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政府官员、产业界和学术界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十二五”规划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但是，对于什么是中国面临的经济新格局，我们应当如何去应对这种新格局，大家却有不同的理解。有的研究者认为，新格局指中国从一个低中等收入国家，快速提升到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中等收入国家。还有人士认为，新格局的特点就是中国将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是决定性角色。还有一种说法，新格局的特点是中国经济结构将要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快速调整。或者认为新格局的特点是从非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如此等等。

我个人比较认同第四种看法。不过，对于什么叫平衡，什么叫失衡，什么叫再平衡?即便是持有同样看法的人们，也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解。我认为，新格局的特点是过去全球经济那种两类失衡经济之间的脆弱平衡已经不能持续了。新时期新格局的特点，就是要向一个再平衡的方向走去，全球经济能不能在今后稳定地发展，就取决于这一再平衡的进程。

实现再平衡才能走出危机

为了阐明我的观点，需要对平衡、失衡和再平衡作出界定。在我看来，在前一个阶段，全球经济体系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两类失衡经济之间的互补。这两类经济，一类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其内部的失衡主要表现在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目前，中国储蓄率达到50%，甚至更高。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罕见。另外一类经济，其内部失衡的表现是低储蓄率、高消费率，典型的例子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其储蓄率已经降到零，甚至是负数。它们就像人照镜子一样，失衡的方向正好相反。这两种失衡的经济就本身而言，是无法持续的，因为或者有正的大缺口，或者有负的大缺口。但是，两者之间却可以通过互补，达到某种平衡。我把它叫做“镜像互补”。它们之间通过贸易往来、资本流动，却可以达到一种平衡。是怎样达到的呢?主要通过外汇收支，通过经常账户的赤字或结余，通过资本的流出和流入，达到了全球经济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很脆弱的，世界和中国许多经济社会问题也由此产生：比如，美国为了维持这种平衡，就利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大规模地进行货币和信用扩张，通过“入超”大量换取别国的资源。在中国，则造成了内需不足，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提高过慢，收入差距拉大;还有，各国之间贸易摩擦加剧，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变得非常被动。为了保持这样一种平衡，货币政策就变成被动地大量增发货币，造成了流动性泛滥，导致了资产泡沫形成和通胀威胁加大。

众所周知，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正是由此产生的。所以，要走出这次危机，真正实现经济复苏，就要解决再平衡的问题。各个国家要实现自己内部经济的再平衡，进而达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从2009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出现了某些复苏迹象，但是，这种复苏主要是政府的刺激政策促成的。这样一种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能够暂时稳住经济，使得经济不至于急速下滑，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依靠这样的短期政策，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走出危机。

把脉中国内部失衡

2009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达到9.1%，但是，其主要的推动力量是是极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就需求结构而言，净出口(出超)是继续下降的，消费没有明显提高，增长主要是靠海量的投资。正像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讲的，刺激政策“难以避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他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坚持内外均衡发展，着力构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要解决内部失衡的问题，就需了解其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2005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内部失衡的原因做过深入的讨论。当时，大家都认识到中国内部失衡的深层的原因是经济增长方式存在问题。所谓经济增长方式，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四种生产要素：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专业人员的劳动或者叫做知识和技能)，结构是怎样的，各自在增长中的贡献程度如何。由于收入分配的结构是由生产中各类生产要素决定的，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一直采取依靠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果就造成收入分配中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加速以后，有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于是，经济增长方式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和投资的增加。所以，在收入结构上，资本和自然资源所有者收入份额不断提高，而劳动和专业劳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不断降低。

资本收入、自然资源所有者的收入主要流向政府和最富裕人群。而政府和富裕人群的储蓄倾向是高的，而消费倾向是低的。劳动者和专业劳动者的收入份额降低，专业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的消费倾向是高的，储蓄倾向是比较低的。这就造成整个经济的内部失衡：储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变得愈来愈严重。

储蓄率过高，一个出路是投资，中国投资率现在约为46%—47%，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但是，仅此还不够，还存在着内需短缺的现象，就要找另外一个出路，就是净出口，或者说“出超”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就造成了困扰我们多年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不能改变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中国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惟一的办法就只有增加投资，特别是政府的投资。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从2009年到2010年的情形来看，发展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重大的成果。相反，还有某些恶化的趋势。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来扭转这种状况。根本的途径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劳动，特别是人力资本的作用，提高专业人员的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样才会提高劳动者和专业人员的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才能提高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才能根本扭转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欲“转方式”必推改革

但是，问题来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提出30年。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党中央和国务院就已经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制定20世纪最后20年计划的时候，也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在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到本世纪末(2000年)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到了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超额实现了，但是，前提没有实现。在“九五计划”中提出了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和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两个根本转变”的要求。过了十年，到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又提出要“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主线”。为什么没有能够顺利实现80年代初期就提出的目标呢?在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曾经对此做过深入的讨论。当时达成了一点共识：没有实现这个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性障碍。当时列举了若干种体制性障碍，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即政府仍然保持着计划经济条件下那样过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个目标也没有实现。在执行“十一五”规划过程中，我们又做了总结，为什么这一期间经济增长的模式有所改善，却仍然不尽如人意呢?因为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经济环境、法治环境未能建立起来。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要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根本的就是解决体制问题。很清楚，解决体制问题惟一的途径，就是通过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体制的改革。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对此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全会公报切中时弊，指出了问题的焦点，提出了解决办法。有一段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成败在此一举。所谓“一举”不是一个单项动作，而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推行的全面改革，需要我们付出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