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乡下散漫地待了两年，回北京后参加一些活动，多不适应。有一较深的印象是，遇到的一些人物多脸谱化，数年不见，苦大仇深的、悲壮莫名的、成功得意的，都类型化了。人们少了个性，少了一份成熟者的从容、舒展。笑嘻嘻的人们也各有自己的pose或logo，有些人像被掏空了一样，精华丧失，人拘着、抽搐了。这让我难过，这些人确实是精英啊，年轻时都是百里、千里挑一的人才，现在也仍是世俗社会意义上的成功者，但精气神呢，人的魂魄、理性、元气呢？似乎萎缩了。

我一度以为这个观察只是“相由心生”一类的偏执理解，我着相了，但跟二三朋友交流，才明白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电影导演王兵是我的同龄人，长年在外工作，风霜尘色已经写在脸上，看着他农民式的双手、晒得黑红的脸膛、精气四溢的神态，我们可以理解他那几部饱满而力量强大的电影《铁西区》《和凤鸣》《夹边沟》等，确实挑战了我们的心智。王兵跟我聊天，勉励我多做事，说，再不做事就对不起自己了；人生这么短，转眼就到中年，想起一二十年前，自己最看不起的就是那种虚无、混世的中年人，没想到一转眼自己就成了曾经仇恨的那种人，成为年轻人轻蔑的中年人……这样的话让我感动，也勾起我青春少年的梦想。

是的，“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这是鲁迅的话，20世纪的中国，“人谁不爱鲁迅？”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放弃鲁迅了，我们放弃了年轻时的理想、纯粹、淑世情怀。

这两年周围毕业纪念的活动也多了，跟朋友聊起，多感叹记忆里尚是清纯的同学转眼间居然成了酒色财气的社会中坚。诗人陈初越是我知道的仍执着自己理想的朋友，他在主持《南风窗》杂志时写的一些政论曾激动过读者的心灵，后来退到边缘，却也像是回到纯粹的青春。他来北京期间送我一本自印的诗集。他跟我谈起新诗和旧体诗的味道，如何戴着镣铐跳舞……让我羡慕他这个奥登的中国传人，仍有着平易的物理和健康的人情。

上世纪80年代的我们，确实青春意气，确实在清水煮白菜的生活里都能贴近自己的生命。但能坚守者有多少呢？陈初越跟我讲学写旧体诗的经验，诗的意味，让我想到柴静读齐邦媛传记写下的话，“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中也似有强韧的生命力……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我们八九一代人已经中年，多半小康即坠，融进中国生活中去了。人格文格渐卑而庸福近，但曾经的自己并不如此，我们本以为自己是可以教训教化的，是可以自觉觉他、自度度人的。还记得80年代的中国是萨特等管领风骚的年代。他和同学阿隆构成人类思想的两极，如此奇特地充实我们当代的文明。但是，用80后的朋友质问我的，中国的假阿隆们不说也罢，现在还有萨特那种坚守的人吗？萨特一生都没有什么财产，住在租来的两居室里，几乎没有一天不工作。有一次在网上看到一个大概是同龄的朋友谈曾经如何崇拜萨特，说自己已成功小康，住在200多平米的房子里，突然想起了萨特，心里明白了自己的背叛。这种背叛其实不是背叛了萨特。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这并不意味着理想跟身体无关，跟生活享受无关。坚持并不意味着清心寡欲，过苦行僧的生活。因为明心见性者在生活和关怀中通达无碍，鲁迅、胡适都是注重生计、很会享受的人，胡适晚年还劝唐德刚要学着攒点儿钱；但这不妨碍他们一生成全而非背叛了自己。

只有背叛者才在两极之间跳跃，今是昨非，青春是盲目的，如今中年才看透了。这种人生现象，正是传统中国文化总结的小人反复，他们未能精进成为于人于己有益的君子。

当然，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做到完全不背叛自己。我希望我有勇气像安·兰德那样说，向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致意。■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