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实力的快速提高，经济理论界所关注的热点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些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新观点。本文从近几年来经济学界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中选择了三个进行评析：一是关于“中国模式”概念的科学界定；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国际经济危机的创新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三是关于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
一、“中国模式”的明确肯定和科学界定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空前成就，引起国内外人们的普遍关注与研究,形成了“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概念。其中对“中国模式”的探讨非常引人关注。但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它的内涵是什么？它与“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内涵相同的概念吗？
笔者认为，这三个概念的内涵有联系有交叉，但又有所区别。如果讲“中国经验”，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概括的十条“宝贵经验”就很全面。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同志将十条经验进一步展开论述。他说：“在3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我们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概括起来说，就是党的十七大阐明的‘十个结合’”。如果讲“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作了概括的说明，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讲中国模式，应是另有内涵的独立概念。但怎样科学地界定和表述？它具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对此还存在不同的认识。
近年来，主流观点在肯定中国模式的共识下进行了研究与论述，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宇教授是有代表性的。张宇教授2009年发表了《中国模式的含义与意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一文，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模式的形成。论文摆脱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系统，提出只有把握中国模式的主题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中国模式的本质特征。中国模式的主题是：（1）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2）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3）从封闭半封闭向全面开放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转型；（4）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转型，即把工业化、市场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统一为一体。张宇教授认为，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征是：（1）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2）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结合的新型的市场经济体制；（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式道路；（4）坚持独立自主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模式；（5）以实现自我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6）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模式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改革模式。具体而言，中国模式包括改革模式、发展模式、开放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四个方面的内容。张宇教授认为，应从两方面的统一中看待中国模式的意义。一方面，对中国成功的模式和经验并不一定适用于任何其他国家；另一方面，中国的模式和经验并非只是一种特例而没有任何普遍意义，它的形成既体现了经济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反映了中国特殊的制度和国情及历史需求。中国的经济模式为发展中国家走向工业化、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开辟了一条新的可供借鉴的道路，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
中国社科院的程恩富教授发表了几篇分析中国模式的论文，从他的《坚持完善“中国模式”是一个重大课题》一文可以看出，他不赞同有些学者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他系统论证了中国模式的存在事实，提出，“中国模式”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发展模式、文化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组成。他认为，中国经济模式有两种含义：一是从经济或产业发展的道路和特征来界定，如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外向度等；二是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发展的特征或内涵来界定。中国经济模式有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1）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产权制度；（2）劳动主体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3）国家主体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4）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经济发展中的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是一种经济转轨的发展模式。
笔者认为，在国外政要和学者纷纷议论和评述“中国模式”的环境下，我国明确肯定并科学界定中国模式的内容和意义是一种必要的理论创新工作。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模式适用于非洲。世界银行也认为，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示范效应。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说：民主是一种“失败”的意识形态；“北京共识”说明“非民主”国家也可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韩国经济学家全成兴教授认为，中国模式对于韩国的借鉴意义是多元化的。比如，强调“政治安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渐进式的改革，摆脱一味“追逐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等等。
国外人士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模式进行不同的解读。有的解读虽未从整体着眼，但也有一定道理。例如，韩国的全成兴教授认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包括：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实现政治稳定，渐进式改革，在创新中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及历史沿革等。高盛公司的顾问拉马认为，中国式的发展试图完美地实现“效率”与“公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中国通过中国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国外媒体也在评论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2010年11月16日的文章评论中国模式时说，中国崛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以至于现在受到考验的不是北京的体制，而是我们的体制；中国模式成为强有力的替代模式和一种挑战，甚至让西方国家以及我们有关民主自由怡然自得的想法相形见绌。中国模式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原因何在？主要因为西方主要经济体美国、日本和欧洲仍然不景气，而中国却很兴隆。文章还说，美国领导层明显觉察到“美国模式”受到了挑战。
当然，也有人不愿看到中国模式在国际范围内的吸引力，习惯于拿“自由”、“人权”说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特别提醒受到中国模式吸引的国家：“如果你真的关心国家的发展，如果你希望你的人民获得长远的福祉，那么就必须让政治自由和尊重人权与经济发展相匹配”。显然，这些西方人士不愿意承认，中国模式成功的背后存在着中国的政治优势。其实，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正是中国模式成功的保证。因此，我们讲中国模式应当加上这一条。
总之，我国学者从正面系统而科学地论证和界定中国模式的内容及意义，澄清国内外对此认识上的某些模糊与偏误，是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理论工作。
二、国际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彰显与创新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反思。多年来，国内外高调传播，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它的危机理论不灵了。这次危机的突然爆发，以及快速蔓延到全球，促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危机理论再学习、再研究。一些国家出现《资本论》热销，并议论马克思的回归。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研究与应对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中，既着眼于新旧危机的一般规律性，又着眼于这次危机的特殊规律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由于当代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出现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完全相同的情况，如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与发展，虚拟经济的膨胀及与实体经济新的关系，金融衍生品的创新与发展，经济危机的新特点，等等。
我国学者和决策部门研究和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与实践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危机中的科学性，并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创新和发展。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不是直接表现为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而是表现为消费需求过度、贷款消费，导致信用链条断裂，金融机构破产或遭遇危机。危机不是像过去那样从实体经济开始，然后波及金融系统，而是相反，危机从虚拟经济开始，传导至实体经济。然而，这种危机的新特点，是实体经济危机扭曲的表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度消费和大规模举债消费，表明原来没有消费能力的人们也靠举债进入消费领域。而大规模举债消费的实质，是由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只有靠贷款去购买房产和其他重要消费品。因而，大规模贷款消费，掩盖了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事实，表现为虚假消费需求的旺盛。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和危机理论，阐明了这次危机的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原因，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需要分清危机的表层原因与深层原因，技术性原因和制度性原因，诱发性原因和规律性原因。对危机的发展趋势和社会影响，我国应对危机的理论与政策措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怎样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应对危机等问题，都有系统的研究与评析。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第二，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进一步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破产，证明我国学者批判新自由主义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新自由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市场万能），反对在微观领域和宏观层次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新自由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华盛顿共识”。它的核心思想，是由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所概括的三句话：“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鉴于新自由主义在导致苏联瓦解、东欧剧变中的推波助澜作用，鉴于拉丁美洲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酿造的苦果，也鉴于国外许多有识之士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多年来在报刊上进行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明确了我国的改革与发展不能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用事实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失败；证明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需要政府的有效调控；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应对危机中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反对和批判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影响，坚持按照“中国模式”走自己的路，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决策层的理论贡献与创新。
第三，证明了“中国模式”在经济发展和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中有明显的优势。我国学者以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研究和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中，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分析，决策层也出手快、力度大、及时采取了一整套应对危机的有效措施，获得了成功，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做出了贡献。在研究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中，我国学者发表了一些有理论价值和创新思想的论著，如李慎明、王伟光、张全景、汝信、刘国光等的论文。另外，吴易风教授的著作《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系统研究了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起因、发展轨迹和根源，以及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另外，赵剑英等主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2009卷收录了何秉孟、卫兴华与孙咏梅等研究当前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的论文，都是力求将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统一起来的论著。
三、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确定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改革开放前，固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但由于“左”的干扰，特别是“文革”十年，搞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唯生产力论”，忽视了大力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产品严重供不应求，“短缺经济”成为当时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什么都得凭票证和凭副食本供应，买什么都得排队，人民的最基本生活消费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实行改革开放后，为扭转这一状况，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时还需要理论界展开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明确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由此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也很容易为人们所理解。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新的发展，目前出现了新的情况。我国的生产力快速发展，财富大量增加，但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和贫富分化。既出现了一批大富豪，又出现了低收入乃至温饱问题还未解决的群体。富人不需要买一般商品，穷人需要买但又没有钱买，于是出现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状况。一方面，生产力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所生产的产品国内消费需求消化不了，还需要依靠国外市场消化，造成出口依存度过高。这容易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错觉：我国的社会生产已经能够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原来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已与目前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了。
刘国光同志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问题。他说：“当前有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国内生产能力大于国内的需求。这好像与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有点脱节，现实跟我们的理论相脱节。所以这样的事情很需要政治经济学从理论上来解释，来证明。”为什么会出现当前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与实际似乎存在脱节的问题？刘国光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一般不会发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这个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公有制的经济成分外，还允许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存在和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作用就渗透到我们现阶段的经济中，就产生了局部的生产过剩。
笔者认为，刘国光同志提出的这一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很值得我们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巩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当今中国在发展中呈现出了新的阶段性特征，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如何根据新阶段的新特点，进一步深化对这一主要矛盾的认识，使得理论能很好地解释现实和服务现实，这是摆在理论界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作者：卫兴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伟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