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从小好勇斗狠的顾顺章曾参加青帮并当选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因为他敢打敢杀，在工人中颇有影响，被当时领导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共领导看中，1924年他加入中共。1925年“五卅运动”时，由于在罢工中表现活跃并本领高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

1926年，顾顺章与陈赓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苏联，短期学习“政治保卫”。顾顺章在苏俄受训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凭聪明机警的天赋，学到一身本领，如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都很精。他还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而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他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1927年，顾顺章回国，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时，被推举为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4？12”政变后，他协助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杨生；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科长是顾顺章；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

当时，由顾顺章领导的“红队“极为活跃，惩治了不少叛徒特务，使敌人闻风丧胆，顾也由此在“八七”会议上当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也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然而，随着地位的上升，顾顺章日渐骄纵，生活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陈赓的预言不幸一语成谶。就在党中央考虑将顾顺章调离特科，让知识分子出身的康生取代他之际，顾对此有所耳闻，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顾顺章突然叛变

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登台表演魔术。当然，顾顺章之所以敢如此犯险，还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他有着高超的化装术，经常化装后登台演出，从未失手。然而，千虑一失。4月25日，顾顺章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遭到特务的逮捕。

当晚，顾顺章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

顾顺章在中共时专门负责惩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变意味着什么。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于叛变，说明了他背叛的念头早就形成，这一点可以从瞿秋白的遗孀、和顾顺章共事过的杨之华的回忆中得到证明——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早就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杨之华与顾顺章曾同在中央机关工作，彼此很熟，杨之华回忆，顾顺章有几个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也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腐化，吸鸦片、玩妓女，还打老婆”。中统特务万亚刚回忆顾顺章其人，说他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曾恩回忆录》中，也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 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

顾顺章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鱼的兴奋，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还是将顾顺章被捕并叛变的消息电告给了南京。而在南京接收这封电报的，正是打入国民党中统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当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跺足长叹道：“抓不住周恩来了！”

钱壮飞截获情报，周恩来紧急应对

钱壮飞正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里，那天夜里，徐恩曾不在，他接连收到了六封“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上面都写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情这样急呢？

由于打入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的李克农从徐恩曾那里窃得了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用的密码本，钱壮飞手里已经掌握了密码本副本，他偷偷将电报译出来，才知道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危在旦夕。钱壮飞的心悬到了嗓子眼，但他非常沉着，记下了电文就把原电封好。

经过周密思考，钱壮飞先派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将这个情报报告给李克农。

刘杞夫走后，钱壮飞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他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天亮后，他还通知了“民智通讯社”的一个中共情报人员赶快逃走。

4月26日上午，钱壮飞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给了徐恩曾，随即乘火车逃往上海。为防出事，他在位于上海近郊普陀区的真如站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后来钱壮飞安全撤往江西苏区，1935年，牺牲于长征路上的金沙县。

刘杞夫连夜到达上海后，在一家旅馆找到了李克农，将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向他作了报告。然而，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中央特科同李克农联系的陈赓没有来，但李克农清楚事关重大，一刻也不能耽误。在夜幕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终于找到了陈赓，两人又马上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和陈云当机立断，立即召集相关人员紧急开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首先，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了周密的保卫和转移；其次，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最后，废止顾顺章所熟悉的一切暗号和接头方法。

当时，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打杂，感情和立场都站在顾顺章这边。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时准备将家属一并带走，周恩来等人告诉顾顺章的家属顾已叛变，要与其划清界线。顾妻当场表示不从，并试图逃走。周恩来等人考虑到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们，任其出走又会暴露中央行踪，遂决定将其铲除。

当时，由周恩来、康生组织中央特科的洪杨生和陈养山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私交的人执行了这一任务。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行动时，顾家的9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而对两个未成年人，顾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来还是惨然不乐。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我们今天这样做是万不得已，也不知道将来的历史怎么评价我。”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了他的名著《领袖们》一书中。

此后的几十年里，周恩来再也没有碰过烟。

然而，周恩来的一念之仁还是酿成了大祸。张长庚回家后，顾顺章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贪生怕死，供出了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机关遭到破坏。

史无前例的通缉令

由于顾顺章知道的内幕实在太多，他的叛变让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毕竟，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连周恩来都不可能尽知。

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遭到捕杀。同时，几个中共要人也死于顾顺章之手。当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化名王作霖，国民党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立刻揭露了真相，恽代英旋即被处决。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中央为了保护向忠发，让他去江西的“苏区”。谁料，向忠发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最终落入了顾顺章的埋伏。

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年6月23日晚将他枪决了，前后不过两天时间。行刑前，向忠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还是难逃一死。他同顾顺章一道，成为了中共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1931年6月，顾顺章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惨遭杀害，年仅36岁。

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即将返回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陈赓早年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营救之下，蒋介石对其“特赦”，他才逃过一劫。

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极难开展。顾的危害有多大？向忠发被捕后，接任的总书记王明担惊受怕，竟让康生、陈云为其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整层楼，深居简出，中共中央为此支付了一笔可观的租金。到了1931年7、8月，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王明害怕留在上海，辞去中央总书记，跑到了莫斯科。

顾顺章可以说是中共地下党的克星。他叛变后，那些曾经与他相熟的人，在上海完全待不下去。比如周恩来，长期直接指挥顾顺章。顾顺章已经对他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了如指掌。而周恩来亲自带人勒死了顾顺章的家人，也使得顾对他恨之入骨，必欲捕之而后快。周恩来的地下工作经验再丰富，也不得不离开了。1931年，在中央机关决定迁往江西前，周恩来便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并称：

“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别发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顾顺章惨死狱中

多行不义必自毙。顾顺章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和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还巴结军统的戴笠，因而不久便遭到中统的冷落。

同时，共产党的机密，顾顺章知道的再多，也是有限的。1933年开始，顾顺章逐渐感到自己在国民党一方失去了利用价值，不甘寂寞的他开始和一个叫蒋云的人密谋建立“新共产党”。

顾顺章虽然担任过中共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负责的是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一窍不通。因此，他将组建“新共产党”的筹备事宜交给了蒋云来做。

当蒋云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和一个“五年计划”并交给顾顺章后，却被担心走漏风声的顾顺章残忍地杀害了。

这一切，都被顾顺章的贴身保镖林金生看在眼里。

林金生没有文化，顾顺章对他很放心，许多机密的事并不避他。然而这一回，顾顺章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举动却让林金生胆战心惊。一起意外的发生终于使他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

一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封信到一个饭店。林金生却把信半途丢失了。林金生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汇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狐疑的眼睛在他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头皮发麻，知道顾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他终于横下心告发顾顺章以保活命。

徐恩曾听完林金生的揭发，大为吃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表面上一如往常，暗中则做着除掉顾顺章的准备。

1934年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赴会。经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顺章发难，严厉指责其违反中统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树一帜”，应予严惩。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然不肯示弱，当场与之激烈争吵起来。争执中，该人突然掏出手枪，对准顾顺章，顾顺章亦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双方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顾顺章即遭软禁。

几个月后，顾顺章被正式拘押，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由于他在特务中名气很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妆术、魔术，而且还会催眠，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务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防其逃跑。

叛徒改写了历史

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

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

来源:《文史参考》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