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年底,有一位朋友从北京返回美国，给我带来了三本〈读书〉杂志。好像又见到了久别的老朋友一样，我很高兴，急忙一本接一本地读起来了。
两个补白吸引了我。一个是邵燕详先生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写的检讨、大批判和大字报汇集成了一本书，书名叫〈人生败笔〉。他说那些东西“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世、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1998，8期）还有八十七岁的季羡林老先生出版了〈牛棚杂忆〉一书，他说他有“一个十分不切实际的期待”，即那些“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当时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打砸枪分子的人，为什么不能够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过程也拿出来表露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或一本书呢？” （1998，9期）两位先生都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者，他们的话令我又想起了一件久久无法忘怀的往事：上中学时，我在学习班上打过一次我的老师，只一下子，他们当时被称为“牛鬼蛇神”。虽然我自认为够不上“造反派”，但这件事不仅折磨了别人，也折磨了我自己，值得记录下来。
那件事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有一个长期的准备过程。
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刚十一岁，上小学四年级。有一天突然发现平时没什么新鲜事的小县城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只要“伟大领袖毛主席”刚刚发表了最新的“最高指示”，大人们就都上大街去游行庆祝了，有时候我们小学生也去，还敲打着破鼓，喊口号。不知怎么的，一见到那么多人游行，我就想起了广播中老是播放的革命样本戏─红灯记，就是李奶奶对铁梅诉说工人大罢工的那句台词，“都上大街游行哪！”但又一想，这扯不到一起去，一个是旧社会，一个是新社会。
当时我最愿意看的热闹就是游街，平时想见都见不到的那些县里的大官们，这下子可都见到了。他（她）们一个个戴着大高帽子站在大卡车上，脖子上挂着大牌子，有的还挂着一双又一双的破鞋，并且，他们还都低着头，要是谁抬了一下头，马上就被后面押送他们的人摁下去，还要挨上几脚。
“哇！”这些大官原来都是坏人哪！哇，原来坏人这么多啊！
我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农家子弟，我们家附近住了县里的一个小科员，光是他上衣的口袋中插的那支钢笔和他走道时仰起的大脸（他从来不和我们说话）就足以使我的想像力完全枯竭了。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他是多么了不起，都能进县政府所在的那个大楼，还能见到县长。
我就是做梦也梦想不到有一天我会亲眼看到县长、副县长、县委书记、副书记以及他们下面那么多带“长”字的和不带“长”字的大官和大官们的爱人们（当时称臭老婆）或情妇们（当时称为破鞋），并且是这么近距离地看，并且是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并且是不用买票、不用花钱，有意思，真过隐。
不过看多了也有些失望，原来他们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的，一听别人喊“你认罪吗？”就赶忙说“是。是。”全不像电影中的共产党员，大喊一声“不！”然后猛地挺起了高傲的头。当然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头老是被人摁著。
不管怎么说，我越看就越觉得他们的确像坏人。他们若不是坏人，我们的伟大领袖能号召人民群众把他们打倒在地上，再踏上千万只脚吗？要是好人的话，人们怎么能揭发出那么多他们作的坏事，他们怎么会一口接一口地说，“我是反党分子！”“我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
在遇到另一类“牛鬼蛇神”游街时，我对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就有些糊涂了。这些人大都是我或我的父母平时认识的普通老百姓，什么工人哪、农民哪、小学教师，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呀，等等，等等，他们大都住在我们家附近，有的是多年的老邻居了，平时见面都叔叔长姑姑短的，突然一夜间他们都成了三类、四类分子，或七、八、九类分子。我偷偷观察他们时是有些糊涂，有时看他们长得就像坏蛋，有时又觉得不太像。有时听到人们揭发出来的他们的罪行，觉得他们真是坏死了，可有时看得他们那一副可怜的样子，特别是他们那可怜的眼神，心中就不大好受。虽然妈妈不许我去看这些老邻居被游街，但我还是溜出去远远地站着看，既想看清他们，又怕被他们看见。
那时县城穷，没有多少卡车。所以这些“牛鬼蛇神”是不配站在卡车上被游斗的。他们排成一队，敲着锣，打着钹，走在小巷中，路也不太长。押解他们的人有时命令他们在地上爬，他们就爬了，爬多长时间，全取决于押解人的情绪。有时有的小孩子会偷偷往他们身上扔小石头，扬几把尘土，或者“啪”的一声把一口痰吐在他们脸上，他们也就是把眼睛闭上而已。虽然我没参入这些恶作剧，但却认为这是正常的。那时脑子里已经形成了一个观念：人是分为两类的：一类叫作“人民群众”，一类叫作“阶级敌人”。对于阶级敌人，无论你怎么骂，怎么往他们脸上吐吐沫，怎么往他们屁股上踢一脚，怎么把他们家的东西抄走，怎么让他们在三伏天于骄阳下跪在撒满了玻璃碴子的洗衣板上认罪，都是革命行动，并且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好得很。
看着看着大人革人家的命，加上广播里天天号召全国人民都要起来闹革命，不久后我也起来了，也革命了。用现在大陆通用但我用起来总是别扭的新词来说，标识着我革命的“举措”是我成立了一个“革命到底”战斗队。那年头成立组织容易得很，不用注册，在一张白纸上写上“革命到底”四个字，贴在教室的窗户上，就造反了。我反了那年才十二岁，是少年，小学四年级。我那个战斗队的规模不大，就像样板戏〈沙家滨〉中的胡传魁唱的那样：“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不过枪是一条也没有的。我自然是队长，任没任命付队长记不清了，大概不会。
我们革了一年多的命，最大的革命“举措”是参加了一次静坐示威，在县里唯一的灯光球场里举行的。不过没坐到底，天太冷了。坐到晚上八点多钟时,大人就来劝我们了,说为了保护革命身体回去吧。我们心里不服气，可真是冷，又困了，再加上保护我们刚刚发育成青少年的身体和革命都紧紧地连在一起了，我们也就勉乎其难地回家睡觉了。睡得还挺香。
两年后上中学了,原来叫凤城高中,那时改成了凤城一中。我在凤城一中中继续革命，革命到底。这回革命的主要方式是大批判。
入中学不久,我就被挑选出来了,作为红卫兵小将的代表参加了斗争“牛鬼蛇神”的学习班。这些斗争的对象主要的大都是老师，还有前校长、书记、教导主任以及个别的工友。这些人我从前一个也不认识，所以批他们不会不好意思。
在参加学习班之前，当时负责学校事务的“工宣队”（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曾把我们这些红卫兵召集到一起开会，告诉我们说他们这些人都是罪恶滔天的坏人，要狠狠地批，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
例如，有一次“工宣队”告诉我们说，某某是个女特务，她们几人不仅杀害了一位共青团员后，还把他的肉包成包子吃。记得听完介绍后，我恨那个女老师恨得直咬牙根，她太残忍了，都该枪毙了。
我的阶级感情就这么地被培养起来了。这样的阶级敌人怎么能不批呢？他们还要把我们拉回到旧社会去，让我们穷人再吃二遍苦，我听了可真是有气。宣传中所说的旧社会,那时还没我，怎么苦，无法亲身体验。但六零年前后饿得前腔贴后腔胃疼得睡不着觉的经验我却体验得很充分，且前后有三年之久。我是那么想象的，退回旧社会肯定比六零年更苦，那还了得。饿死事小，饿不死却又饿得要死地活着事大。所以是得和他们斗了，并且要按照最高指示把他们斗倒，斗臭。
第一次坐在他们对面准备批判他们时，我有些紧张害怕，特别是想到“工宣队”和“军宣队”说他们这些臭知识分子会耍诡计时，我怕我会上当。但领导用毛主席语录鼓励我们，说他们是纸老虎，一捅就捅个大窟窿，说毛主席在中南海看着我们呢，说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委会都会为我们撑腰。听这么一鼓动，我心热了，气足了，胆子也强壮了，还有什么好怕的拉?没有啦,什么也不怕了。斗吧！
我的第一次批判发言是在纸上写好了稿，有一页半。但等我写完，已快换为批判另一个老师了。我的批判只赶了个末班车，挺丢脸的。抢先发言的同学都得到了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的表扬，这使我很不服气，我心里和这些同学较上了劲：先别神气，看看以后谁批得更好。
于是,第二天听老师检讨后，我只简单地写个大纲就发言了。虽没抢上第一，但名次明显提前。很快地我就干脆连大纲也不写了，他们一检讨完我马上抢着发言批判，反正那几套词也熟了，无非是命令他们老老实实向党和毛主席低头认罪，指责他们妄想蒙蔽过关，欺骗革命小将，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指责他们检讨不深刻，要深挖其反革命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等等。
“牛鬼蛇神”们是从来不敢回嘴的，总是说“是的，是的，我一定要好好低头认罪、深刻检查。”看到他们点着头那么说，我心里挺得意的，看来我批的是不错，不然领导也不会表扬我击中了他们的要害，由此不仅自信心大增，嘴皮子也被练出来了。
六九年冬的一天，领导叫我负责监督学习班的牛鬼蛇神的学习。早上我按照规矩叫他们一个个到毛主席像前去低头认罪。但他们似乎不大怕我，动作也慢了点，认罪的声音也小了点，低头的姿势也显得也高了点。我心里有点气，心想你们欺负我好说话，要是 X X X、 XXX（几个爱动手打人的红卫兵）在这里，你们准保乖乖的。
那时我站在炉子边，一边烤着火一边大声喊：“低头！低头！你再低点！好好认罪！”不知什么时候我顺手把炉钩子拿到了手里，炉钩子的一头搭在了炉盖上，炉火正红。
突然发现一个老师低着的头稍稍地抬了起来，我心里的火一下子就蹿上来了，大喊一声“你给我好好低头认罪！”喊叫间我手中的炉钩子不知怎么就已经点在了他的后脖梗上。他叫了声“唉哟”慌忙低下了头。
那炉钩子把他烫了一下。
为了掩饰心里的惊慌,我大喊：“你喊什么？回去！坐好！坐好！”
他回去了，在椅子上坐好了，在坐好前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那是什么样的目光，我形容不出来。只是从那以后我见到他时总感到不好意思，心虚。
我打了一下的这位老师名叫肖忠祥,文革前是凤城高中教导主任.
镇定下来后我突然想我怎么也动手打牛鬼蛇神了？当时我甚至没想到我是打人了，我只是把他们当作敌人。特别是想到我妈妈曾警告过我：在学习班动动嘴可以，但可不许动手打人，就更不安了。不过这不安很快过去了。心想我这哪算打人哪，是不小心失了手，也没烫坏。再说，谁叫他不好好低头来，活该。
后来落实政策，班上的牛鬼蛇神陆续都解放了，连那位承认吃人肉包子的女老师_史老师也释放了，（史老师后来偷偷告诉我,说她是被打得实在熬不住了，叫承认什么她就承认什么了）被我烫了一下的肖老师也解放了。我很快向肖老师道了歉，说我不是特意的。肖老师说他知道，别放在心上，只疼了一会儿，没烫坏。以后，肖老师对我很好，是我尊敬的一位教育家。
但这件事多年来却一直我放在我心上。我不明白我这个很少打人且怕被人打的人怎么也会打人呢？我的答案是：我受骗了，是我最崇拜的伟大领袖欺骗了我，是军宣队、工宣队欺骗了我，他们捏造了莫须有的罪名，使我真的相信那些老师是罪该万死的。我恨学校领导把我选进学习班，不然我也不会出这回事，我认为我那一次是偶尔失手，等等。
我把责任都推到了别人身上.
在那件事过去了快二十五年后，我信主了。只是在这时,当我独自一人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真正地承担了自己的罪责。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我的灵魂：它是一个贼窝。有自私贼，有骄傲贼，有贪财贼，有恋色贼，有好名贼，有媚世媚俗贼，有叛逆真理贼，我心中有许多的大贼、小贼、小小的毛贼，老贼、新贼、不老不新的贼，数都数不清，防都不胜防。真是山中贼易擒，心中贼难防啊，这贼偷的是我的良心，他什么时候把我的良心一点一点地偷走了，我不知道.
但贼证俱在，我还敢用什么借口为自己辩护呢？我知道我的一切辩护不仅是无力的，而且又增添了自欺与无耻这两个新的罪孽。我犯下了罪，得罪了人，得罪了天，这事实已经写在历史上了，写在了我的心灵中，它是我涂抹不掉的。我需要的不是辩护，而是忏悔；不是遗忘它，而是被饶恕。
我的罪过不止在我作了什么恶事，更在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叛逆之子，迷路的羔羊。由于我是一个罪人，因此我才会作恶。我那一天会出手，不是偶然的，它是我心中本有的邪情恶念的自然流露。邪恶潜伏在我心中，所以它才会在当时的特殊社会条件的诱发下毫无顾忌地表现出来。
说心里话，我是看不惯学习班上的那几个爱打人的红卫兵的，觉得他们笨，大批判时不会批，就会打人。但他们那个狠劲，说下手时就下手，还专门往死里打，令我又有点佩服，特别是当工宣队、军宣队要我们对阶级敌人绝不要心慈手软时。我就觉得我是软了点。所以我从来没觉得他们打人有什么不对，只是认为他们下手重了点，只是不喜欢他们有时打人只是因为他们闲着没事干，觉得听着被打的那些大人一个劲地喊“哎呀！妈呀”好玩。我不但从来没有制止过他们的任何一个暴行，就连私下劝劝他们也从来没有过，我甚至从来就没想到打“阶级敌人”有什么错。我默认并纵容了他们的暴行，直到那天我也参入其中。
我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参加那个学习班？没有人强迫我参加啊，是我自愿参加的，并且深深地以此为荣。我虽下不了手打人，但口诛时却比那几个打手出色多了。以口杀人，是谓诛心，它对人的伤害，有时比暴力更深。
再说，我当年真的忏悔了吗？没有。我虽然向肖老师诚恳地道歉了，但并没有真的承担起我的罪责，反而把它推给了社会。我若不面对著光，永远不可能看到自己内心的黑暗。所以，我道歉了，但没忏悔；我后悔了，但没有回心转意。
若不是来到上帝面前，我不可能真正忏悔，因为人与人相比都是半斤对八两。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几个人从没伤害过人？又有几个人从来没有被人伤害过？谁是纯洁无暇的人呢？没有善人，没有行善的人，一个也没有，人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堕入泥潭。正如保罗所说：我想行的善，我往往不去行，我不想作的恶，我却常常去作。“我真是苦啊！”
喊出那一声苦后，我解脱了。我担起了我的罪责，不再推委，那是我的罪过，是我在人、在上帝面前犯下的。这担子我得担在肩头。只是这担子太重了，我实在担不动，它会使我良心永远不安。于是我祈求：主耶稣啊，求你帮我卸下这重担。
耶稣说：你信我吧。你就把它放在我肩上吧。
于是我就放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