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刘家大院”长大的，它留下了我童年和青少年的许多记忆。二十三岁那一年，我离开了故乡，到长春上吉林大学，从此告别了“刘家大院”。只有寒暑假回家探望父母时，才在这个老院子里，住上十天半个月的。我的母亲自从一九五六年搬到凤凰城后，在“刘家大院”的两间老房子里，一住就住了四十六年。
去年我回国探亲，看见整个“刘家大院”都被拆除了，在废墟上正在盖著一个大市场。八十一岁的老母亲多次跟我说，怎么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这说扒就给扒了。
其实是“动迁”，但母亲不习惯用这新词。
我们家的老房子，是“刘家大院”的东厢房，原来的马房。到我记事的时候，“刘家大院”已经只有房，没有院墙了。听大人说，原来的大院墙挺气派的，高高的，从墙外头看不到墙里头的人干什么。
五八年那年“大炼钢铁”，就把大墙给扒掉了。
这样，我眼睛中的“刘家大院”就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正房，和东西两排厢房，还有一个与正房相对的“门洞子”，但那时的“门洞子”已经不是人自由通行的“门洞子”了，它被堵上了，改造成了一个小民房，正挡著我们家的太阳。但也有补偿：我们家靠著“门洞子”的那扇大墙，盖了一个小厦子，省了许多的砖。
“刘家大院”住了十三、四户人家，老老少少六十多口人，除了一个人外，都会说话。这个从来没开口说过话的人，大家都叫他“哑巴”。
“哑巴”是男人。
我懂事的时候，“哑巴”大概二十多岁，现在我推算，他大概是一九四四年或者四五年前后生的，就是我上学时读的教科书上所说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后。要是按照我母亲的说法，那叫“光复”前后。
母亲在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下过了十多年，对当时的“中央军光复东北”印象深刻。所以，她计算日子有时就成了：“光复那年”，“光复后头一年”，以此类推。教了她许多遍，她还是记不清四几年，就像我不习惯“光复”几年一样。在我所看到的历史课本中，没有见到过“光复”这个概念。
“哑巴”生年不详、无父、无母、无名。
姓倒是有的，但大家很少提到。一提起他，就是“哑巴”。在我们的大杂院中，“哑巴”就是他，他就是“哑巴”。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从中学毕业，回乡务农。六天后，二十九日，我当上了园艺五大队二小队的记工员，每天早上干活前，七点半钟准时点名（农民不使用“上班”这个词，“上班”是城里人的权利），迟到一分钟，罚款一个“工分”。我那时一天也就挣八个工分，总共合人民币一元两、三角左右。当我点到“哑巴”时，纸上写的就是“哑巴”。所以，我不像点别人名那样，喊张三、李四，而是大声喊：“哑巴来了没有？”通常都会听到：“来了！”当然了，是旁人代替他回答的。
我不但点名时叫他“哑巴”，就是在平时和别人谈到他时，也是“哑巴”长，“哑巴”短的。我从来没有用他的名字称呼过他，就是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一点：即使我把“哑巴”当成了一个“残废人”，但我至少应当尊重他是一个有名字的“残废人”。不，我对这个可怜人的连这么一点可怜的尊重都没有。城郊的人乐意排街坊辈，我对其他的人，都称呼什么“叔叔”、“大婶”、“大哥”、“大嫂”的，但我也从来没有用一声“大哥”来称呼他或者代表他。
这也说不上是蔑视，我就是没感到需要用人名来称呼他这个人。别人也是如此。
“哑巴”被众人变成了一个没有名字的人。
但他有姓。
他姓“刘”。
虽然全国有五、六千万人姓“刘”，但“哑巴”姓的“刘”与我们住的“刘家大院”的每一户都有关。他是“刘家大院”的主人的后裔。我们住了几十年的房子，都是他祖上当年的财产。
他的父母是地主，大概是在“光复”前后过世的。所以，死前可能没有被划为“地主分子”。搞“土改”（土地改革的简称）时，刘家大概也没有什么地可分了，因为“哑巴”的父母去世后，他们家就分家了。
所以，“哑巴”是一个孤儿。
“哑巴”和他哥哥住在一起。大家都管他哥哥叫“刘老大”。他们住在“刘家大院”正房的东边，两大间。旁边靠著一个厕所。“刘老大”是一个有过老婆的人，老婆还是城里的职员，但六零年前后离了。文化大革命前她回过我们“刘家大院”几次，带著个孩子。大人说是来看“哑巴”的。也许，这个“哑巴”弟弟是她从小带大的，俗话说，老嫂如母，她放心不下他，她心疼他。的确，她来的时候，“哑巴”挺高兴的，这我们都看到了。“哑巴”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他一笑，就令人印象深刻。
我也看过两、三次“哑巴”自己偷偷地笑，不是大笑、嘻笑、傻笑、冷笑，或者开心的笑，而是那种一闪而过的神秘的笑，令我感到神秘，还有些恐惧。
文革开始后，“刘老大”的前妻似乎就再也不来了。这样，这个世界上大概就再也没有人心疼“哑巴”了，或者说，“哑巴”此后就再也没有被人心疼过。他哥哥是不心疼弟弟的，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就拿刘家的活来说，大都是“哑巴”干的，从种地到提水、作饭。当“哑巴”低头向灶坑里添柴火作饭时，“刘老大”一般都躺在炕头上读书。
“刘老大”爱读书，不爱干活。
要不是文革，“哑巴”的日子虽然不好过，但不会太难过，因为他有一个叔叔，早年读书时就参加了革命，后来官作到了国务院水电部的副部长，五十年代末期还还过一次乡。他如何地惊动四方，不是我这个小毛孩能目睹能耳闻的。我只是知道他是我们凤城县闹革命后当官当得最大的。我都为他感到过自豪，并且自豪了四、五年之久，到文革开始为止。但这自豪并没有延伸到我改变对“哑巴”的态度。因为我听说他叔叔从小就献身革命，背叛了地主家庭。那时官大都是清廉的，所以刘副部长大人还乡后，没听说县里沾上了什么光，“刘老大”和“哑巴”也没有沾上，听说他们的叔叔亲切教导他们要的好好务农。下一句话自然是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一类的，这是我猜想的。不管怎么样，一个人能有这样一个叔叔，在小县城人的眼睛里是非常了不起的。“刘老大”说到我叔叔什么的，眼睛也一亮。当然了，“哑巴”是从来不说什么的，他对自己的叔叔有什么感情，我不知道。
文革开始后，“哑巴”的叔叔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斗了。这消息当然传到了凤城，但在县里没引起什么大反应，因为比付部长大得多的官被打倒的、被斗争的、被害死的、自杀死的，多着了。可在我们生产队，这影响就大了。以前付部长在位时，大家对他的侄儿们还有所顾忌，现在，就什么情面都撕破了。
于是，“哑巴”大难临头了。
首先，他哥哥被划为“漏化地主分子”，戴上了高帽子，被群众斗争了。“刘老大”一开始还不服气，老嘟囔说：我们家早在解放前就分家了，我最多就是个中农。但他的招来的不是听众，而是打手。打他的是生产队的年轻人，干农活的，有的是力气，说出手就出手，手狠，腿更狠，甚至往裤裆踢。“刘老大”尝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后，就服了，人家说什么他都点头说是、是、是。既然他承认了，他就是地主分子了；既然哥哥是地主分子，弟弟也不能不是。哑巴就这样跟著成了地主分子。
哑巴是地主分子。
生产队有几个妇女，包括我母亲在内，私下里曾经嘀咕，说“哑巴”是跟“刘老大”倒霉的。还说，“哑巴”这个地主作得有点怨，没有享过几天的福。这话我是亲耳听过的，就在我们家中讲的。我还听她们说：我们瞎操什么心呵，什么人有什么命。“哑巴”天生就是个苦命。但我没有去告发。我只是觉得她们的阶级觉悟太低了！“哑巴”哪怕就是没享过一天的福，他也是地主分子、阶级敌人。
虽然我确信“哑巴”是地主分子，但就是到了我也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并且和“哑巴”一同劳动时，我也没把这“地主分子”的政治面貌看成很大的一回事。按照当时的流行说法，这是由于我“放松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其实不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根本就没有把“哑巴”当成过一个人。不仅我是这样，我看我周围的许多人都这样。
但“哑巴”是一个人。
哑巴”一米七五上下，五官端正，作什么事都规规矩矩的。但我就是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人来看待。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已经比人低一等了，成了残废人，虽然算作人，但毕竟是残废的。而一个残废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敌人或者敌人的后代，那么，在我和我周围的人的心目中，他就不是一个人了，而成了一个不会说话的东西、怪物。
把“哑巴”当成了一个东西、怪物，这样，我们就可以任意对待他了。当然，我们没有斗争他、也没有对他施行酷刑，其实，我们如果那么作的话，“哑巴”的心也会好受一点，至少我们把他当成了人，哪怕是敌人。我们没那么作。我们做的只是逗他，挑理他、戏弄他，耍笑他，拿他逗乐子、穷开心，拿他出自己在别的地方不敢出的气或者曾经受的气。
比如：我们小的时候，在院子里玩，一看到“哑巴”过来了，大家就互相眨眨眼，明白了了，有的小孩子就从地上捡起个小石头，说，我要打中“哑巴”的后脑勺，然后就打了。气得“哑巴”回头嗷嗷叫，我们却高兴得直跺脚。
我没动手打过，但和他们一起跺脚。
也就在“哑巴”被打时，我听到了他的骂声：妈的。那是他说的唯一的话。但文革后，他就连这两个字也不说了，被打了，只叫。
又比如，有人拿一块糖逗“哑巴”，说给你给你。他怀疑地看看，犹豫了一会儿后，伸出了一只手，满脸是乞求相。可他的手刚要够上糖，那人就把糖扔到了地上，看著“哑巴”弯腰捡起来，他弯腰时，有人还会照他屁股来一脚。
这些事也不是我亲手做的，我们只是在一起商量，一起观看，一起跺脚、高兴。
我的感觉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好玩”。
罪孽呵，一个活生生的人，居然成了我和我们“玩”的对象。当我和我们“玩”另一个人的时候，我还算是一个人吗？当我们根本就不把“玩人”当成一回事，这个世界还能称得上是人间吗？
“玩人”，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
当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倒一个人的过程，也就是那个人被“玩”的过程，这样的事情大多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就是最大的一个代表。而我们上中学批判前校长兼书记的时候，把他的老婆也拉来配斗，并且，在她的脖子上挂上了好几双破皮鞋，不止是为了羞辱她，也是“玩”她。
“哑巴”的一生就是这样被人玩了。
呜乎哀哉。刘先生生于乱世，长于斗争年代，一生过的日子，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没有被当成一个人也罢，居然连个名字也被众口废了，只以“哑巴”一名，在人世行走。他现在是活在人间，还是死去，有谁在乎。听母亲说，他被送到养老院了，但那已经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他如今就是死了，又有谁会为他哭泣呢？
有时又想，刘先生不会说话，这也许是他的福气。他年幼时父母双亡，及至成人，无友、无妻、无子。他即使开口，这心里的话对谁人说。幸喜他有口不能言，所以才逃过了祸从口出，免去了认罪、检讨、和一次次的斗争。
刘先生呵，面对这个把你当成一个怪物的世界，你有什么话要说，你又有什么话可说？
而当年的我,如此地作弄一个苦命的人时,上帝啊,我哪里会知道,我侮辱的正是你呵.
写于2002。 1。2
修改于年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