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真的就要来了，敢为人先的是上海、重庆两个直辖市。一旦这两个城市公布了各自的房产税细则，那么，中国就真正开启了居民房产税时代的大门。这项涉及千家万户的税收政策一旦施行，会对各个社会利益群体带来直接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各个利益群体对政策的预期以及各种不确定性的评判折也射出了复杂的社会心理图像。
开征房产税的最大受益方应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官员们在征税的过程中最有社会归属感。因为房产税的开征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源，也会让地方政府在支配土地出让金的基础上，继续在土地之上的房产建筑上获得丰厚的收入，丰厚的收入会让地方政府在政府投资、公务开支、财政补贴上增加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满足其日益膨胀的财富掌控欲望。据媒体测算，如果按0.8%的房产税税率计算，在上海一套估价为200万元的房产，每年需要缴纳的房产税为1.6万元，如果一个家庭或个人名下有5套房产，每年缴税达到8万元，10年就要缴80万元。据调查，有千万以上人口的上海市人均住房3套，那么，上海市各级地方政府每年的房产税收总额在数千亿元。如此巨大的收入来源当然会刺激地方政府的征税冲动。至于征税之后是否会影响房地产相关产业的发展，征税的监管措施是否健全，则是不在征税考虑范围内的另一个问题，或者被有意地忽略为一个次要的将来性问题。历史的经验证明，增税冲动一直刺激着各国政府的神经，它们一有机会就会付诸行动。
对房产税反映最灵敏的好像非房地产商莫属，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一个“受害者”的角色。据媒体报道，受房地产税开征消息的影响，2011年1月10日的A股市场房地产板块出现普跌，112家(按证监会行业分类)上市房企中只有12家上涨，另有一家收平一家停牌，剩余的98家则全部下跌，其中 “万保金招”这四大房地产龙头企业分别下跌1.99%、2.99%、1.99%、3.58%。此外，在港股上市的内地房企同样表现不佳，其中重庆本土开发商中渝置地控股有限公司下跌1.89%。分析称股价下跌的主要原因是该公司开发的项目大都集中于重庆。由于市场忧虑这一政策很可能波及中国其它城市，尤其是上海，因此多数地产股遭致拖累。一旦房产税开征，房地产商未来拿地的成本就会增加，房地产商在道义上就会背负更大的推动房价上升的包袱。多年以来，房地产商一直在替地方政府背负这样的道义包袱，整个社会对房地产商的社会认同感一直不强。对此，房地产商一直也是有苦说不出，即使像任志强那样的敢说话、敢不满、敢发泄的房地产商也会被人扔鞋子。
当然，房地产商表面的受害者角色只是其中一方面，从另一个方面说，房地产商确实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分得了份额不少的羹，越来越和权力阶层结为一体，成为既得利益阶层的一部分。他们反对房产税的开征也在情理之中。如果社会把房地产政策的改革和降低房价的希望寄托在房地产商身上，那么，这种寄托必然是痴心妄想。房地产商必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只会扮演一种利益角色：那就是最大化的经济利益。
还有一个群体隐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这就是房产投资者和投机者，他们对于房产税的出台十分反感，当然也是因为利益的考虑。房产税的出台一方面会减少他们房产投资或投机的暴利回报份额，另一方面也会增加他们的房产交易成本。两方面叠加，会使这些投资者和投机者在房产交易的过程中产生非正常的“割肉”感受。其实，他们本不应该享受那么多的暴利回报，因为中国产业结构的不均衡和产业发展政策的不健全，才给了他们分享房产投资和投机盛宴的机会。现在房产税时代来了，他们的机会少了，会不会转向其他的行业，或者投资实业呢？这要视他们要承担的房产税额度而定。短期内，这项政策对他们的冲击不大，长期来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何去何从，他们在痛苦地抉择。而他们的抉择恰恰为深化改革作了时代的注脚。从此种意义上看，他们应该在改革共识中进行主动的转型，或者忍受剧痛被动转型。
最担惊受怕的可能就是那些有少数住房的所谓中产阶层了，房产税的出台会不会“误伤”他们，会不会损伤他们合法的财产收入，会不会让他们进退两难，会不会冲淡他们的创业热情，会不会让他们为地方政府的征税行为和房地产投资热、投机热埋单？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的形成因此会受到阻碍吗？中产阶层的社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会不会受到损害？这些都是值得房产税决策者关心和考虑的因素。
形势的发展好像对于无房户是一个巨大的利好。无房户最大的期待是房产税的出台会降低房价。但是，这可能实现吗？从利益共识的角度看，地方政府、房地产商、房地产投资者和投机者、已购房者，都不希望房价降低，而且房价涨跌的政策也被它们掌控。因而，无房户所期待的房价下跌只可能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也许，在房产税出台后，有些地方的房价会有小幅度的下降，但这种降价只是房价的波动而已，因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建设用地供给的不足，房价的上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房户能从房产税中获得的好处只可能是政府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但是以往的事实都印证着一个判断：政府可以征大量的房产税，但投入在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方面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无房户能从保障性住房中获得的利好也是十分有限的。无房户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路是等待保障性住房的福利在小概率的条件下惠及到自己；另一条路是长期（也许是一生）艰苦奋斗，开源节流，忍受不能正常、合理消费的痛苦，以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子。从正义论的角度看，一个良善的社会应该照顾弱势群体的利益，让弱势群体有合理、合法的渠道和规则“脱弱致强”，让弱势群体体会到做人的尊严。
此外，社会还不能忽视两个职业群体的影响作用。一个是专家群体，另一个是媒体人士。从理性的角度看，他们都希望房产税的出台能够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经过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辩论，政策意见、实施细则、监管措施经过反复修改、完善，照顾到各方利益，经过立法的审议、确认，在法制化的监管轨道下具体实施；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他们都希望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审视各地房产税的具体规定，提出反对性意见、批判性意见和建设性意见，以收到一个政策最大利好的结果；从各自代表的利益角度看，他们都希望各自代表的利益阶层能够在房产税的征收过程中获得一个最大的利好。但是，其中也不乏为既得利益阶层唱摇旗呐喊的所谓专家和媒体人士。对此，公共知识分子要予以批判和揭露，以免被错误的言论混淆视听。
房产税的出台是一个利益各方博弈的过程，有识之士期待这个税种的出台能够有利于弱势群体生活状况的改善。当然，每一个有识之士都有责任持续关注两个实际问题：一是税收政策正义是否得到应有的体现；二是弱势群体是否从这项政策的实施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刘锋为法学博士、独立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