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经济继续在复苏的轨道上运行，相比2009年，出口又重新成为拉动增长的需求因素，但通胀也开始抬头，展望2011年，会有许多新的变化值得高度关注。

　　一、2011年要警惕世界经济新危机来袭

我在美国次债危机爆发前就说过，如果美国的资产泡沫破灭，其后的经济轨迹必定是一个大“L”型，因为美国的资产泡沫规模是日本的几十倍，即使美国经济远比日本强大，如果日本用了长达15年时间才走出由泡沫破灭所形成的萧条，美国也至少要用8～10年才走得出来。2009年三季度以来美国出现经济复苏，庞大的有毒金融资产似乎没了踪影，但这是假象，是被美国的政府和金融机构掩盖和冷冻了起来，一旦不得不被解冻，这些有毒资产的处理就会引发新的金融与经济危机。而且如果美国爆发新危机，就一定会比第一轮危机发展的更严重，因为现在与3年前相比，美国的民用与商业地产价格都已下跌了超过40%，这说明以前的那些“烂资产”更烂，“毒性”更强了。

这场新一轮的金融风暴正在天边聚集着乌云，美国的政府官员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当然会比我们感觉的更清楚，更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已经开始为迎接这场新风暴作准备了，这就是美国新一轮刺激政策的出台。2010年9月初以来，先是美联储宣布要实施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接着在5天后奥巴马政府又宣布了3000亿美元的减税和5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这就标志着美国在次债危机爆发后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第二轮“双放松”。

美国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之所以可以被看作是新危机将要到来的信号，是因为美国出台的新刺激措施，是在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速比二季度还高出0.7个百分点的背景下推出的，按理说如果经济增长仍在复苏轨道，而且愈加强劲的时候，是没有必要搞什么新措施的，这就更印证了美国政府是在为即将到来的新危机而在未雨绸缪。

不仅如此，美联储自10月份以来开始对美国的大银行实施第二轮压力测试，测试的目标就是看美国的银行体系能够承受多少坏帐的冲击。

不仅如此，美国在9月份以后还在动用全国检察系统和FBI的力量，来检查美国大银行和对冲基金在房屋止赎和股市操作中的违规行为。这看起来似乎和反危机措施无关，但是在我看来这却是反危机措施的重要行动，因为这些做法都会促使金融机构保持更多的现金，目前全球资产价格相对还比较高，如果美国发生二次探底，全球资产市场会大幅减值，美国的金融机构就不可能成功逃顶。而在目前逼迫美国的金融机构从全球撤资，就会让他们在未来的危机中有更多现金流来应付。

不仅如此，美国目前还在用非经济手段来驱赶全球资本向美国回流。例如最近美国在朝鲜半岛军事冲突中态度的突然转变，就是应付未来经济危机的重要举措。一直以来，美国都是用安抚的政策来对付北韩，北韩一闹事，美国就给北韩经济援助，以此来稳定朝鲜半岛局势。但是这次很不同，美国不仅在炮击事件发生后立即和南韩搞联合军演，对中国提出的重开六国协商会议也高调予以拒绝，摆出了一付推波助澜的架式，就是要把事情搞大。美国在亚洲搞事，实际上与在欧洲搞事都是出自一个目的，就是要封堵国际资本的外流渠道。美国已经成功用主权债务危机搞乱了欧洲的经济，但是三季度以来国际资本流向亚洲的态势凶猛，而亚洲不象欧洲有主权债务的问题可以利用，美国就用国际政治矛盾来制造东亚地区的安全恐慌，从而逼迫国际资本流出，如果欧洲去不了就只能向美国流。这就可以解释目前美元又呈现强势的原因，即封堵了欧洲后又封堵亚洲，再给国内金融机构以压力，让他们从全球撤资，目的都是为了在美国即将爆发新危机之前，构筑一个有利于美国的国际资本流向与汇率格局。由此来看，目前朝鲜半岛的冲突只是美国放的一把“虚火”，是烧不起来的，因为北韩对美国构不成实质的安全危险，可若真在东亚点燃战火，美国3/4的贸易逆差来源就没有了着落。

但是美国即使作了这么多准备，当新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仍然会不可避免的发生经济萎缩，从而引发世界经济也跟着出现再度探底的格局。所以，2011年中国的出口将不可能象2010年那样成为拉动增长的正因素，而是很可能成为负因素，这就给2011年经济增长出了一道难题。

　　二、2011年经济增长率曲线趋降，而通胀率曲线趋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始终是被出口和投资这两大需求拉动的，2009年为了摆脱美国次债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国政府用4万亿元的财政支出与10万亿元的贷款来刺激投资，由此形成了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需求结构。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外需恢复增长，投资增长率仍在高位，中国经济似乎又回到了以前的增长格局，但前面的分析说明，由于2011年美国经济很可能发生再度探底，由此引起中国的外需显著萎缩，所以2010年需求格局将不可能被2011年所重复。

现在也有很多舆论主张要实施“宽财政”政策，这是想回到2009年以财政主导的投资来为经济提供需求增长的动力，但我看是很难的。主要原因是2009年财政所主导的政府投资增长，是在过剩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政府主导的投资重点是在“铁、公、基”类项目，但是基础设施投资也有过剩问题。例如，中国目前的港口吞吐能力已达40亿吨，在这个水平上已有一些港口的能力放空了一半，但是这一轮又上了50亿吨，到“十二五”中期将形成能力，但是三年后能形成新增1倍以上的货流量吗?而且政府投资的基础建设项目也用了很多贷款，比如这一轮投资的铁路项目高达2.7万亿元，其中铁道部能拿出的资本金只有4千多亿元，其他都要靠财政以往的渠道筹集，银行贷款是当然的大头。从制造业看，产能过剩的情况更严重，政府投资的空间就更狭窄了。所以靠增加财政投资性支出的办法来扩充需求，路子是走不通的。

如果出口下降，政府投资加不上去，民间投资在过剩背景下继续低迷，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就会低于2010年的水平，我认为应该还可以保“8”，但是2012和2013年会继续走低，特别是到2013年不排除会降到5%左右，因为那时应是美国经济危机最深重的时候，而在中国国内则到了本轮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集中释放期，国内需求会变得更加狭窄。

但通胀势头在2011年却会更加强劲。2010年推动通胀的力量基本是由食品价格上涨所构成的，而2011年将会从一个力量演变成三个力量。即食品价格上涨的动力不会消失，由国际价格上涨所形成的输入型通胀和由工资上涨所形成的“工资-物价螺旋”也开始成为新动力。

国际商品价格的上涨与美国新近推出的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紧密相关，而且会发展得越加严重，因为对应于美国金融体系内部庞大的有毒金融资产规模来说，前两轮的货币增发量是远远不够的。日本在资产泡沫破灭后所形成的坏帐损失，大约是其资产泡沫高峰时价值的10%，由于美国的金融资产规模远比日本庞大，美国的资产泡沫只要破掉5%，就是大约30万亿美元，如果美联储不得不成为这些烂资产的购买者，为此所发出的货币就是目前美国广义货币M2的3倍，所以，美国的第二轮定量宽松绝不是给美联储增发美元划了句号，后面跟着的一定是第四、第五乃至不知道多少轮。

美元不断增发将致使美元持续贬值，各国为了保出口就必须稳定与美元的汇率，办法就是也与美国同步增发货币，这就是巴西财长所说的“货币战争”。如果世界各国都在增发货币，货币狂潮就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严重通胀。而且美国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越深重，美联储发的货币就会越多，全球的通胀程度就会被不断提升。所以，2011年将是全球性通胀的开始年份，中国的输入型通胀也必然会在这一年重新抬头。

工资的上涨首先不是因为分配关系有了实质改变，而是因为中国已经到了一般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即由于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劳动力开始变得相对稀缺。2010年以来，有数据说明农民工的工资已经上涨了超过15%，其他劳动者的工资也在上涨。而且工资上涨也受到了食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在很多时候，往往是因为食品等生活支出受物价影响上升，劳动者才会提出涨工资的要求。

如果调整了分配关系，工资的上涨就会反映为企业利润的减少而不是推动通胀，而且中央的“十二五”建议也确实提出了要改善分配关系，但是恐怕不会来得那么快，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想提高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不会有很多办法可用。如此，2010年以来劳动者工资的上涨与其后时间里的持续上涨，到2011年及其以后年份就都会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新力量。

如果2011年推动通胀的力量由一而三，则当年的通胀率水平将会明显高于2010年，我认为CPI的上涨幅度应该在5～6%。

　　三、怎样选择宏观调控政策

如果通胀与增长都是向上的趋势，宏观调控采取紧缩的方向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象前面分析的那样，通胀率在向上，经济增长率却在向下，这就会给宏观调控出难题了，因为压抑通胀的同时也会压抑增长。

2006年中国处在经济高增长中，但通胀率很低，到四季度才稍有抬头，所以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07年要实施财政、货币“双稳健”的政策，这无疑是正确的。到2007年中美国次债危机爆发，由于没有马上影响到中国，因此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提出的2008年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基于反通胀的，是要实施“稳财政、紧货币”的方针。但是到2008年，尤其是进入到三季度后，中国经济受外需大幅度萎缩影响急剧下滑，全年出口下跌了16%，因此200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2009年的宏观调控取向，就转为财政与货币的“双放松”了。

回顾以前各年的宏观调控方针，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唯一的一次失误是在美国次债危机发生后在2008年仍实施强力宏观紧缩，由此加速了当年下半年的经济下滑。由于危机是由外而生，传导到国内会有一个时差，而且直到2008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速仍高达11%，所以在2007年下半年研究决定2008年宏观调控方针的时候，认为应该实行从紧的政策也有情可原。但还是应汲取教训，就是不能仅仅根据国内经济的发展状态来决定宏观政策取向，而是应该时刻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发生恶性波动的可能性。

2010年与2009年相比，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都在上升，因此许多人都在呼吁应把反通胀作为2011年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要回到2008年“紧货币、稳财政”的调控轨道。有人提出，2009年为了反危机过多投放了货币，已经成为目前通胀发展的主要原因，所以要把以前过多投放的货币收回来，因此应让2011年货币增长率显著回落，还有人不断呼吁应进行连续的加息行动。

在我看来，这些政策主张都是错误的。2010年的形势与2007年的最大不同，是在通胀率上升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却在下降。虽然从全年看经济增长率高于2009年，但却是逐季显著回落，从一季度的11.9%一直回落到四季度的9%以下。由于2010年前两个季度的增长率很高，到2011年前两季度，特别是一季度应低于8%，所以回落趋势应该会持续到2011年上半年。此外，2011年与2008年的最大相同之处，可能就是在外部再度出现恶性经济波动。

另一方面，目前不论是食品推动的通胀还是工资推动的通胀，以及输入品推动的通胀，其发生机理都是首先推动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然后由于企业为了保持原有的利润水平，再通过提价方式向市场释放通胀压力，最后由于企业的现价销售额因提价而增长了，才会向银行提出更多的资金要求。所以，虽说通胀是货币现象，但是在成本推进型通胀过程中，货币的增加不是源头而是结果，如果在成本推进型通胀过程中实施了紧缩型货币政策，虽然会压制企业的资金需求，相应压制了物价上涨，但同时也会压低企业的利润水平，使企业失去发展生产的动力。

所以，不论从国内的通胀性质出发还是从国际可能再度爆发的危机出发，2011年乃至其后两年，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都是不可取的。正确的政策反而应是反过来的，即应继续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含义就是货币增长率应充分反映国内物价上涨对货币产生的需求，具体地说，如果2011年的经济增长率是8～9%，通胀率是5%，再考虑大约3个百分点的经济货币化率要求，全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就应该是16～17%。

这并不是说应该放任通胀，而是说通胀与增长相比，始终应放在次要位置，因为如果没有了增长，居民收入的增长过程就停止了，如此即便是有稳定的物价也没有任何意义。当然没有人会喜欢通胀，但是是否有人会喜欢失业呢?而保增长就是保就业的同意语，因为只有经济增长了就业才会增加，劳动者的工资也才会增加。

但是仍必须尽力消除通胀的不利影响，但这不应是货币政策的事情，而是应该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确保中低收入阶层在通胀过程中的基本生活消费不受损。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都说反通胀主要是货币政策的功能，但是既然中国目前的通胀性质发生了变化，宏观调控政策的使用也就必须转型了。

税收是从现价的，企业的销售额因提价增加，政府的税收也会相应增长。我们可以算一笔大帐：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负，即全部税收占GDP的比例为20%，如果因通胀现价GDP增加了5%，在2009年就应该增加1.68万亿元GDP，税收就会相应增加3400亿元。如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给占人口总数一半的中低收入人群，人均获得的年生活补贴就是510元，相当于当年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年均消费支出的6%，和当年农村人均消费支出的12.8%。所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是完全可以充分保护中低收入人群的。

这就是我在以前文章中所提出的“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的含义，也是2011年所应采取的正确宏观政策。

(作者：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本文发表于2010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