相当的实力，这一点，我们应当明确。
如若以纽约、伦敦、东京三市做比对，北京首先就陷入与沪港谁是中国金融中心之争，北京虽然是中国金融管理中心，毕竟不是市场中心，沪交所、港交所在沪港不在京。不管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还是北京城市自身的特点，以及与沪港两市的战略协调来看，北京固然有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需要，但无多大必要去着力于国际经济节点的争夺，也不一定为国家战略所首肯，况且区域内还有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及其滨海新区的布局和定位。但是，北京有自己坚实的、沪港所不具的立足点，即作为中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的特殊的城市定位。因此，把目标城市固化在纽约、伦敦、东京是不合适的。而巴黎虽不是国际金融中心，但也确是国际影响力大、文化深厚、特色鲜明、品位十足的世界大都会，而且也常有自己独立的声音，与北京的城市特点和气质较纽约、伦敦、东京更为接近。长期以来，一直是北京大都市研究中的目标城市，不应由于其缺乏国际性证券交易所而被排除。当然，北京今后成为世界城市时，因中国综合实力大于法国，完全可能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超过巴黎。其实上述这些世界城市，以及曾经的莫斯科，北京都有较之更为丰富的城市内涵和特色，以及后发机遇，故北京如以上述诸城市为比对，不必样样惟其为马首，各比对城市皆有北京所不能直比之处，而且北京是面向二十一世纪建设世界城市，在发展理念、可采用技术的先进性以及东西方的相容性都较之前为好的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一点需要察知。
第五、北京建设世界城市，要以“五个之都”为路向和落脚点，体现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包涵国际经验。
北京成为世界城市，可以说是中国实现复兴的标志，也是北京的历史使命，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奋斗目标，因此也不能坐等其成。最终需要落实到工作层面，通过形成阶段性的目标和行动规划，切实推动当前各项工作。习近平同志去岁在京调研时，针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出了北京要打造成为：“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亦即“五个之都”。这是中央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直接明确的指导意见。“五个之都” 紧扣北京市情和特点，切实而具体，指明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方向，也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提供了路标。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研究和讨论应当以此为落脚点，将“三个北京”，“五个之都”和世界城市诸目标进行梳理，以人文、科技、绿色的“三个北京”为理念和战略，认真开展“五个之都”的深化和细化研究，并以此为目标提升北京相应方面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必要时，可以考虑将“五个之都”分别形成相应的行动计划，以更好地推进北京各项工作，把北京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
当前，北京的发展已经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理性化发展、限制性发展、质量性发展的要求明显增强。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北京将逐渐进入大城市病进一步显现，发展将进一步触碰城市承载底线，因而城市发展政策需要增多反向调节的阶段。不是一味追求增量发展，实现发展与调节、治理并重，将很快成为北京工作的常态。后“十二五”时期，这些问题将更为突出，为此，北京要未雨绸缪，下大决心制定有效的城市政策，解决交通、环境、人口、资源、城乡结合部以及广大远郊区县乃至首都圈的发展问题。当然，同时也要更加重视民生问题和城市安全，确保社会和谐与稳定。
建设世界城市，我们不应仅限于学习所设定的目标城市，也应当学习借鉴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城市的好的发展经验，有些小一点的城市的经验也很可贵；更不能把纽约、伦敦、东京包括巴黎的城市发展指标做简单比对，避免把问题性指标当作参考，把教训当作经验的错误。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