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举办“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举行了一个纪念D Gale Johnson教授逝世1周年的小型座谈会。本文是作者在会上的发言，收入本书时作了补充和修订。作者特别感谢赵耀辉教授提供的情况和她对文稿的修订意见。留美经济学会举办这个小型活动，为我提供了一个对D. Gale Johnson教授表达纪念和感谢之情的机会。很多话，他在世的时候没有机会对他讲，现在很想讲出来。

我第一次见到Johnson教授是1990年8月。那时我刚刚结束在科罗拉多州的布得（Boulder）的英语学习，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作访问。记得到达后的第二天是星期日，马上跑到位于59街的芝大社会科学大楼四层的经济系去“朝圣”。楼道里很安静，办公室的门都关着。正在看过道墙上的照片，一个套间办公室的门打开了，走出一位老者，就是Johnson教授，星期天他还在那里工作（后来才知道他几十年如一日，从来如此）。他当然不认识我，虽然正是因为有了他亲笔签名的推荐信，才使我有机会到芝大经济系作访问学者的。

从未谋面，怎么可以得到Johnson教授的推荐呢？“秘诀”很简单，就是经由他的中国学生的介绍。在芝大校园，没有谁不知道， Johnson教授总是带着一群中国弟子。他的高足之一，文贯中教授后来告诉我，向Johnson教授介绍一个人并不难，你只要说这个家伙作过一点农村的调查研究，教授就非常乐意提供帮助。

是的，你只要与农民和农村的题材有任何一点哪怕微不足道的关系，就很容易得到他慷慨大度的帮助。他帮助你，要求很明确，就是希望你更好地做研究工作，在知识方面促进农民问题的解决。我在芝大访问的时候，老友宋国青也经Johnson教授的推荐到那里访问，我们安顿好了以后，一起请Johnson教授到家里吃饭。也许为了表达谢意，那天做了不少菜。不料教授匆匆忙忙吃完，说了一句“以后还是把时间花在学习上”之类的话就走了。我们很难为情，也很高兴，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

以后我与D. Gale Johnson教授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但是每次都感受到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关心。回国到北大工作以后，有一年留美经济学会在成都举行专题研讨会，研究农民工和农民流动问题。在一个小组会上，参加者都是中国学者，大家讲中文，也没有传译安排，Johnson教授靠一位中国学生做他的个人翻译，仔细听会。我记得译员有事离开的时候，他还是坚持不走，似乎要证明，研究农民和农村问题不存在语言障碍。三年前在北大， Johnson教授来参加会议不幸跌倒，送到医院，大家很为他担心，不料次日他就坐了轮椅回到会场，继续参加讨论。

凡直接接触过Johnson教授的人都感受到了他对人的真诚关心，尤其是对农民、农民后代以及农民问题研究者的真诚关心。他的高足、我在CCER的同事赵耀辉教授介绍说， Johnson教授本人就是农民出身，从年轻时就对提高农民收入问题感兴趣。美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减少了那里的农民，他就把注意力放到发展中世界，放到农民人数依然众多的中国，关心那里的农民问题的解决情况。他一定具有常人难以具有的巨大精神能量，才能有那样长时期的坚持。

但是， Johnson教授绝不是单靠同情和善心来处理农民和农村问题的。他早期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说，政府对农产品的价格补贴并不能帮助农民提高收入。因为政府补贴农产品价格，其直接效果是提升地租，刺激农产品的供应超过市场的实际需求量，要求政府进一步干预市场，但对增加农民收入的贡献微乎其微。因此，这位农民出身的经济学家并不赞成补贴农产品的政策，虽然那是一般农民压力团体的流行主张。仅此一点，Johnson教授就与直到今天还流行的凭愿望和意图，而不是凭经济规律的政策主张划清了界线。

D. Gale Johnson教授在晚年时期，花费了大量精力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经济的经验、教训和有待解决的问题。在讨论到对转型成功至关重要的“农业持续高效率的条件”时，他写过如下一段话：“尽管产权问题（包括清晰地界定私有产权）是难以解决的，但是产权问题的解决却是转轨成功的关键”；“模糊的产权是官僚专制赖以维系的根基。如果产权被很好地界定，官僚专制就会受到很大的约束”。对于我这样观察过中国的农村公社、自留地以及包产到户的人来说，教授的这些论断我很容易就做到过目不忘。

不少人包括一些西方学者不知就里，以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仅仅靠市场经济的教义在讲话。Johnson教授毕生高度重视经验的学术倾向，可以充分说明那些误解实在错得离谱。作为一位国际知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他亲历亲为到中国农村访问调查的记录，应该使不少脱离实际、靠媒体炒作的“名家”感到脸红——如果他们还会脸红的话。

多次陪同教授访问中国村庄的耀辉告诉我，Johnson教授保持着连续看一个村庄的历史变化的习惯。例如，1980年他和 T.W. Schultz教授第一次访问河北饶阳县武功村以后，后来又多次到武功村调查，其中由耀辉当翻译的就有1991年和2000年两次。2000年6月25日，Johnson教授已是84岁高龄，又刚刚装了心脏起搏器，但还是访问了武功村。这应该是教授最后一次到中国村庄的访问。不过此后他还是频繁地离开美国到发展中国家出差。芝加哥大学为教授去世发布的讣告指出，“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3年，Johnson教授还保持平均每年5次的出差记录”。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2002年5月,距他去世不到1年。

一直不知道“学者风范”的含义，接触了Johnson教授，才知道那是学者行为的一种高品位的标准。当然不是硬性的规定，而是一种感召，让你心向往之，就是距离很远也不放弃，就是要仿他、学他、靠近他。

衷心感谢D. Gale Johnson教授。

2004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