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幸运的“接待办主任”
1992年1月，中国发生了在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邓小平南巡”。当时我正任深圳市委副秘书长兼市接待办公室主任，小平同志南巡时在深圳的主要接待工作的具体安排、组织、落实都是由我们直接负责。从老人家乘专列到达深圳那一刻起，直到他从蛇口港乘船离开去珠海，他在深圳的所有重要活动我几乎都在场，老人家很多饮食起居的具体事项都由我在现场指挥和安排。
为此，我经常对亲朋好友说，在中国各省市成千上万的“接待办主任”中，我可能是最幸运的一个。这不仅是因为我接待了邓小平，而且是在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非凡时刻、在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特殊地点、接待了一位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人物，并亲身经历和参与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二、内忧外患：改革面临严重回潮
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都知道，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1988年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都陷入了低谷。而几乎同时发生的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瓦解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所实行的政治、经济封锁，更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不少党内人士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担心在中国也可能出现苏联和东欧的情况。不少原来就坚持“左”的观点的人们则开始宣传，中国继续搞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很可能会出现“和平演变”。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反对进一步改革开放以及把“姓资姓社”摆在首位的思潮，重新开始占据思想和舆论的主导权。中国改革开放面临严峻的挑战，随时有放慢、停滞甚至“走回头路”的危险。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度过了十分沉闷的三年。那时人们普遍的感觉是改革开放的前途茫茫。
三、振聋发聩：不搞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
我当时身处深圳经济特区，不但对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而且对“特区”这个“改革开放产物”的命运也深感担忧。
1991年底，就在深圳市委决定我兼任市接待办主任不久，市委接到“上面”通知，说是要准备接待中央的“大领导”。这个消息一开始是极其保密的，我作为接待办主任也不知道谁要来。但是看到市委书记李灏同志亲自召集会议、周密布置和安排接待工作，心里就明白这个“大领导”肯定非同寻常。因为那时冬天有很多曾经身居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老领导、老同志到深圳来休息，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为接待工作“闹”这么大“阵仗”的。当时接待办的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就开始猜测可能是小平同志要来，为此大家都兴奋异常。因为小平同志1984年第一次视察深圳，就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重要题词，给了深圳特区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这个时候小平同志再来，无疑是再次给予特区以最大支持、鼓舞和关怀，给大家带来希望和曙光。
这个秘密不久就解开了。因为邓小平办公室副主任孙勇、张宝忠两位将军相继到深圳来为小平同志南行进行“踩点”和布置前期准备工作。
现在不少人一讲到邓小平南巡，往往理解为他是以国家实际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来深圳视察工作，并且在视察中发表了重要讲话。其实情况完全不是如此。中央办公厅和邓办就给广东省委下达通知，明确讲这次小平同志过来就是“休息”。我也记得很清楚，张宝忠同志到深圳来布置接待准备工作时，也一再向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强调，首长此次就是来“休息”、来“看看”；而且强调了许多“不”：即不听汇报、不做指示、不讲话、不合影、不题字、不吃请、不见报；除了中央媒体的随行记者外，广东省和深圳市只许一家电视媒体和报纸媒体跟随拍摄和记录；另外就是所有陪同参加邓小平活动的人员（包括省市主要领导）一律不许录音，不许拍照，等等。
正因如此，当时我们在接待计划中安排小平同志到国贸大厦楼顶参观时，也纯粹是按照想请他多看看，多了解深圳发展情况的意图安排的，从没有任何要请他讲话，要听他指示的考虑。国贸大厦还是当时深圳市罗湖区（甚至是深圳全市）最高的建筑，在那里不但可以看到当时发展最繁华的罗湖区的景象，也可以俯瞰深圳大部分市区和对面香港的很多景观。
还有一个情况，当时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同志由于没有时间向小平同志汇报深圳工作，因此很希望能够趁这次邓小平在国贸大厦上俯瞰深圳全景时的机会，向老人家汇报一下，也能像1984年那样再次得到小平同志对深圳经济特区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支持。因此在我们做活动的具体安排时，李灏同志就指示我们要在小平同志坐的地方摆上介绍深圳的一些图文资料，以便于他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
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当邓小平坐到52层国贸大厦楼顶的旋转餐厅上，一看到当时深圳繁华的景象时，立即开始激动起来（我在陪同小平同志期间已发现，他平常是一个很寡言，很沉默，很宁静的人）。在李灏同志刚刚汇报了几句有关深圳的情况后，他就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起来，间或有谢非（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和李灏同志的一两句插话，其余时间都是老人家自己在讲，而且讲得十分激动，不断地用手势来加强自己表达的情绪，手指都在微微发颤。有人在回忆录中说他讲了半个小时，我觉得不止，至少四五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根据我在现场听小平同志的讲话记录并核对后来正式发表的文件，可以肯定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至少六成以上都是在国贸大厦楼顶的旋转餐厅发表的。
小平同志在这里发表了这么重要的讲话，而且讲了这么长时间，真是大家事先没有想到的。更何况中办和邓办事先宣布过，说小平同志这次来“不做指示”，“不讲话”。这证明，邓小平的这次“南巡讲话”，虽然是他早已深藏心中，反复思考，深思熟虑的思想和观点，而且也是这次南行过程中想说出来的，但是何时何地讲这些话，却不是他本人或其他人刻意安排的。
谢非同志的秘书——曾任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建华也回忆说：“我当时担任谢非同志的秘书，按照谢非同志的要求负责小平同志谈话的录音、整理工作。最初，没有安排这个任务，因为一开始说是来休息的，不作指示，不讲话，不听汇报，不题词，不见报。……他到深圳后的第二天，去了国贸大厦。在那里，李灏和谢非同志分别汇报了深圳和广东的改革发展情况。简单汇报后，小平同志开始讲话。当时，很多人感到措手不及，因为没想到他要讲话，事先没有准备。小平同志讲话时，我站在他的后面。他一开始讲，我就按下了录音机的按钮，开始录音，把讲话内容完整地录下来。其他人多数都没来得及做记录”。（参阅田炳信：《邓小平最后一次南巡》,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
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起小平同志当时侃侃而的情景，我的感觉仍然是“振聋发聩”，“无法形容”。小平同志那些极为精辟、透彻和重要的话语至今仍然清晰地回响在我的耳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在当时全国政治经济形势都十分低迷，人们思想都十分困惑的情况下，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真是有如“久旱逢甘霖”、“拨开乌云见青天”，给在场所有人以“茅塞顿开”和“豁然开朗”的鼓舞和力量。
尽管小平同志到来之前，中办和邓办都提出过严格的纪律要求，在邓小平的活动中不能录音，不能拍照，但是当小平同志发表谈话时，包括谢非、李灏等领导同志秘书在内的很多人，都根本不管这些“纪律”和“限令”，立即拿出录音机来录音。大家都是“有备而来”的，都把这些设备藏在身上或包里。由于老人家的讲话太重要了，于是大家就都把这些“纪律”、“限令”抛到了一边。有意思的是，这次恰恰正是谢非、李灏等主要领导，带头“破坏”了这些纪律和限令。
我和大家一样，屏住呼吸，凝神静气，力争把老人家的每一句话都铭记在心里。晚上回到家后，我立即根据自己的回忆尽力把小平同志讲话的内容记到自己的工作笔记本上。中央正式公布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对照了一下，我记录的主要观点基本上是完整和准确的。
四、“邓旋风”：掀起改革开放大潮
按照中央规定的接待纪律，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一地视察工作，必须在其离开后的一定时间才可以通过媒体向外公布。但此次小平同志来则不同，他要求不能因他对道路、场馆进行过度戒严而导致扰民，同时也要求见群众。因此他在深圳的几次重大活动（包括参观国贸大厦、参观游览华侨城锦绣中华主题公园、参观深圳市先科集团等）都没有采取高度戒严和完全隔离群众的措施，基本上都处于半公开的状态。到现在我还清晰记得，1992年1月20日上午，那批早于戒严清场时间来到国贸旋转餐厅喝早茶的群众，在离场时突然见到邓小平出现在国贸大厦，立即一片欢腾雀跃、激动万分的情景。
正因如此，邓小平还没有离开深圳和珠海，大批港澳媒体的记者就已经“闻风而至”。猜测邓小平会住在哪里，会在哪里出现，一时间成为这些媒体和记者们关注的焦点和最热门的话题。尽管国内所有媒体都按照中央规定没有报道小平南巡的消息，但是“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这条新闻，已经通过港澳媒体传遍世界。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也在国内不胫而走，成为流传于各级干部和广大百姓中的重要话题。很多人奔走相告，当做天大的喜讯来传播。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刊出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南巡第一次正式公之于众。3月30日，新华社全文播发《东方风来满眼春》。3月31日，《人民日报》等国内各主要报纸都在头版主要位置转载《深圳特区报》的这篇长篇通讯；中央电视台也在当晚《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时间全文播发了这篇文章。从这时开始，神州大地上刮起了一股“邓旋风”。
邓小平南巡，在世界上也引起了轰动。国外各大通讯社和其他主要媒体，不仅纷纷全文播（刊）发了《东方风来满眼春》，而且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消息和评论。英国媒体发表评论说：“外国投资者再次涌向中国。邓小平和改革家们的经济政策看来正在取胜”。德国媒体发表文章说：“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可能以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在最近这个10年就会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工业国家”。日本《东洋经济》发表文章说：“中国正在迎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新高潮。”
我所亲身经历的一个“手抄本”的小故事，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小平南巡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我的一位老同学——国内某省会城市的主要领导，小平南巡时刚好率团在深圳访问。当时邓小平在深圳和珠海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因此我请他吃饭时他强烈希望能了解邓小平的讲话内容。我把自己记录了邓小平讲话主要内容的工作笔记本交给他，并要求他严格保密。没想到他第二天还我工作笔记时，已经悄悄地把我记录的邓小平讲话内容复印了。待到中央正式公布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这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回去后就向省委主要领导汇报了在深圳了解到的邓小平南巡的情况，并且把我记录本的复印件在省委主要领导中进行了传阅。省委领导还专门召开了常委会传达和学习了这些内容，都感到十分振奋和鼓舞。讲到这里他不无得意地说，他们省的领导比其他地方提早很长时间就看到和学习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如何得到了人们发自肺腑的真心拥护。
五、邓小平南巡：“以开放促改革”
如果分析一下中国改革开放从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前的这个历史阶段（我把它定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就可以看出，这一阶段有三个最主要的特点：
第一，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除农村改革和私营经济（多种所有制）改革外，就城市改革主体来说，主要还是来自于“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种改革在没有外力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给予强力冲击的前提下，遇到了顽强抵抗和重重阻力；同时，由于改革者没有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也发生了改革措施的重大失误（例如“价格闯关”），使改革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这一阶段的城市改革层层受阻，步履维艰。
第二，这个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以“改革”为主，“开放”还没有上升到主要层面。这不仅体现在“对外开放”当时还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模式（例如外贸进出口体制的自上而下改革），而且体现在“开放”地域还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主要局限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同时“开放”的性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主要是在上述指定的少数地区进行试点等）。因此可以说，在这个阶段，就“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来看，其主要特点是“以改革来带动开放”。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步子迈得很艰难，这一阶段的开放也受到很大的局限。
第三，在这一阶段中国的改革主要还是在中国的内部进行，基本上还是一场“封闭式”的改革。虽然国家已经提出了“开放”的目标，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国家对“开放”的政策措施还十分谨慎，仍有较多和较严格的各种限制。这种“封闭式”的改革，使得中国的传统体制不能得到外力给予的强力而有效的冲击，不能出现“里应外合”式的大突破，这也成为体制改革总是不能迈出大步和不能取得明显成效的因素之一。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邓小平进行了轰动世界的“南巡”。由于广东珠三角和深圳、珠海特区是当时中国对外开放最成功的地区，也是思想最解放、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因此邓小平南巡的根本意义，就是要打破当时笼罩全国的沉闷、困惑、僵化、压抑和“左”的思潮，用这些地区通过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事实，呼唤和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继续前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邓小平南巡是把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以改革为主”转变为“以开放为主”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自此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进入了第二个历史阶段——“以开放促改革”的历史阶段。
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中，一方面通过大开放及与国际全面接轨，中国在社会理念、政府行为、法制观念、经济管理体制、企业行为、劳动力素质水平以及各级官员的管理能力和水平等方面都实现了巨大的变革；另一方面观念转变又使得各方面的传统行为和传统势力在潜移默化中逐步瓦解，因而在实施改革时，原有理论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阻力大大减少，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突破和全面深化。同时，大开放带来了资金和资源供给的大量增加，中国的基础设施和投资软硬环境得到了根本改善；大量外资企业（特别是港台中小加工贸易企业）进入后又为亿万中国农民“洗脚进城”提供了就业机会，由此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巨大发展。总之，经济的飞跃发展和中国财政经济实力的大大提高以及外资企业在微观层面上对国有企业的竞争冲击和民营企业的刺激成长，都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第一阶段所不具备的空间和能力，从而实现了以增量的飞跃带动存量发展的巨大进步。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在全球产业转移和信息、资金全球化的最佳时机，实现了整个国家的大开放，因而中国成为这次全球化新浪潮中的最大“赢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大大发展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各方面的管理、制度和观念大大进步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中国不仅由于成为“世界工厂”而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所有的历史和现实积极因素都得到了极大的调动和发挥，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国家快速进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现在回头来看，完全可以说，邓小平南巡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格局，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因此邓小平南巡的作用和意义，无论怎样形容都不会过分。
（作者为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