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则只是个数字。”这是斯大林的名言。虽然冷酷，但这句话的确道出了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那就是人类似乎无法掌握太过庞大因而变得太过抽象的灾难。就拿战争片来说吧，为什么一个炸弹炸死了几十人，观众可以无动于衷，但有时候一发冷枪击毙了一个士兵，我们就觉得有些伤感呢？理由很简单，因为那几十个被炸死的人我们不“认识”，那一个被打死的士兵却是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人。

我们“熟悉”他，是因为之前剧本给过他几段台词，导演给过他几个镜头，使我们得以听过他说话的声音，见过他谈笑时的表情。当他倒向地上的时候，我们清楚看到他伤口涌出的鲜血，甚至看到他脸上一抹惊愕的神色，以及逐渐放大然后终于失去光芒的眼球；于是可以同情他的痛苦，哀怜他的殒落。相较之下，那几十个在一瞬间被炸死的，他们只不过是一堆肢体与肉块；如果说他们是人，那也只是一群概念上的人，一种抽象的概念。

所有从事文艺创作的人都明白，哀鸿遍野还及不上一个孤雁回旋那么动人。想要诱发观者的情绪，你就得掌握一套关于具体的修辞学，因为人类不因普遍与抽象的事物而动情。同样地，政客演讲与其大抛数字，还不如说点小故事；与其让我们知道有几十万人活在贫穷线下，还不如细致地描绘一个贫困家庭的日常生活。

然而，近十年来，政坛上却出现了一股违背这等具体原则的修辞术，那便是把一切负面事件都形容为“个别事件”。偷工减料的桥梁倒塌说是个别事件；贪官私吞巨额公款，还说它是个别事件。大众传媒和网民愈是挖掘这些事件的细节，愈是绘声绘影地描述它们的来龙去脉，官方就愈要说它们是“个别事件”。

我们都晓得，这是因他们害怕大家以为这些事件不是偶发的个案，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结构和体制上的缺陷。如果这一切“个别事件”不那么个别，这就说明为政者的问题大了。因此，官方必得倾尽全力挪移社会的视线。他们希望我们把这些坏事看成是很具体很个别的小错误，犹如美人脸上的一颗青春痘，火气一散，它就会自然消退。

为什么官方一祭出“个别事件”这四个字，它就好像反而起到了模糊事实、转移民情的效果呢？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因为他们虽然用上了“具体”这两个字，但与之联系的一切措辞全是抽象的。有没有发现，每当官方强调一桩恶事是“个别事件”时，他们都不会在这件事的个别细节上着墨太多？如果是食品出了问题，害得消费者生病，他们绝对不会长篇描述那些受害者所经历过的苦痛与折磨；如果有人在抵抗强制拆迁时自焚而死，他们更不会反复强调事发那一刻的惨烈和惧怖。相反地，在把这些事件定性为“个别事件”之后，他们往往就把目光转向更普遍更宏大的话题。也就是说，“个别事件”在官方那里恰恰是没有个别性的，他们根本不想和大家纠缠在那些使人触目惊心的事件上头；“个别事件”在公关修辞学里的惟一作用，就是抽空真实的个别事件。对于一部小说或者一部电影来说，“个别”意味着更具体更丰富、因此也变得更加动人的故事；对于政客而言，“个别”却是抽象和贫血的同义词。

所以，和一般人以为的相反，“个别事件”这个说法，不只是为了防止大家把那些错误的个案想象成更大范围的失败，不只是为了阻挡舆论将负面的事例上升至更普遍的制度缺失，而且还是为了卸除这些事件的真正个别性。因为官方或许下意识地明白个别故事的情感效果，他们晓得民众的怒火往往来自故事的细节。

因此，“个别事件”始终是套意在抽象的措辞策略。对于使用这套策略的官员而言，死了一百万人固然只是个数字，死了一个人同样也还是个数字。有意思的是，我们人人大概都了解这套语言游戏的真相，通常都不会轻易受到它的迷惑。那么官方为什么还是乐此不疲地“个别事件”来“个别事件”去呢？答案一点也不复杂，每当有人说出“个别事件”这四个字时，他的意思其实就是要我们闭嘴，既不追溯深层结构，也不追究事件的细节。所以你看，官员们在说完“个别事件”之后，往往还带上一句“不予置评”。

梁文道：评论家、凤凰卫视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