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2月，邓子恢在北京医院病情恶化，陷入昏迷状态。生命垂危之际，邓子恢喃喃细语：包－产－到－户－没－有－错!邓子恢为何临终还念念不忘包产到户?因为，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起，他就同包产到户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8年我国进入“大跃进”时期，各地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热潮，深知农村家底“一穷二白”的邓子恢，头脑冷静，态度消极，不跟风，不刮风，明确反对“穷过渡”。
同年8月毛泽东宣布由谭震林负责农村工作，原先主管农林口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因被批判为思想“右倾”、“小脚女人”，跟不上“大跃进”的步伐，毛主席劝告他靠边养病。
随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风起云涌，大踏步前进，全国沉浸在一片兴奋、狂热之中，到处宣传莺歌燕舞大好形势，共产风和浮夸风也趁势席卷中华大地，愈演愈烈。《人民日报》把河北徐水人民公社食堂，以及实行劳动军事化、吃饭不要钱、家务劳动集体化等作为“共产主义萌芽”大加赞扬，号召学习。
一、自留地
在虚假大好形势鼓舞下，加之受柯庆施等激进人士的影响，毛主席一时热情高涨，正在考虑让中科院研究“我国粮食多了怎么办”的课题。同时，他还认为农村农民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温床，想进一步考虑取消农村自留地的政策，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这一年6月16日下午，邓子恢到中南海游泳，在游泳池里见到毛泽东。他俩游了一会，上岸休息，毛泽东当时突然向邓子恢提起要修改农村自留地的政策，不能全国规定自留地都要占5％，说要准备研究一下。邓子恢深感纳闷，因为五天前(6月11日)，中央经过认真讨论刚刚通过了邓子恢代中央草拟的《关于私养家禽家畜、自留地等四个问题的指示》，而且下发了文件，除规定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斋，恢复自留地外，还提出鼓励社员利用零星空闲时间，把房前屋后、村旁路边的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仍然归社员私人所有，由社员个人管理经营。中央还要求各县政府要把这四件事，用布告形式向群众公布，认真执行。邓子恢认为这对于取信于民，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将大有好处。这种大集体中的小私有，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是必要的，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排。文件油墨未干，如今突然要朝令夕改，他百思不解。
根据多年农村工作的经验，他深感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农业生产也并非形势喜人，匆忙取消农民的自留地极为不妥。但因为双方都在休闲游泳，像这样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也不便于在游泳池里展开细谈。
从中南海回家后想到此事，他越发不安，夜不能寐。反复思索后，他发现原来是由于某位领导人向毛主席反映过：浙江、福建、广东地少人多，社员留5％自留地，会影响集体生产。好在毛主席只是说研究一下，并没有最终决定取消自留地，事情仍有商量余地。
尽管当时邓子恢已多次被批判是“小脚女人”、“右倾保守”，在一般人看来，他理应接受教训，少说为佳。但事关亿万农民切身利益，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他依然决定冒政治风险，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当天夜里他就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陈述保留自留地的必要性，他开门见山指出：“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地少人多，每人分地只有1亩，甚至七八分，似乎留5％会影响集体生产。但我认为这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自留地是按照百分比留的，不是机械规定，每人或每户几分地，分地少的地方，自留地当然也会少。根据革命前我家庭的实际情况，我认为是需要的。过去我家里大小6口人，每年种植菜园总是3分地左右。这3分地菜园经营得好，除了蔬菜可以自给自足外，还可以种些地瓜、大薯、毛芋等作为养猪饲料之用。所以我的经验按每人分地5％留自留地是适当的。全国现有自留地8000万亩，可以解决5亿农民的蔬菜供应，可以发展私人养猪养鸡养鸭，这样做的好处，至少可以使5亿农民不再下市场来争购副食品，有的农民还可以挤出一些副食品来供应市场。我认为这是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5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他还分析说：“近半年来城市副食品供应紧张的中心关键，固然是由于粮食紧张，生产不足，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所致，但与农民进城抢购副食品及城市人民购买副食品寄回乡村供应其家属也有很大关系。同时，农民留一点自留地，由他自己支配，加上供给部分分配到户，这样农民就有可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不致全部生活来源都掌握在干部手里，这对于防止强迫命令也有很大作用。因此，我主张关于自留地问题，中央不再改变，也不必再发通知。目前，有抵触但也只有河南、湖南两个省，已经用电话分别告复解决，不必发全国性通知。”
这封摆事实、算细账、讲道理的信，第二天就送给毛泽东，毛泽东仔细阅读邓子恢的信，从此再也不提取消自留地之事。实践证明，正是这一点点自留地，后来在三年困难时期，竟成了亿万农民度荒保命的“救命地”。邓子恢的那封信，可谓“为民造福，功德无量”。
二、“60条”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步伐的加快，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各种“卫星”不断升天。8月20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报道：“人民公社的成立，给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提供了条件”。似乎共产主义将会降临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谭震林等带头参观，大加赞扬，《人民日报》发表了专题文章，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理论。邓子恢读后甚感惊讶，他立即会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等人赶往徐水县考察。他们发现那个共产主义试点的“高产卫星”，纯粹是弄虚作假，极为气愤，公开指责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在全党上下“拔白旗、插红旗”的强大压力下，邓子恢等刚正不阿，直言不讳，确实难能可贵。
幸好11月间，毛泽东头脑逐渐冷静，也觉察“人民公社乱子出了不少”，并开始着手纠正某些错误。
邓子恢一向反对在生产关系变革上搞冒进，也反对超越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搞空想社会主义。1959年元旦刚过，他立即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有针对性地部署调整公社体制。强调公社规模不能太大，生产队100户左右；生产劳动不能再搞大兵团作战；要保护社员的生活资料，不能平调；如果动了的，要先作价后偿还……
当时有人责难邓子恢“刮西北风”，他没有理会这些责难。会后，他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直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报告，明确提出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组要分权，按“三定一奖”办法，把生产任务包下去，不能再搞大呼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
“大跃进”、人民公社兴起后，我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远远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拔苗助长，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各种矛盾日益暴露，突出的是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瞎指挥，侵犯社员利益，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人们形容农村“红旗遍地飘，社员在打闹，出工不出力，人人瞎胡混”。最终是地减产，人挨饿，民不聊生，到处上访告状。
1960年6月，刘少奇委托正直求实的邓子恢下乡调查，摸清真情。邓子恢抱病率工作组离京，他先到山西汾阳，后到河北石家庄。他在农村走乡串户，找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到社员家中揭锅盖，看粮袋，掌握了许多真实情况。
为避免片面性，他又不顾疲倦劳累，风尘仆仆南下江苏，深入水乡无锡调查。他深感北方南方大同小异，公社内部管理混乱，一平二调，瞎指挥，矛盾众多，群众不满。亟须制定一个条例，把各项方针政策条理化、规范化，公布于众，以纠正错误，稳定民心，使农村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
邓子恢是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他立即组织写作班子，在无锡埋头苦干，反复推敲，奋斗40多个昼夜，终于起草了一个66条的《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稿)，接着，召集一些省委农工部长到无锡座谈讨论，修改后正式上报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看过这个《条例》后交口称赞，急送毛泽东审阅。
此时，毛泽东正因公社化的混乱局面而心烦意乱，他也想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但未能如愿。如今看到邓子恢搞的公社内务条例，兴奋不已，立即把它作为研制《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重要参考材料。这个内务条例，实际就是后来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60条)的前身，所以人们常说前66条是后60条的基础；没有邓子恢的前66条，就不会产生后60条。邓子恢立了一大功，也重新赢得了毛泽东的重视和尊敬。
1961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严肃批评党内许多领导人“不搞调查研究，闭着眼睛瞎说”。在那次大会上，他出人意料地大声赞扬：“我这里要提一提邓子恢同志，他长期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这种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他搞的那个《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我看是个创举。他的观点是正确的。邓子恢同志脾气犟得很，过去我为了说服他，跟他谈了好多次。现在我和他的争论已经结束了，跟他统一了。农村工作后头犯的错误，他没有份。”毛泽东还以责备口气说：“你们看不起邓子恢同志那是不行的!”
过去，毛泽东严厉批评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上是“小脚女人”、“右倾”，许多同志都甚感不公。如今毛泽东公开承认邓子恢是正确的，大家都向邓子恢热烈鼓掌，表示敬意。广西等地一些省委书记立即把这些情况当成特大喜讯，连夜通过长途电话向本省传递。邓子恢也深受鼓舞，他觉得还是毛泽东了解自己，原先的委屈情绪也一扫而光。
三、包产到户
公社60条下达贯彻后，农村情况有所好转。但因公社权力过于集中，农民缺少自主权，多劳不能多得。加之又遇上连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搅在一起，农村经济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如何才能尽快摆脱这种困境，全党上下都在关注，邓子恢更是焦虑万分，多方搜集情况。
穷则思变，各地农村为了度荒活命，在百般无奈之中竟想出了一些新招，如河南有“借地”，安徽有“责任田”，连毛泽东的家乡湘潭、刘少奇的老家宁乡，也同样要求包产到户。这实际是对当时时兴的“越大越公越好”观念的否定。
民以食为天，填饱肚子是头等大事。1961年秋，心系农村、忧国忧民的邓子恢，尽管已65岁，而且长期患糖尿病，但他依然率工作组南下调查，希望找到迅速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他坚信实践出真知，群众出智慧。他先后到河南、江西、福建农村调查研究，心中逐渐有数。
年底回京途中，路过安徽合肥作短暂停留。他早就耳闻安徽搞包产到户责任田，因为“户”字有资本主义之嫌，众人避讳，故巧妙称“责任田”。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见到邓子恢光临甚为高兴，当面向他汇报说，全省农村已有39.2％的生产队试行责任田，凡试行的生产队，社员责任心大大增强，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产量增加，效果很好。
邓子恢当即明确表态：“你们的办法好，我赞成。”这是他首次接触包产到户责任田，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似乎看到了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希望之光。
第二年初，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安徽包产到户责任田。曾希圣被免职，由李葆华接任，已经兴起后的责任田处于进退两难境地。
邓子恢深感纳闷：受到群众欢迎的包产到户，为什么遭到如此不公正对待?
5月，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上书邓子恢反映情况，诉说他们从1961年3月起试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增产18.3％，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但上级批评这是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家想不通，要求中央放宽政策，允许人们继续试行。
邓子恢读信后心情颇为沉重。这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率领的工作组，正在安徽当涂县农村调查责任田问题。不久，他发回报告高度赞扬责任田，反映：“责任田把责任制和产量结合起来。农民个人利益与集体经济结合紧密了，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对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并说：“责任田还解决了农业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不顾质量，以及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与集体生产争肥、争时间的矛盾。应该总结经验，加以提高。”
对农业生产和农民都有利的责任田，竟遭到一些非议，邓子恢更为困惑。为慎重起见，他又派人到符离集地区深入调查。
当涂县地处淮南，属于水稻区；宿县符离集地处淮北，属于杂粮区。尽管作物不同，但他们调查后发现，符离集的包产到户责任田增产效果同样明显，群众感到越干越有奔头。当地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都反映：包产到户责任田为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找到了一条新出路，恳切要求不要给他们扣方向性错误的帽子。符离集区委甚至以全体同志名义再次上书中央，对包产到户责任田作了系统性、条理性的陈述，列举十大变化和七大理由，论证包产到户责任田方向对头、效果明显，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好办法。他们甘冒风险为民请命，令人敬佩。
经过调查研究和大量数据论证，邓子恢确信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很有希望，是改革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管理体制、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希望之路。
为了让中央领导层有更多的人了解包产到户的真相，他特地把安徽的有关调查报告，连同广西、湖南等地包产到户、田间管理的经验，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
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李富春等表示支持，邓小平甚至公开说：“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四、积极推荐包产到户
1962年4月，邓子恢和张云逸两位革命老人相约到广西农村考察，听取桂林地委汇报后，一起到龙胜县进行调查。
龙胜县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交通闭塞，居住分散，人多地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在经济困难时期，那里出现不少包产到户的情况，引起邓子恢的注意。他深入山区开展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当时，他从维护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出发，明确表态指出：“对待包产到户问题，要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出发。要实事求是，可以包工到组，也可以包产到组，单村独户的也可以包产到户。”
邓子恢鼓励大家“不要怕说右倾，不要怕说单干。实际上不是单干，合作化运动要坚持自愿互利，不自愿的事，势必失败。这是群众运动，不是运动群众，不能强迫命令，不能强扭硬转。”他还一再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增加生产和提高生活水平上。现在无效劳动很多，粮食减产。人民生活下降，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讲话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也使基层干部的忧虑消除了许多。
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是当时农村工作的头等大事。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得知我国农村工作专家邓子恢和张云逸二人到广西龙胜县调查研究后，也立即带领一些干部前往龙胜县进行调查研究。
在深入调查中，他们面对农村包产到户的现实情况，一再强调要走群众路线，坚持自愿原则。对已经包产到户的不能歧视打击，不能强迫命令。社会主义方向要坚持，形式可以由低到高，逐步提高，可以大同小异，允许千差万别。他们也指出：社会的进步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如果年年减产，农民思想动摇不足为怪。他们并且对龙胜县出现的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五种生产管理形式，就其性质、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了解决办法。陶铸、王任重同志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讲话内容，邓子恢的讲话精神完全是一致的。
事后，陶铸、王任重在邓子恢调查研究基础上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认为“在集中统一经营形式下的包产到户，还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毛泽东阅后亲自批示发政治局，称赞他们“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后提出的建议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短短批语中，竟连用了两个马克思主义的字样。
邓子恢感到毛主席的态度有变化，得到了鼓舞，认为解决包产到户问题似乎出现转机，机不可失，应该趁热打铁。
1962年7月的一天夜里，邓子恢与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廖鲁言等兴冲冲驱车进中南海，再次向毛泽东陈述各种情况的理由，竭力推荐安徽的包产到户责任田，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毛泽东最终勉强同意“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这是邓子恢磨来磨去的一大胜利，他庆幸地笑了。
其实，尽管毛泽东私下表示包产到户“可以小范围试一试”，但大家也深知他并未改变其反对包产到户的基本态度。一些中央和地方领导人还经常散布“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的论点。因此一些好心人曾劝邓子恢对农村的包产到户少说为佳，等毛主席明确表态后再讲也不迟。
然而，耿直的邓子恢却坦然表示：“怕什么!不能为了保自己的乌纱帽不顾农民的死活!”
1962年的7月上旬，他接到了中央将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的通知。同1961年3月的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一样，这次由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出席的会议，将要研究和决定农村工作的大政方针，事关亿万农民的前途和命运。邓子恢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起早贪黑为会议研究农村工作做准备。
7月17日，他又一次进中南海见毛泽东，重点自然是谈安徽农村情况。他依然竭力保荐包产到户。毛泽东表情严肃，依然～声不吭，只听不说，始终不表态。直到邓子恢起身要走时，才表示：把你们给我的报告和符离集区委同志的汇报送来，我要看看。
他第二天把毛泽东要的材料送走后，又不顾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些同志的劝告，继续组织人员围绕安徽包产到户准备有关材料，大有“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劲头。
8月初，祖国大地骄阳似火，而北戴河却凉爽宜人。全国各路党政大员从四面八方云集这一避暑胜地。大家聚集在一起，竟无意欣赏海滨风光，反而七嘴八舌大说包产到户，气氛空前热烈：一些省委书记甚至推举广东省农业书记赵紫阳牵头，组织一个小组，起草有关包产到户的文件。邓子恢目睹人们如此热情关心包产到户，深受鼓舞，精神振奋。他顾不上休息，又兴冲冲去找毛泽东面谈。他想多给毛泽东提供一些各地的实情，劝说毛泽东支持推行包产到户。
然而，这一次邓子恢不走运，因为毛泽东已拿定主意反对包产到户。面对邓子恢滔滔不绝的陈述，他毫不客气地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十年了，还要搞吗?!如果搞包产到户，不用几年就有人雇工、讨小老婆。他甚至把包产到户同当时波兰的所谓自由化联系起来责备邓子恢：“你怎么又动摇了，波兰搞自由化还不敢解散合作社哩”。邓子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他接受不了，于是据理力争，声明：搞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话不投机，两人发生了争论，不欢而散。毛主席甚至夸大其词对人说在争论中自己被邓子恢训了半天。
随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公开批评邓子恢和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单干，并提到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资产阶级专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甚至上纲上线指责他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
这一讲话如晴天霹雳，炸得全会场鸦雀无声。原先热烈议论、支持包产到户的气氛顿时消失。随后，会议出现一边倒，迅速转入时论阶级斗争和批判包产到户。
陈伯达趁机兴风作浪，攻击邓子恢对合作化和公社化“有许多荒谬说法”，“什么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初级社不如互助组，互助组不如单干，实际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还有人攻击说“思想上最大的问题，是认为目前自耕农的生产方式最先进，他这个思想是二年一贯制，所以实际上他成了富裕中农的代表”。
邓子恢保荐包产到户，原本是为中央出谋划策、使我国尽快摆脱农业生产的困境，谁知却遭如此横祸，引来这么多恶语中伤。他始料不及，深感突然，但心底无私天地宽，他问心无愧，毫无畏惧。面对巨大的攻势，他回敬那些批判发言“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
邓子恢确实是个“犟脾气”，在北戴河中心组会议上，他当着毛泽东的面理直气壮地发问：“工业上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业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
由于邓子恢不屈服，不认错，于是9月份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批判邓子恢，把他批得一无是处，说他“一贯反对合作化”、“一贯主张单干”、“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者，是民主主义者”，连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也被错误定性为“十年一贯制”，“没有办一件好事”。
十中全会后，中央宣布撤销农村工作部，“拆庙搬菩萨”，邓子恢被贬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分管银行工作。邓子恢十分伤心，曾经要求告老还乡，到老家福建龙岩种地养老。毛主席没有同意，而是安排他同陈毅、贺龙、聂荣臻等一道去广东休养。
五、在广西秘密试验包产到户
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了，邓子恢的部长、副总理职务统统没有了，然而他心系农村和农民的志向始终不变。
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要清查“四不清”干部“和他们在上面的根子”。邓子恢当然又成了“上面的根子”。当时，毛泽东同一些外国党领导人反复谈中国党内所谓“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修正主义，多次点了邓子恢的名，指责他身为农村工作部长和副总理，“到处乱串，刮单干风”。
邓子恢不在乎这些责难。同年11月，他主动要求到广西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邓子恢之所以要求到广西去，是考虑那里位置偏僻，地处山区，条件艰苦，交通不便，远离北京，受上面影响相对要小。而且此前他多次到过那里，熟悉那里情况。何况他的老战友陶铸，当时在广西农村蹲点领导“四清”运动，两个人合得来、谈得来。更重要的是广西领导班子里许多人是他的老部下，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政治上不跟风，遇事不会为难自己。
1964年10月，邓子恢和夫人陈兰，带着几个干部和秘书一起到达广西南宁。尽管中央有关部门事先打过招呼：“邓子恢这次是来参加'四清'，他不代表中央讲话。”但是自治区党委领导人韦国清、乔晓光等听说老领导光临，仍然前来汇报“四清”运动的准备工作情况。
邓子恢起先在广西玉林地区搞“四清”，后来又转到桂林地区参加“四清”。
他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他同广大干部同吃同住，强调尊重服从当地党组织领导，生活上绝不能特殊化，不给地方增添麻烦。1965年，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在桂林地区灵川县甘棠公社蹲点，领导“四清”运动。那年冬天，有一次“四清”工作团在灵川县开会。灵川县是桂林风口，冬天气温很低，风雨交加，山上一片白雪。陶铸考虑到邓子恢年岁大了，劝他不必赶来参加会议。谁知会议刚刚开始，邓子恢身着皮大衣，头戴皮帽，冒着风雪严寒，精神抖擞地赶来参加会议。大家见了既惊奇，又感动，纷纷劝他注意保重身体，他却风趣地说：“身体重要，会议也重要。我们是地委领导下工作的，不能随便请假。”
事后，他还对地委书记王祝光说：“在桂林参加'四清'的领导同志太多了，除了陶铸和我以外还有广州军区副政委以及一批军师级干部，中南局的一些部委领导，《红旗》杂志副总编邓力群、中央财政部副部长王学明同志，等等，大家都要在地委领导下工作，我更要做表率，不然的话你这个地委书记不好当啊!”王祝光听后，深受感动和教育。
邓子恢在广西农村先后呆了近两年。为便于工作，他化名李建中，公开身份是科委干部。起初，他要求住到村里，同大家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桂林地委考虑到他年纪大了，吃住在下面有许多不便。经过一再劝说，他和夫人陈兰才同意安排在市区，其他随行人员都在庙岭公社二塘大队，同大家实行“三同”。好在他居住的地方，离“四清”的农村二塘大队不远，可以早出晚归，随时来往。他白天常常身穿中式布衣，头戴草帽，手摇芭蕉扇，在生产队走村串户，同基层干部和农民聊天谈家常，了解情况。他熟悉农时节气，懂得耕耙种收。社员们常把他当成农业技术员，或者当成农业教授。他还嘱咐秘书刘蓬勃从北京带来自行车，经常骑车到公社各生产大队了解情况，及时向他汇报。
这期间，他在农村目睹农业生产形式主义严重，社员们“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收工打冲锋”，完全是吃大锅饭，大呼隆，出工不出力，搞无效劳动，深感不安。他问社员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劳民伤财的状况，人们说最好还是包产到户。
后来，邓子恢又转到玉林地区参加“四清”。那时，农村一部分贫下中农生活相当艰苦，一些“四清”工作队员错误认为，这是农村阶级分化的表现。他进村调查后实事求是指出：造成这个问题，并不是敌对势力的破坏，主要是过去几年的天灾人祸，农业生产连年下降，社员收入连年减少。近两年农业生产虽然有所恢复，但是仍然未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他说：只要农业生产丰收了，农民收入增加了，群众生活就会好起来。所以，他在“四清”工作团总团、分团会议上，总是一再强调“四清”不能放松生产，反复提醒大家：毛主席把农业增产作为搞好“四清”的标准之一，我们要坚决执行。如果其他工作搞好了，生产没有搞好，大家还要留下来补课。
他经常出没田间地头，看到“队长天天派工，社员晚晚评分”，地里田间到处是人，二三十人堆在一起种地，你挤我，我挤你。电影、画报都是一堆人，表面很热闹，形式主义，虽然好看，但不中用。怎么检查农活质量，如果地里不出苗，你找谁去?他深感不安，问农民：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这种状况?群众同样回答：最好是包产到户!
邓子恢让“四清”工作队党小组讨论这个问题。多数同志认为包产到户是禁区，此路不能走。于是，他积极开导大家搞生产责任制：“毛主席批包产到户，没有批责任制嘛!何况这里离北京那么远，谁知道呀!”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1965年，邓子恢拿定主意，向地委书记韦树辉打了一下招呼，说要选几个点试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实际是亲自搞包产到户试验。韦树辉也知道他的用意，表示支持。
他们是冒着政治风险搞试验。为了确保试验顺利进行，双方商定绝对保密，暗中试验，只干不说，不对外泄露。于是玉林地区一场绝密的包产到户试验，在邓子恢的指导下，借助于“四清”运动的旗号，悄悄地展开了。起初生产责任制还没有敢联系产量，但农民积极性大为提高。那一年，玉林地区农业是合作化以来生产管理最好的一年，也是粮食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
邓子恢对玉林地区推行生产责任制，感到十分高兴。但是对这种生产责任制没有同产量联系起来，未能从根本上克服平均主义，又深感遗憾。他对韦树辉说：农业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难包的，要解决“一窝蜂”、“小锅饭”问题，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积极性，不联系产量是不行的。
不久，他看到“四清”工作团有一份文件介绍广东某地搞包产责任制的报道，立即拿给韦树辉看，并说：“你看看，说不联系产量，实际上还是联系了嘛!你批你的，下面还是照样要搞嘛!”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邓子恢在玉林地区暗地试验包产到户，原是严格保密的，但久而久之，还是传到自治区党委领导人耳朵里。
有一次，区党委副书记霍泛见到了韦树辉，很关切地询问在玉林蹲点搞“四清”的邓子恢身体情况如何?韦树辉知道霍泛与邓子恢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没有隐瞒真相，而是悄悄地透露了真情。
霍泛过去在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过，他们住在同一大院，曾经朝夕相处，感情极深。霍泛一向敬佩邓子恢，得知他在“四清”中秘密试验包产到户的情况后，一直守口如瓶，同样对别人保了密。
其实，在广西知道这一秘密的人并不少，但大家都心照不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后谈起此事，霍泛十分感慨地说：“邓子恢对他认为正确的事，即使在强大的压力下，他也是要坚持的。大家不敢去做，他去做；不能明里做，他就暗里做，除非实践证明它是错误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生产实践证明：包产到户责任制完全正确，既符合农民的心愿，也符合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律，效果极为明显。1965年，四个试验点粮食总产6911万公斤，增产1887.5万公斤，比上年增长37.5％。基层干部反映，这是农业合作化以来，当地田间管理质量最好、增产幅度最大的一年，人们都感谢那位指导他们搞试验的科委“李老头”。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全国“文革”风暴突起，邓子恢奉命匆匆离开广西，返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广西一位领导人，不无遗憾地说：邓子恢亲自主持的包产到户试验，由此停止了。如果继续下去，这一新生事物定会总结出许多好经验，对农村改革也会起到很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
六、历史的评判
“文革”开始后，邓子恢被揪斗，造反派抓住包产到户做文章，批邓子恢一贯反对毛主席，同毛主席唱对台戏，是顽固不化的三反分子，要他低头认罪。邓子恢申辩：我从不反对毛主席，对包产到户，党内有不同看法，那是正常的，谈不上反党。他从不违心承认包产到户是错误，也拒绝低头认罪。
随着“文革”岁月的推移，年迈的邓子恢已逐渐进入风烛残年，原有的保健医疗待遇早取消了，只好到附近街道门诊部看病。由于病情加重，最后才被北京医院收留。他病卧在榻，回顾过去，许多旧事已经遗忘，唯有当年他在闽西领导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和保荐包产到户两件事深深刻在脑海里。在他生命弥留之际，“包产到户”这四个关系亿万农民命运的字眼，总是在梦呓低语中不断出现。
1972年12月10日，邓子恢与世长辞。当时“四人帮”尚未垮台，但党中央还是为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老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元帅代表党中央致悼词。重病在身的朱老总悲痛万分，不顾家人劝告，硬是穿着厚厚的大衣，头戴皮帽，拄着拐棍，冒着严寒，步履蹒跚地到八宝山为老战友送行。毛泽东尽管多次批评邓子恢右倾，但始终佩服他刚正不阿，称赞他是“犟脾气”、“搞阳谋，不搞阴谋”，也送了花圈。
历史是公正的，九年后的1981年3月9日，党中央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正式发文指出：邓子恢“是我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他和他所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过去党内对他和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邓子恢矢志不渝、积极倡导的包产到户责任制，历经人间风雨后，也终于写进了中共中央当年的1号文件，并在中华大地普遍实行，成为推动我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强大动力。邓子恢作为包产到户的积极倡导者和我国农村改革的先驱，已载入史册，为人们所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