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笔者运用一个东北村庄选举动员的详尽资料论证，农民选举的是“人情票”而非“公民票”。村庄选举既是搅动社会关系网络的制度性事件，也是彰显村庄权威结构的窗口。进而，中国式民主政治在基层的实践已经演变成为了“人情政治”，遵循的是私人关系的规则。这是因为政治原则和政治标准的丧失使得私人间的交往规则重新充斥于农民的政治生活，从而形塑了现今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性质。
关键词：人情票；村民选举；人情政治；私人关系
一、导论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村民自治的开展，以及村民选举制度的不断规范就被认为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开端，被冠以“草根民主”的称谓。与此同时，一向以宏大理论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也随之将关注焦点对准了农村的“草根民主”，农村研究在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显学”。应该说，草根民主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和农村研究成为显学，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基层政治特征与社会思潮。
研究村民选举并不是新鲜的话题，大多数是以民主的话语作为研究基础的。王振耀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文章来讨论村民自治与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发表文章的2000年左右正是村民选举制度逐渐规范走向正规的时期，他讨论的重点在于各种选举程序的规范，选举制度对于农民利益关系的调整等。[王振耀，《中国的村民自治与民主化发展道路》，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2期]随后在多如牛毛关于村民自治的研究中，农民的参选率和参与意识，公民意识，选举规范，选举公平等都是村民自治研究的话题。在最近关于村民选举的研究文章中，张光、JenniferR.W ilking 、于淼（2010）运用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得出结论：中国的基层政治民主化具有公民政治文化基础，这是因为他们的统计分析表明农民的程序公平意识和分配公平观念远远高于“于己有利”的观念。[张光、JenniferR.W ilking、于淼，《中国农民的公平观念：基于村委会选举调查的实证研究》，载于《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1期。]
程序正义和选举制度的解读并不能真正阐释选举对于农民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意义，这是从国家和社会的视角对于村民自治的解读，表面上对于农民权益讨论的热热闹闹，可是却并未真正进入农民的行为逻辑和村庄政治的运作机制。以农民而非制度的视角来重新观察村民选举，也许会是更外一番情景。
基于村庄内部视角的考虑，笔者于2010年3月下旬到4月下旬在东北的福村进行社会调查，时值三年一次的村民选举，笔者作为局外人全程观察了选举过程，并且在调查期间运用半结构访谈的方式访谈了大约50个成年农民，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对于选举的看法和态度，真正体验到选举对于农民的意义和选举在基层真实的运作逻辑。笔者将用在福村获得的调查资料证明：农民所投的是“人情票”而非“公民票”，选举是嵌入在农民相互之间的私人关系网络中的，私人关系的规则是选举运作的真实逻辑，也形塑了村庄的权威结构。民主制度的架构进入村庄的结果便是“人情政治”的泛滥，这是因为只强调程序正义而忽略政治原则和政治标准，使得私人关系运作的规则充斥于村庄政治。
二、选举动员与选举过程
福村位于辽东半岛的某市东部，地域面积22平方公里，现有人口1541人，360余户，7个村民小组。福村地处山区，耕地较少，共1575亩，人均1亩左右，土质不好，每年土地上的产出只是一季玉米。福村有山林面积2.3万亩，2007年林权改革之前，福村的大部分山林已经被村委会以招标的方式发包出去了。此外，福村煤炭资源丰富，目前福村共有六个大型的煤矿，以及若干个“黑煤矿”。
1、背景介绍
2010年福村村民选举异常激烈，主要是发生在两个主任候选人之间的：曹军与杜星。而两人的积怨却是在以往的村庄政治生活中形成的，下面介绍一下与此次选举相关的村庄政治背景。
曹军是现任村支书，支书主任一肩挑，2007年通过村民选举上台，之前没有做过村干部，他本人与他人合伙拥有一个煤矿，有工人100人左右，年收入100万元以上。
杜星是前任村支书，曾经在2001-2007年任村支书，他的父亲也曾经做过多年的村支书。据说杜星有很多山林，这些山林的固定资产达千万元。目前，杜星在镇上经营一个木器加工厂，年收入50万元。
李川从2002年开始一直都是村委副主任，他家庭条件一般，曾经养殖林蛙、种植五味子等，但是因为经营不善，经济收入一直不高。刘福从2002年做村委会计，他的父亲是老会计，在村里工作多年，父子俩都老实忠厚，家庭条件一般。丛霞从2002年开始做妇女主任，她的丈夫刘保全是镇里中心小学的副校长，而她的儿子则在镇里林业站工作。她家拥有福村最多的山林面积，家庭条件非常优越。
2007年选举时候，福村第一次出现了拉票和贿选的情况。当时，曹军经营煤矿好转不过5年时间，之前他家庭条件都一般。2007年时候，他因不满村委对于煤矿管理的现有规则，决心参加选举。当时，他要竞争的岗位是副主任，也就是当时李川的位置。初出茅庐的曹军并不是福村的名人，甚至有很多村民都不认识他，曹军为了争取竞选的胜利就请人拉票，并且用钱买票，据说当时一张票的价格是50元。杜星做了多年书记，父亲也是多年的老书记，因为以前都没有发生过拉票竞争的情况，而且曹军竞争的并不是主任一职，他并没有在意。但是不曾想，拉票的威力太大，曹军的活动一下子使得主任竞选成功，自动荣任书记，也就是把杜星给挤掉了，而成为与李川共事的人。后来，镇党委为了照顾杜星的情绪就让杜星任副书记，并且工资享受与书记相同。原本曹军与杜星的私人关系相当不错，因为此次选举，两人留下了不可调和的隔阂。
2、2010年初选现场
选举之前已经有人开始动员群众做准备了。选举之前的动员集中在前任书记杜星身上。
杜星据说在一年之前就声称要参加此次村民选举，在选举之前一个月他已经开始拉拢为自己拉票的人了。福村分为7个村民小组，杜星在2组，而曹军在3组。在选举之前，杜星已经请2、5、6、7组的人吃饭了。在家的农民，特别是男人一般都会被请去吃饭的。杜星的竞争目标是村主任，不少农民告诉笔者，杜星三年之前的丢失的面子想要在这次选举中找回来。杜星在选举之前的活动最明显，势头最大，一副事在必得的样子；而曹军因为事务较多，他在选举之前并没有任何明目张胆的拉票活动。
2010年4月2日是福村村民选举海选的日子。之前，各个小组的显著位置都已经贴上了选举公告，要求农民在4月2日早晨的6-10点之间到各个小组指定的位置投票，一般是在各个小组的小卖店里。10点时候，各个小组的票箱都汇聚到了村委会，而随之而来的也有不少的群众来观看计票结果。笔者粗略估计，初选现象前来观望的群众在300人以上，福村农民对于选举的热情超出了笔者的想象，一个镇干部告诉笔者，“如果没有竞争者，群众很少会关心选举，有了竞争者，群众的关心热情也高了。”
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唱票结束，下面是选举的结果：
选民登记：1188人
参选：716人
初选的结果显示：杜星比曹军多34票，杜星活动，而曹军则并没有活动，于是不少人认为两人的竞争还会更加激烈。而其他职位因为票数相差较大，竞争是不太激烈。
3 正式选举
初选结束之后，曹军和杜星之间就进行了一场谈判。曹军先问杜星，“请客吃饭、送烟是否是贿选？”杜星回答，“吃点饭，算什么贿选？”于是曹军又说，“既然如此，你请客吃饭，我也请客。但是不准送钱送东西，上面查得正紧，如若我们发现对方用钱了，此事捅出去都不好过。”杜星也同意了不用钱的约定。
于是，初选结束之后到正式选举中间的四天，即4月3日-6日，两个候选人之间展开了关于请客送烟的激烈的竞争。
杜星在初选之前已经请了2、5、6、7组的村民，初选之后他又逐次请一次。但是杜星并没有请3组的村民，这是因为3组是曹军所在组，其中有一半的人家都姓曹，即是曹军的本家，他认为请3组村民的客，请了也是白请，于是干脆不请，放弃3组100多张选票，集中兵力在别的小组拉票。
曹军则每个小组都不差，挨着请客。他还要求那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都回家来选举，甚至为他们报销来回路费等。
选举之前的竞争使得选举看起来扑朔迷离，多数人都不清楚结果到底会是怎样的。当4月7日早晨的时候，福村村委会聚集了比初选时候更多的群众围观，很多人都想看看到底是谁会胜出。
选民登记：1188人；
参选：976人，比初选时候716人多了260票
下面是候选人的得票情况：
戏剧性的结果是曹军只比杜星多2票，两人几乎是平票。计票结果一出，所有群众一片哗然，会场立即沸腾起来了。镇里负责福村选举工作的领导当即宣布，副主任、会计和妇女主任的人选已经确定，并且祝贺他们当选。但是主任候选人却不能确定，因为按照选举法“两个半数”[两个半数，指参选人员要超过选民登记的半数选举才有效，而候选人得票数要超过参选人员的半数才能当选。]的规定，两人的票数都没有过半，所以，镇里的意思是研究后再进行选举才能确定。
4、选举的风向与最终结局
选举进行到正式选举的当天已经进入了高潮，但是选举的故事却远远不止这些。在正式选举的结果出来之前，两个人显然已经各具优势，也各具劣势，并且也都展现了各自的能力和实力。但是，正式选举的结果是两人只相差两票，选举结果无效。这个结果使得两人都显得身心疲惫。
后来，笔者听闻镇里领导给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开会，决定4月13日重选，只有曹军和杜星连个候选人。
4月13日，同前两次选举一样，早上6-10点，福村在各个小组举行选举。10点之后所有选票汇聚在村委会。因为只有两个候选人，镇里的工作人员就采取了计数选票的方式计票，并没有像以前一样正式唱票。计票结果出人意料：
选民登记：1188人
参选：870人
表3：补选结果
曹军817票
杜星9票
废票44票
选举结果一公布，在另一个房间等候的杜星就爆发了，他很生气，大声喊到：“怎么我刚刚到外面上个厕所，你们就把结果公布了？怎么不唱票？唱票！唱票！不走这个程序不行，不能让人心服口服。我的承诺说出来了，别人的承诺怎么办？怎么办要给群众交代啊？！”杜星的举动使得现场鸦雀无声，曹军的脸色煞是难看，镇里领导也无言以对。后来，镇里一位副镇长说，“唱票！候选人要求了就唱票，咱们也不怕唱票。”另一位镇领导说，“唱票也是这个结果！”后来有镇领导把高声呵斥的杜星拉到了另外一个房间，一会儿的功夫，杜星跟着镇领导到镇里去商讨了。
因为按照程序无法选出村主任，镇里领导干预了选举的进程，最后一次补选的票上候选人的名字只有曹军。镇里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于是大多数农民看到选票的时候就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他们于是一窝蜂的倾向于曹军，只有极个别的人是杜星的铁杆支持者。
三、人情票：利益联结与亲情联结
在选举中，令福村农民心惊胆战的是票数的分布。选票是整个选举的核心，那么这些票到底是怎么分布的，遵循怎样的规律？选票的性质是被选举中的人赋予的，在西方的民主国家，人们认为选票是作为公民权利的象征，是神圣的；而在福村的选举中，选票虽然也是一人一票，但是人与人之间却是靠人情和利益联结起来的，相应的选票也就具有了利益和亲情的性质。
1、利益联结的人情票
杜星本人和他父亲都曾经做过多年的村支书，他们在福村的政治舞台上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利益网络。在任干部期间，他们以集体资源作为交换，已经积攒了许多的人情资本，具体来说就是许多人都曾受过杜星父子的“好处”，特别是山林资源上的好处。利益联结是替杜星拉票者的主要特征，也是杜星比曹军有优势的地方。笔者在这里只选取几个典型案例加以说明。
4组中有一人的活动能力较大，那就是吴家的老六，农民都要他吴老六。此人兄弟六个，大哥已逝，有两个哥哥是光棍，还有一个哥哥因为早年离婚家中只剩下父子两人。吴老六的影响能力要从他与赵家的社会关系说起。吴老六是赵百万[赵百万是个绰号，意思是他非常有钱，他是开煤矿的，在他煤矿上班的工人有上百人，而吴老六是负责替赵家具体管理煤矿的人，也就是农民所讲的“二老板”。]的小舅子。吴老六倾向于杜星，这是因为杜星在任书记的时候曾经给过吴家巨大的好处，吴老六的五哥曾经花费了1000元就买到了价值10万元的山林，而这样的好处吴老六自然也占到了。关键的问题是，买到了山林也并不一定能够变成金钱，这是因为国家规定，即便是个人的山林，砍伐山林要上级部门办理采伐证，否则被发现“偷伐”是要付法律责任的。而采伐证的办理却是只有极少数与上面关系很好的人才有这个能力，杜星就是这样的人。据说他帮助吴老六办理了采伐证，使得上千元买来的山林立即变成了10万元的金钱。于是，吴老六在杜星的竞选集团中成为一个关键的人物。吴老六的影响力从吴家延伸要了赵家，也延伸要了4组其他的姓氏。
5组与4组是同在一个堡中，相互连接，农民之间的人情走动几乎没有边界。小唐是替杜星拉票的人，他个人很矮，只有不足1米5的样子，年纪较大，农民习惯于叫他“小唐”。小唐本人是5组的上门女婿，他家在公路边上开一个小卖店，家庭条件一般。小唐与杜星并没有亲属关系，有人告诉我说，小唐替杜星拉票是因为杜星帮忙他办理了“采伐证”，使得小唐原本手中的山林转化为了金钱。这片20亩的山林原本属于本组的杨树武，结果批不下采伐证，于是就转卖给小唐了。而也有人告诉我说，小唐的母亲80多岁了，曹军做书记期间他每年都私人出钱给村子里80岁以上的老人、五保户、困难户、军烈属等发米发面。小唐的母亲得到好处应该是记得曹军的好，可是他却被杜星用钱收买，并且成为了积极给杜星拉票的人。
杨树有兄弟五个，他也替杜星拉票，他与杜星也没有任何亲属关系。有人告诉笔者，杨树有有一片山林，但是没有能力办采伐证，杜星答应他帮忙他办采伐证。杨树有有理由相信杜星，因为本组的小唐都已经办下来了。也有人告诉笔者，杨树有这个人“不可交”，因为2009年时候他在没有采伐证的情况下去“偷砍木材”，结果被人告了，镇里林业站抓住他罚款，但是他当时说没钱，不愿意出钱。当时的支书曹军认为是自己村的人，于是替他出了1万元的罚款。可是不曾想，杨树有不仅没还钱，现在反而还攻击曹军而替杜星拉票。
6组有84户，353口人，是福村人数最多的村民小组，情况比较复杂，这是因为6组的名人较多，有原本的副主任李川，有全村的首富刘舟，这使得6组的社会关系异常复杂。
王宝，56岁，兄弟四人，他是老三。王宝原本是“养马的”，也就是帮忙别人种田，别人给一些费用。他的儿子曾在沈阳当兵，如今在镇里给村里首富刘舟管理“老虎机”[老虎机即赌博机，王宝的儿子实际上是在刘舟开办的赌场做事。]，家庭条件优越。王老弟在杜星做书记期间买山林130亩，最近他又通过各种渠道买到山林80亩。王宝是6组的待客的，也就是替别人张罗红白喜事的人。在此次选举中，他替杜星“张罗”6组选票的各项事宜。王宝替杜星拉票的缘由，既与他从杜星那里得到好处有关，也与他跟曹军的私人关系有关。曹军的煤矿是在一片300亩的山林中，这片山林共属于三个人：宋志、宋青、王宝。曹军因为开煤矿需要木材，而三人的山林就在旁边，为了方便他就每年拉木材用，据说已经有6-7年了，每年都拉不少木材，最近当书记的三年曹军收敛了一些，拉的不那么多了，但是每年都还拉。宋志也开煤矿，宋青是为他管理煤矿的“二老板”。宋志与曹军是“铁哥们”，曹军拉他的木材他不好意思说，而宋青则与宋志是堂兄弟，他更不好意思说什么。王宝势单力薄，不好怎么说，却为此则怀恨在心，虽然曹军让王宝烧自家煤矿产出的煤，但是王宝依然不满。
以上是替杜星拉票的几个典型案例。这些积极的活动者都是与杜星有或者曾经有过利益交换的人，他们现在帮杜星拉票是人情使然。
2、亲情联结的人情票
曹军是后起之秀，在福村的政治舞台上他显然没有像杜星一样可供利用的关系网络。曹军比杜星有优势的地方是，许多农民认为曹军更加会办事，他虽然有钱，但是对老百姓总是客客气气的，为人不错，愿意帮助别人；在任的三年他每年都为村子里的老年和弱势群体发米发面，这为他在政治舞台上积累了一定的道德资本。村庄中对于两人的整体评价似乎是曹军优于杜星，但是这种评价却并不必然代表选票的分布，曹军的选票主要是通过亲情网络联结起来的。
5组有影响力的人物是梁多。他曾经做过村主任、村支书，目前在镇里的煤矿管理局做经理。梁多虽然没有参与拉票，但是他的个人倾向非常明显，即倾向于曹军。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梁多进入村委工作是得益于曹家人的。80年代初期，当时的村支书曹庆宇把当时还初出茅庐的梁多拉到村委会锻炼，以后梁多逐渐掌握村委权力，并且后来有机会调到镇里工作。曹庆宇是曹军的本家大伯，梁多一直对于曹家怀有好感。第二，梁多当村主任期间，杜星的父亲杜宝金是村支书，杜宝金的性格较软，而梁多的性格较强，所以实际上村里的权力被梁多掌握了，后来，两人还被调换了职务，即梁多任书记，杜宝金任主任。这样，两人之间的矛盾就一直存在着。现在杜星要竞选书记，梁多自然不支持他。梁多在选举期间回村，听说4组的赵百万一家倾向于杜星，他放出话来，“如果赵百万替杜星办事，我就让他的煤矿立马少挣几十万！”梁多之所以敢于说这个狠话，是因为他是镇里主管煤矿产业的人，有这个能力。而梁多的言论自然影响了一批人的倾向。
6组替曹军拉票的是吕金莲，52岁，儿子在沈阳修车，家庭条件一般。这个妇女是王宝大哥王宝福的儿媳妇，也就是说王宝和吕金莲两人是小叔子与侄媳妇的关系。两人的血缘关系较近，但是立场却大有差别。吕金莲替曹军拉票是因为感恩。吕金莲的腿“坏了”，股骨头坏死，曹军介绍了自己在沈阳医院的朋友给吕金莲认识，并且帮助安排吕金莲的住院以及手术等各项事宜，吕金莲花费5万元，现在能走路了，她一直对于曹军怀有感激之情。但是也有人说，吕金莲替曹军拉票是因为她“正义”，看不惯杜星的所作所为。叔侄媳妇两人曾经为了选举的事情吵过架，吕金莲骂王宝道：“杜星当干部你有什么好处？山林全部卖光了，你能占到什么便宜？”王宝并不回嘴只是笑笑。
此外，曹军在各个自然村的亲属也是为他拉票的主力。
3、利益联结与亲情联结
在福村，积极的拉票者是影响选票分布的关键因素。这是因为普通农民的政治态度是相似的，“谁当我都是放羊的。”[赵本山的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中的一句台词，笔者在福村期间，听到多个农民引用此话。]于是，农民在选举中讲求良心、讲求实惠。农民都是生活在人情中的，他们谁都不愿意得罪，他们并没有一个强烈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标准来指引选举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拉票者的活动就是影响选票分布的关键因素。
积极拉票者与候选人的关系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与候选人亲属关系，不管是直系还是旁系，只要能够与候选人攀得上血缘关系的，都可能成为积极的拉票者，笔者称其为亲属式的拉票。亲属式拉票能够成立的缘由是，村庄内部的亲属关系非常复杂，同村通婚甚至同组通婚都非常普遍。同村或同组通婚对于一个农民家庭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样可以使得他们显得“人多势众”，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不会“吃亏”。亲属之间相互帮助，相互成为支持力量在福村就是相当普遍的事实。而况，两个候选人经济条件都优越，他们当上村干部之后，这些亲属的好处自然少不了，于是亲属帮忙拉票就是一个相当自然的事情。曹军的拉票者多数是具有亲属关系的人。这有结构性的原因，一是因为曹军当干部时间才只三年，在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还没有牢固的建立起来，靠私人关系连接的亲属对于他来说才是比较可靠的支持力量；二是因为在2007年曹军上台之前，福村的集体资源大部分已经以各种方式承包，或者“卖”出去了，集体山林基本所剩无几，村集体甚至没有什么集体收入，入不敷出。也就是说，曹军并没有条件用集体的好处换得村庄内部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
另一种是与候选人有利益关系的人，这些人与候选人并没有亲属关系，但是他们因为曾经与候选人之间有过利益交换，或者私交较好而成为候选人的积极支持者，笔者称其为利益式拉票。利益式拉票也可能是基于他们与候选人之间私人友谊之上的，但是笔者在福村的个案分析中，基本上没有发现完全基于朋友或者正义观念而为别人拉票的人。有人说，杜星的拉票者很少靠亲属，靠着是朋友。但是笔者对这些“朋友”的背景调查显示，他们基本都是与杜星有着利益往来的人，或者是在杜星做书记期间得到过巨大好处的人，也或者是杜星正在给予好处的人。杜星自己做过多年书记，而他的父亲也是多年的老支书，他与上级各个部门的关系都有基础，在村庄内部，他也培植了一批支持自己的力量，这些都为他积累了深厚的社会关系资源，可以说在社会关系网络上，杜星的基础相当深厚。
不管是亲属式拉票还是利益式拉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拉票者与候选人的关系都是靠私人纽带联系起来的，或者是亲属，或者是有利益交换的“朋友”。农民选举的是人情票，而非公民票。村庄内部的私人关系网络是村庄精英得以依赖的社会资源，“社会关系”在福村具有结构性的重要位置。显然，拉票者与候选人之间私人关系的实质是人情，他们在用自身长期以来积聚的人情来作为选举动员的力量。
四、村庄权威结构
透过积极拉票者的活动，我们进而可以挖掘出各种人群在选举中的政治态度，从而谱划出福村的权威结构图。
1、干部、村民代表在选举中的态度
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在村庄中的位置是结构性的，这与村民选举的制度安排不无关系。村干部是村庄中唯一具有体制性身份的权威，在福村做村干部意味着自身实力增强，也意味着与上级各个部门有机会“说得上话”。村干部的权威是体制赋予的，他们掌握着村庄公共事务的决策权，是国家权力在村庄内部的象征。党员是相对固定的，一旦入党，只要不犯巨大的政治错误，党员的身份一般不会去除。村民代表也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他是在组内通过村民选举产生的。村民代表，顾名思义，就是要代表村民说话，代表村民商议村庄内部的公共事务。
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在村民选举中的态度很相似，即他们大多数都是抱着不参与、观望的态度。上文，笔者介绍的积极拉票者中，具有体制身份和村民代表身份的人很少。就逼着的调查，只有2个积极的拉票者是村民代表，但是他们积极拉票并不是因为村民代表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本身与候选人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为什么这些具有一定体制身份的精英要保持不参与的态度呢？
5组的村民代表李辉也是选举委员会的成员，笔者在对他进行访谈的时候，他并不愿意透漏太多的详情，并且表示，“我只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笔者追问他为什么是这个态度，他回答说，“这个时候一定不能动，不能参与。他们不管谁上台，我都是村民代表，我都要在他们手下工作，这时候只要一表态就得罪了对方，一旦对方上台自己的日子就不好过。”李辉曾经做过5组的组长，他的妻子是本组人，他的女儿也嫁在本组，他女儿的婆婆也是本组人，可以说他家在5组的亲属关系非常广泛，他在5组是有影响力的人。李辉说，“他们都知道我有影响力，都找我帮忙，但是我谁都不帮。我自己条件都不如人家，得罪谁都没有好处。”
6组的村民代表兼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宋友，在村民眼中是个说直话办直事的人，他告诉笔者，虽然他与杜星有些亲属关系，但是他本人倾向于曹军，因为曹军给群众的印象好一些，会做事一些。但是他又明确告诉我，这只是他个人的倾向，别人不一定这样认为，而他只做自己认为对得起良心的事情，他并不参与选举，并且为他们任何说好话或者拉票。
与宋友态度相似的还有6组的村民代表杨奎，他是村庄首富刘舟的亲舅舅，他本人喜欢文艺，在村庄中人缘较好，加上他外甥的原因，他在村庄是有一定影响力的。他也告诉笔者，自己认为曹军做事更加公正一些，但是自己并不参与不表态。
其他几个村干部，如副主任李川，会计刘福，妇女主任丛霞，也是抱着不参与的态度。他们几个只关心自己是否能够竞选成功，对于主人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并不经心，或者说他们虽然有自己的倾向，但是谁都没有公开表达。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是两人谁上台，都是与他们最亲密共事的人。有人跟笔者分析说李川可能倾向于杜星，这是因为2007年选举时候曹军实际上是冲着李川的位置去的，李川因此记恨在心，而况他与杜星共事也多年，他也占到了杜星的好处。这种分析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是这只能说明李川的个人态度，至少笔者并没有听到关于李川积极表态，或者影响他人选票的事情。
干部、村民代表在选举中的态度引起我们深思，为什么这些在别人看来是村庄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于选举都抱着不参与、旁观的态度呢？这些人到底是怎样组成的，又在村庄政治中具有怎样结构性的位置呢？
2、村民代表等在村庄政治中的结构性位置
在干部、党员和村民代表三者之中，党员很少被人提及，有人这样跟笔者分析村庄中的党员，“党员是先进的群众，他还只是群众不是干部，同样是群众，你说谁是先进的，谁是落后的？还不都是为个人着想的？为了个人办事方便入个党，我看福村根本就不存在党员！”农民的评述自然带有浓厚的情绪，但是他从侧面反映说了党员在村庄内部的尴尬位置。笔者认为，先进的党员并没有在村庄内部生长起来的空间，这与福村内部的权威结构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党员先进作用的话语在基层基本上是没有市场的。因为福村已经分化为原子化的个人了，个人与个人如果没有体制身份上和金钱上的区别，农民的眼光是一样的，相互之间也就是谁也不服谁，大家高高兴兴皆大欢喜最好。
干部和村民代表却是村民口中时常提起的事情。近年来，在村庄中嵌入的村民代表制度是上级政府和普通农民都在议论的焦点，成为焦点并不是因为村民代表在村庄内部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村民代表是有资格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商讨和决议的。这样看来，他们是靠近权力资源的人，至少是能够知道一些村庄政治事务内幕的人。有位镇干部这样向笔者描述村民代表的作用，“现在镇里基本上把一些权力下放了，村民代表的权力很大。比如说，选举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要交给村民代表讨论，在不违反选举法的情况下由他们决定具体的运作程序。”在镇干部看来，村民代表的权力通过参政议政而得以加强，村庄内部的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
以前做过组长，现在是村民代表，也是本次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李辉这样告诉笔者，“村民代表大会只是走个形式，其实不论开什么会领导都已经决议好了，开会就是通过代表一下。也让代表表决，但是都是同意，哪有反对的声音？这不是得罪干部吗？”
2组的刘宝朝是小学退休老师，他为人直爽，心直口快。在2005年时候他被群众选为村民代表。一次，村民代表开会讨论护林工作。据说，当时干部和两个护林员总结了护林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一片形势大好的样子，后来让代表评议，结果没有一个人提不同意见。刘宝朝看不下去了，没有举手，他就说话了，“没有人说我就说两句啊……”刘宝朝照例先夸奖了一下护林工作的成绩，然后说，“咱村的林子也没少丢”，他列举了几处被偷“片伐”[片伐是指一整块山林全部被砍伐，还有一个关于伐林子的词汇叫间伐，也就是间隔着砍伐。]的例子。在会议上，刘宝朝并没有得到其他代表的支持，甚至他的发言并没有引起讨论。刘宝朝说，“其他人当场谁都不表态度，散会后倒是有几个人恭维了我几句，但是散会了有什么用？他们都怕得罪干部。”随后，同样是2组的会计找到刘宝朝谈话，他先批评了一顿说，“你说那些话干什么？得罪人有什么用？”然后跟刘宝朝做思想工作，随后刘宝朝就主动不当村民代表了。
与刘宝朝具有同样遭遇的还有2组的宋秀振，他曾经做过村支书，后来因为计划生育问题下台。宋秀振性格耿直，喜欢说话，在做了第一届村民代表之后他也主动不干了，据说是因为“没意思”。
4组的李德正是待客的，帮忙别人张罗红白喜事，他聪明能干，目前在外村帮助别人管理煤矿，是“二老板”。笔者在对他进行访谈的时候，他告诉笔者，“村民代表不就是形式吗？爱说话，有能力的人根本就不会选上！”随后他指着自己的妻子说，“呢，她是村民代表，你说是怎么选的，选她不选我？你要是跟她谈论看电视可以，谈论村子的事务，妇女能懂多少？”
村民代表少有直爽和提问题的人，这是因为福村的农民相信一件事情：提了问题就会得罪人，而在一个村庄的熟人社会中，得罪人是没有一点好处的。于是，村民代表最好的处事方式就是，别人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做，在适当的时候能够获得一些个人好处就是最好的了。
3、其他对于村庄政治具有影响力的人
除了具有体制身份，上面所承认的村庄精英之外，村庄内部还存在一些虽然没有正式的社会身份，但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刘舟就是这种人的典型。
刘舟是福村的首富，34岁，他个人拥有两个煤矿，一个大酒店，据说他还在镇里开办了一个附近最大的赌场。就在笔者调查结束的时候，刘舟又把曹军的煤矿以130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农民告诉笔者，刘舟是“社会人”，他黑白两道通吃，是市人大代表，他在上面有关系，据说他与当地一个走出去的记者的关系很好，而这个记者很有势力，据说是中央某高层的干儿子。这些传说中的故事为刘舟蒙上了神秘的色彩，他走到哪里别人都给他面子。据说，镇领导见他都不干马虎，镇里各个部门更是给足他面子，派出所里干脆直接有他的人。而事实上，刘舟发迹也才是最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之前他家庭条件也一般，发迹之后的刘舟，社会中的各种资源都向他倾斜。笔者在福村听到过许多关系刘舟的故事，有关于他私人生活的，也有关于他个人“社会身份”的。
笔者在福村曾经问过不少人，“像刘舟这样的人，为什么不想当干部呢？”农民告诉笔者，刘舟要是想当干部很容易，他甚至连钱都不用花，只宣布一下自己要做干部，全村人的票就立即倒向他。而他之所以不做干部是因为“不愿意操这个心”，而且“没必要”。他的产业如此巨大，他的关系伸向了镇里、甚至高层领导，所有的人都给他面子，这样的话，当干部就是他的负担，要操心又没有意思。尽管刘舟本人对于当干部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刘舟毕竟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他的态度在选举中可能影响一批人。
在正式选举当天，6组选举现场，刘舟和妻子同时出现。投票的时候刘舟不愿意写，让自己的妻子替自己写，妻子问他：“选谁啊？”刘舟回答“杜星呗。”当时在场的人很多，这样一句话就传到了曹军的耳朵了，但是传过去的话是这样的，“刘舟喊着让在场的人都选杜星。”传话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理解，自然是因为刘舟不可轻视的影响力。他不愿意自己写票表明了他对选举的蔑视；而他并不是像别人一样忌讳说出自己的倾向，表明了他并不怕得罪任何人；他公开说出自己的倾向自然会影响到在场的一部分人。可是曹军也是一个明白人，他并不认为刘舟在影响选举，刘舟只是说出了自己的倾向，但是他根本无意于影响选举，更没有保证杜星上台的意思。
除了刘舟，其他几个村庄富翁也都是有影响力的人。比如赵百万，他的煤矿中有工人100人左右，宋秀银也是煤矿主，工人也较多，这些工人在很大程度上要看老板的政治倾向行为。但是据笔者了解，剩余几个煤矿主的政治倾向并不明显，也就是他们并不会明目张胆的支持某个候选人。最明显的要算赵百万，他与曹军两人的煤矿之间曾经发生纠纷，于是对曹军有意见而倾向于杜星。但是据笔者了解，赵百万虽然倾向于杜星，但是他并没有积极活动，反而是替他管理煤矿的二老板吴老六因为得到了杜星的好处而积极拉票。
没有体制身份但是有影响力的人只有一种，那就是村里的有钱人。这些有钱人的政治倾向并不明显，原因是复杂的。首先，这些人与杜星和曹军实际上都处于一个层次的人，有些人甚至与俩人的关系都不错，他们谁都不愿意得罪，于是尽量抱着不参与的态度。第二，这些有钱人其实并不指望村干部的体制身份，因为不管是谁做干部，都要顾及他们的脸面，他们在村庄中是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也并不指望与村干部结盟获得什么体制性的“小好处”。有钱别人自然给面子，所以他们可以因为有钱而超脱事外。第三，对于他们来说，谁当干部都是一样的，谁都没有自己人的感觉。
4、普通农民的政治倾向
普通农民的政治倾向一般有三种表达方式。
第一种，就是与候选人双方都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他们在表达选举时候的态度就是谁请客就选谁，如果两人都请客了，家中有两张选票的就一人一票，家中有四张选票就一人两票，如果不幸家中有三张选票，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有一张票弃权，或者那个候选人请客次数多，或者档次高就多选哪个一票。不少农民告诉笔者，人都要讲良心，“拿人手短，吃人嘴短”，吃了别人的饭不选别人自己良心上过不去。在与两人的社会距离相似的情况下，农民又并不指望干部能够带给自己什么好处，他们的态度一般就是不偏不倚。
吃别人的饭就得选别人，这就是中国农民的良心。良心在一种程度上也就是道德，这种道德交换显然是一对一的私人之间的道德，可以称之为私德。如果说起良心和道德，笔者可以反问说为什么不选出真正有能力的人，不选择带领群众致富的人就是有良心呢？阎云翔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中认为，中国的农民已经变成了无公德的个人。[见阎云翔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不仅仅在私人生活上是无公德的个人，在村庄政治生活上，农民也一样是靠着私德联系起来的。这就极大消解了村庄政治生活的公共性，而变成了部分人用自身社会关系网络组织起来的基层政权。
第二种，就是与其中一个候选人有某种弱关系的人。比如2组的光棍刘某告诉笔者，在初选的时候因为杜星请客就选了他，正式选举的时候他又选了曹军，他的理由是，曹军是自己的老板，他在曹军的煤矿中上班。总的来说，因为与某个候选人之间有弱关系而选举的情况是较少数。再比如，积极拉票者的社会关系也属于与候选人有弱关系的人。这是因为拉票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人可能并没有占到体制性的好处，他们倾向于某个候选人是看在拉票者的面子上。
第三种，就是“心里有数”的人。这种人一般是对于村庄政治有自己的判断，或者对体制资源有所图的人。初选现场有个老人费某看到杜星的票数较多就破口大骂，他作为老人非常看不惯村里集体资产以各种形式卖出去的事情，他与两位候选人之间都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但是在他看到初选结果的时候就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对于村庄政治有着自己的看法。像费某这样的人村子中还有，只是很少有人会像他一样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别人都怕得罪人而不愿意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4组的宋文也是“心中有数”的人，但是并不公开表达自己观点的人，他的堂兄弟与杜星家有亲属关系，而他的儿子与曹军的儿子是干兄弟，他自己倾向于曹军。笔者在对宋文访谈的时候，曹军来到他家，在宋文送走曹军回来之后，他告诉笔者说，自己希望将来曹军当选后能够把自己儿子的党员问题解决，而曹军答应了。心里有数的人表面上看来与第一种人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在公开场合或者不表态，或者跟第一种人说话的态度一样，即谁当都一样。但是，显然他们有自己对于村庄政治生活，以及自身村庄地位的判断，
虽然群众对于选举有不同的态度，但是笔者认为持第一种态度的人占到了大多数，第二和第三种人是有着较弱的政治倾向的，但是他们也是善变的，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因素会影响到农民的选举，甚至是别人的一句话、一个眼神、或者不为人知晓的另外的原因等。选举是无记名投票的，对于具体投票的详情我们无从得知，但是群众对于选举态度的总体趋势还是可以从经验调查和选举结果中获得判断的。两次选举的结果：
表4：两个主任候选人的选票对比
曹军，初选327票，正式选举475票
杜星，初选361票，正式选举473票
不管是初选还是正式选举，两个候选人的票数都相差并不大，特别是正式选举，许多农民都为票数的平均程度感到惊奇。
请客吃饭会影响到票数的分布，这是因为农民讲究“良心”，但是两个候选人都请客吃饭的情况下，这个影响因素的作用就不大，至少不会在两者之间显示出明显的差别。积极拉票者的活动看起来热热闹闹，他们串家走户，用自己的理由去说动别人，也张罗着拉人去请客吃饭，甚至在别人急需的情况下帮助别人办事，但是他们活动的热闹程度似乎与效果并不成比例，票几乎是平的，这都是因为一个原因：两个人以同样的方式竞争。
讲求良心、讲求实惠是群众选举态度最贴切的表达。
5、村庄权威结构
福村的名人包括这样几部分：村干部、村民代表、党员、有钱人。以上对这些人的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些人的政治倾向都不明显，他们并不会成为影响选举倾向的积极力量，反而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因为贪图某个候选人所给的好处而成为积极的拉票者。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对福村除普通群众以往的政治人群做一个结构上的定位：
福村之所以有以上的权威结构特征，这与村庄社会性质是密不可分的。
福村具有原子化的特征，农民在核心家庭之外很少有认同与行动单位，并不具备内生权威的能力。福村农民口中所议论的村庄名人无非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干部，另一个是有钱人。有钱人依靠自己金钱资源来组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干部虽然有体制性的身份，但是干部却也要依据私人关系网络成长起来。干部的权威在福村的语境中很大程度上被置换成为了干部个人的社会资源，而丧失了公共权威的性质。在这样的权威结构中，干部具有体制性资源，可以为个人发展谋利；而有钱人则可以依据与体制性资源建立的私人关系网络获得个人发展上的机会。
村民代表和积极的拉票者是另外两个特殊的群体。因为害怕得罪干部，村民代表，以及村民代表会议很大程度上是个形式，真正的决策权还是掌握在村干部手中。可以说，在体制上，村民代表是依附在村庄政治体制外围的边缘人，他们最切实的考虑就是希望能够分得体制资源的“一杯羹”，他们很少有政治诉求，而一旦表现出有政治诉求的样子，村民代表的位置立即不保。在选举中，村民代表的普遍态度是不参与不表态，这是他们自己社会身份地位的恰当表达，因为谁做干部他们都是代表，都期望从现有的体制中分得一些好处。积极的拉票者几乎都没有体制性的身份，但却通过私人关系网络从候选人那里获得过体制上的好处。他们只所以敢于鲜明立场，替某位候选人拉票，正是基于私人关系之上的。私人关系讲究亲疏远近，候选人既然遵从私人关系的准则，为这些拉票者谋取过好处，那么这些人自然也要讲究朋友关系，用一定的形式来回报。因为这些人并没有体制性的身份，所以他们并不如村民代表一样害怕得罪任何一方，他们的立场清晰的表明了自己与候选人之间的关系。
五、结语：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性质
民主政治的本义是全民参与政治，商政议政，使得所有人的利益都有政治表达的渠道。村民自治正是在政治民主化的大话语下得以实施的，村民选举自然是体现“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社会窗口。这是因为，村民自治的领导者是农民根据自己神圣的民主权力，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笔者在福村的选举观察表明，村民选举的进行是严格按照选举程序进行的，选举竞争非常激烈，似乎一切都已经呈现出了“大众民主”的意味，农民神圣的民主权力得以实现，而村庄政治也已经步入民主化的浪潮，事实真的如此吗？
福村的农民显然不是作为村庄公民存在的，而是作为私人关系网络中的一员而存在的。在遵从既有的选举程序基础上，农民按照私人关系相处的原则来处理选举中遇到的各种事务。
第一，私人连接的社会关系网络。积极为候选人拉票的人是与候选人有着亲属关系，或者有利益关系的人，这些人并不一定是村庄中获得上级承认的精英，私人关系网络是动员选举的基本力量。而在福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体制性位置上越久，村庄范围内所能培育的个人关系网络越大越坚固。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杜星在村庄内部由于体制性位置而形成的私人关系网络是优于曹军的，所以选举时候为杜星拉票的力量是较强的。在没有利害关系的情况下，村庄内部社会关系“一团和气”，而在选举才能展演出两人在村庄内部各自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时候才能较为清楚的看出“谁是谁的人”。选举其实是鼓励了候选人在日常生活中建立更加广泛和深入和社会关系，只有这样在选举的时候才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二，农民对于选举的态度是“人情交换”的体现。农民所投的是“人情票”，而非“公民票”。候选人与拉票者的关系遵从人情交换的原则，而普通农民对于候选人的态度也基于人情交换的原则，他们在选举中讲究“良心”，这个良心是私德的表现，是为人处事的一部分。如果不以个人与候选人私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基础，农民又讲求“实惠”，实惠就是给予个人的好处。选举上台的村干部必定要以一定的方式回馈选举中所接受的人情，这才不有悖于私德的原则。然而，讲人情是私的逻辑，而村庄政治因为涉及到多人必然要讲公正，讲公正是公的逻辑，人情与公正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第三，从“坚决”到私人关系网络。毛泽东时代的村庄政治留给农民的记忆是“坚决”。福村农民所说坚决的意思就是做事公正，不偏不倚，严格按照规章办事。他们能够回忆起过去老干部的坚决形象，坚决成为了毛式干部的代名词。笔者认为，坚决所代表的就是“公”，它意味着村庄政治有一套“公”的标准存在，这也就是国家渗透进基层社会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标准，有了这样的政治原则，农民对于各种政治现象的判断就是有理可依的，农民的社会评价有了政治标准的存在才能成为村庄中的舆论导向。那时候的干部虽然也有自己的私人关系网络，但是它们是受到政治原则抑制的，干部必定要不断靠近公共性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标准，也可以说，这样的村庄政治具有公共性。而分田到户之后，“坚决”的干部越来越少了，就算是有坚决的人，也没有了对他们体制性的保障了。农民个人倾心于好好经营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农民们发现，现在“交人”，并且交到“好人”在生活中才是最有用的。而今的村民选举，其实也正是候选人村庄社会关系网络深浅的象征。从坚决到私人关系网络，这种变化意味着村庄政治原则和政治标准的丧失，也是村庄政治公共性的丧失。
中国人讲究私德，当私德与公德能够很好沟通和连接的时候，这也许并不是坏事；可是当只有私德而无公德，个人的位置无法在社会中正确的安放，个人的生命意义只有在私人关系网络中获得，而不能在社会的意义上寻求，这意味着私德的泛滥已经已经危机到了社会秩序。笔者认为，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良好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形成，如何规范私德与如何建构公德便是现今中国农村社会亟待讨论和发掘的问题。
中国式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就是农民的人情政治，人情政治讲究私德。在村庄中，公共准则和公共道德并不明显，农民也少有这样的意识。私德通过选举和村庄中其他的社会事件而不断再造私德，私德盛行的结果就是公德越来越退出农民的视野，这将造成一种新的无序状态。选举越来越激烈，似乎任何人的力量在选举中都是无力的，就连镇政府对于选举秩序的控制也越来越难。这意味着只有选举法、只规范了选举程序，并不能为基层社会设置一个关于村庄政治的公共规则，并不能保证村庄内部形成一个良好有益的政治秩序。
作者简介：宋丽娜（1983-），女，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乡村治理、人情。本研究受到由吴思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村民委员会选举中贿选问题研究》资助，批准号：09BZZ0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