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最后一天，自清晨始，庆邦、莫言，还有诸多朋友，相继告知铁生离去噩耗。

心锐痛着，寒风落叶听不同，三十多年了，与铁生交往的情景萦绕不去。

1978年，友人带我到他家，那是第一次去，其时住雍和宫一带。恍如昨日，铁生坐在友人制作的简易轮椅上，形容清瘦，一头浓密黑发，目光透澈、亲切，谈笑风生中，真切感受到他的早慧、旷达、坚韧和稍纵即逝得几难觉察的感伤。交谈间，我看见他写在旧式硬壳笔记本上的小说《之死》。得到同意，我将笔记本带回家中细细翻看。这是铁生最初的作品，朴素、沉厚里，见出深远的灵感，有着突入生命真相的犀利，更有对心灵细节深切的敏感和痛切体认；他在现实中承受难言的身心痛苦，而在艺术上又对人们精神困境予以明确的艺术承担，尽瘁成文。我顿怀敬意，很想为他的作品发表尽力做点什么。那时，我是《北京文学》杂志小说组的年轻编辑，不可能送审仅是写在笔记本上的小说。为了领导审阅方便，更为了铁生的作品能够顺利通过，我将小说认真誊抄在稿纸上送审。记不清理由了，小说未获通过。几个月后，该作更名为《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发表在另一家文学杂志上。我没能成为铁生处女作的责任编辑。

铁生对我和我供职的杂志没有不悦和怨意。不久，我又索来他新写的小说《午餐半小时》，不过寥寥数笔，便把主人公勾勒得入木三分；洞察历史的幽微与深邃俱在对于底层人物生存状态和精神境遇的精湛刻画里，至今堪称经典。十分遗憾，送审又是不顺。领导认真且慎重，在我坚持下，全体小说编辑前所罕有地进行传阅、讨论；然而，认为小说调子太灰的意见终占上风。其时，毕竟只是一个文学和思想尚在逐渐开放的时代。

铁生依然没有怨意，一如既往地亲切、宽厚；反倒是我，比他不能承受退稿，很长时间，再也没有勇气向他约稿。但是，我仍然经常去看他。那个独门小院，是我心中的挂念所在。熟悉了，我们的聊天无所不包，每每我都感受到他的博学多识，他自由、辽远的心灵，他对时弊、世弊的深切洞察，他对这个世界的忧思、期待和爱愿……铁生行动不便，屋里虽凭轮椅挪动，却对付不了平房门槛，常是他父亲来开临街的院门。冬日，小屋生着煤火，老人偶尔过来添煤，言语不多。铁生告我，父亲本是林业学院教师，为了照顾铁生，改行调到附近小厂当了会计。后来，这位慈父带着对铁生的无尽牵挂走了，再来开门的是铁生妹妹。那时，她应该只有十几岁。一日，我又去看他，未见来人，门却自动开了。铁生笑得特别灿烂，孩童似的，说是自己设计安装了一个开关，用粗铁丝连接院门，坐在屋里就可自由操控。很长一段时间，铁生没有工作。后来，好不容易进了街道小厂，月薪十五元。因为谋生，他还画过彩蛋，即用彩笔在蛋壳上勾出仕女、美人眉眼。这活儿可以领回家做。不止一次，我看见他家窗台、桌上摆着许多完工抑或尚未完工的彩蛋。画一个，能挣五分还是几毛，我记不确切了，然而，即便在当时，收入也是相当微薄的。

铁生身边从来不乏朋友。他的首辆轮椅，便是在国内罕见轮椅的年代，由朋友帮助设计的。铁生父亲捧着图纸，四处奔走，寻遍全城可以制做的地方，材料是自行车轮、废弃窗框、各种零件……铁生母亲缝制坐垫和靠背后，友人们又装了支架，安上木板，使之成为一车多用的书桌、餐桌。虽然没有摇把，只能凭靠双手推着轱辘移动，然而铁生和父母开心极了。这辆自制轮椅，成了全家的快乐和深切寄托。铁生母亲曾在大雪纷飞中，兴奋地用它推着铁生穿街过巷，行走在无尽的爱愿里。后来，二十多位知青同学合资，为他换了带摇把的轮椅。铁生非常高兴，告诉我说，这下好了，可以到远处去了！是日，他去了天安门。以后，他摇着轮椅上班，走访，聚会，到地坛公园读书。再后来，他换过几次轮椅。铁生说，在朋友们细心帮助下，他摇着轮椅走东北，赴五台山，回“遥远的清平湾”，甚至连车带人被抬上鱼雷快艇凌万顷之茫然……他还远去过美国。最后，他换上了电动轮椅。轮椅每次“升级”，都和亲友有关，都有一个动人的乃至可歌可泣故事，都是铁生生命中的节日。可惜，最是牵挂铁生的父母再也没有能够看到。很长时间里，他的插队同学，每个周末都会来家聚会，聊天，吃饭，或站或坐，“高谈阔论或大放厥词”（铁生形容）。与其说铁生需要友情滋润，莫如说他的很多朋友和我一样，需要铁生的精神照耀。铁生正是以他的醇厚，以他的殚精忧己浅、劳志苦心深，以他精神无限向上的丰富、充盈，以他深远温馨中的侠义，以他虽然伤残却始终兀立于人类精神制高点的伟岸，使自己同一切健全却苍白的生命区别开来，感染、感动、感召着众多朋友。铁生十八岁下乡插队，二十一岁瘫痪，三十岁得肾病。自四十七岁患尿毒症始，每隔一天透析一次，一次将全身血液洗滤几十遍，那是一种浃入骨髓、常人难以感知的疼痛，月月年年，透析滤去毒素同时，体内营养也被滤走，使他身心异常疲劳。然而，铁生向以阳光面貌示人时却又十分本真。我亲见他生存的种种艰窘，不免担心他的未来。我有时愚直，一次，不知怎么和他议起生死。他坦然告我，不止一次有过自杀经历，既然老天爷没让死成，说明死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剩下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他以罕见的坚韧活着。在高贵人格、自由心灵意义上，越来越多的生命善于死亡，他却以中国式的生命，卓然自拔，活出了尊严、纯粹和意义，活出了人类精神价值的极限，任凭世风变幻，任凭生死穷达，始终不移其情其操，苍苍予鉴，可与天地参矣。

铁生渴望真挚的友情，拒绝同情，厌恶怜悯。一次，铁生谈起有人帮助残疾者，只是出于怜悯，却缺乏平等的尊重，这是最不能接受的。当时，他愤愤然的样子，一反平日的温和。在我记忆里，这是仅有的一次，给我心灵极大的震撼和洗礼。朋友私下告诉我，不止一个身体健康的女性喜欢他，他有过情感挣扎，但最终还是拒绝了。他拒绝的是自我放逐。

第一次见到铁生妻子希米，我惊叹不已，这是上帝派来天使与他相知相许。这是对铁生苦难经历的最大补偿。她眼神纯净，气质高雅，性格乐观、豁达。我立刻就喜欢她了。我们成了彼此信赖的朋友。铁生于我，更是亲如兄长，远非作者与编辑的关系。无论是请他参加会议，约请访谈，还是征稿索稿，无不有求必应。他的小说《死国幻记》（《北京文学》1999年8期），以神性为旨归，见出非凡思想力；他的散文《无答之问或无果之行》（《北京文学》1994年11期），以心灵所及的宽广、深邃和高度，诠释爱的意义；他的散文《病隙碎笔（六）》（《北京文学》2001年12期），更是饱蘸生命的胆汁，对超越自然之上并独立于万物的生命终极意义，进行艰苦卓绝的追问，其时，为中国文学最重要收获之一，并获首届老舍散文奖一等奖。其时，文学生态日趋脆弱，文学人格日益畸化，铁生却以始终如一的艰卓和丰富，将鲜活的血肉、性灵还给文学世界，更以病弱而又最为生动的肩膀，担当着汉语的疼痛、创造、天良与高贵。

最后一次与铁生夫妇联系，是因为我责编的张辛欣长篇自传体小说《我》。两个月前，我请铁生为该作的出版写推介语。之所以请他写，一是因为作者与铁生一样，都是八十年代崛起的著名作家，书中所写时代生活，不仅为铁生熟悉，并且深信他会理解和欣赏；二是知道铁生会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的工作。果然，电话打去，书稿寄去，希米和铁生商量后，立刻痛快地答应了。十几天前，张辛欣的新书《我》出版了。我兴冲冲地给他俩寄去样书，相约近日前去看望。然而，当我新年前一天上午见到希米时，铁生却永远地走了。悲莫痛于伤心，我心内长久地悸痛，不能自已。我看着《我》端卧在铁生的书架上，泪眼一再模糊。回到家中，我陆续看见张辛欣发自美国的邮件，写道：“一个中国内地朋友告诉我，才知道史铁生走了。”“我读他评语的时候，怎么没有想一想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读我的作品？他的生命本来弱，这两天读报道说，2009年肺炎让他更弱，他说生命的离开是一点点的，不知道他是如何读我小说的？是不是拿着书都太重了。”“铁生是这般沉默的人，并且长期枯居，居然感受《我》的‘原质的鲜活形态’，‘传奇’。他的内心一定很透明。”“我珍惜他最后的也是唯一为我写的每一个字。”“有朋友问，《我》是不是史铁生读的最后一部长篇？给《我》写的评语，是不是他写的最后一个评语？”

张辛欣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三十年的交往，我一直想帮到铁生，却是铁生在帮我，从满头黑发到两鬓斑白，直至生命最后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