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商在杭州召开峰会。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峰会”：参会人数多达3 000之众，把浙江省人民大会堂——该省最大的会议场所——挤得满满当当。中午时分，数百代表要冲到街上才能吃上饭。
参会的共六部分人：浙江省内的浙商、到省外投资发展的浙商、在省内外皆设公司做业务的浙商、在省外发达后再回浙江投资的浙商、省外浙商所在地城市的政府代表以及浙江省各级政府的代表。实在有点好奇：这样六个不同部分的人群之间，有什么共同的话题呢？
话题就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让我们先看几个数字，好对跳出浙江的浙商规模有一个大致的印象。数字说，截至2003年底，约400万浙江人在省外共设立市场主体82万家，总投资6 000亿元，年销售1万亿元。要是加上身在境外的部分，“跳出浙江”的浙商总规模应该是500万人！
是的，浙商与生俱来的特征似乎就是一个“跳”字。差不多20年前，我到四川甘孜州的色达作农村调查。从成都西行，吉普车要走两天才到达那个藏民集聚的县城，海拔4 000米，好像一共也就两条街。街上有一个弹棉花的小铺，是浙江师傅开的。我感叹他怎么跑到这么老远的地方来，师傅回应：还有更远的，就是到拉萨和藏南，也是我们浙江人弹棉花。再早十来年，我在黑龙江下乡的时候，打猎的窝棚搭建在人迹罕至的完达山中，有一天就来了一位浙江的放蜂人。他用蜂蜜换我们的工具和蔬菜，讲起来最得意的故事，是如何在乌苏里江边上把对岸的蜂群“招”过来。
那是人口压力“逼”出来的浙江人自发之跳。从农业向手工业和小商业跳，从家乡往城镇跳，从本地向外地、外市、外省跳，从国内向国际跳。总之，向一切可能在边际上改善生活的方向跳。跳来跳去，先跳一步的浙江人就先富了起来。等到市场经济大潮风起云涌，妨碍要素流动的体制羁绊落花流水而去，浙商就开始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舞台上登堂入室。
浙商的大名家之中，我偏爱李书福的故事。怎样看，那也是一个不知深浅的人。好像生命别无他求，就是一门心思要造汽车。不要说国际汽车巨头看不起他（其实是看不到他），国内的行家和主管部门官员纷纷规劝他，就是吉利汽车出生地——台州路桥区——的人民也不相信他。2001年我在路桥区调查民间金融，座谈会上问到吉利车，大家就笑了。有一位讲得很传神：“前面看像奔驰，后面看是夏利，摩托车的轮胎，自行车的链条。”
李书福充耳不闻，继续造他的车。去年到成都，当地朋友说四川人买吉利的不少。价钱那样低，省油，停下来不多占地方。是小了一点，可全家老小也能挤进去，喜滋滋地开去九寨沟，而且可以开回来。你说它怎么就不是一辆汽车！后来，我们北大一位研究汽车的专家论证说，中国真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也就是吉利和奇瑞。于是，李书福更来劲了。去年吉利开始出口，今年听说出口订单很好，就是海运的船位不够。浙商峰会前后，我看到电视新闻播报李书福在马来西亚签字，要在当地投资设厂。跳、跳、跳，李书福带着吉利跳出了国。
未成大名的浙商，何尝又不是如此？举一个最近看到的例子吧。慈溪市观海卫镇的一家电子公司，原来生产电视机天线。创办人沈国强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去欧洲，走时心里怕怕，回来信心十足，因为他发现那里的很多产品他的小厂也可以制造。去年，他们出口欧式插座6 000万美元，加上同镇其他三家公司，占据欧洲插座市场的70％。历史上盛产海盐和棉花的慈溪，如今知名天下的是“家电之都”(年产值400亿元人民币)、“轴承王国”（年产值150亿元人民币）和“打火机世界”（年产50亿只）。站在那座每天向海洋延伸、由民企集资修建的杭州湾跨海大桥上，你不难看到明日慈溪的辉煌。根基是什么呢？就是成百上千像沈国强这样会跳的浙商。
浙商跳出了新局面，也跳出了新矛盾。很基本的一点，是企业可以跳，政府却不可以跳。不能想象，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快、实力强，这个地方的政府就可以收购兼并其他地方，扩大行政版图。于是问题来了：当会跳的浙商跳出浙江之后，不能跳的浙江政府如何应对投资、税收、就业等布局的大变化呢？
政府面临两难的选择。作为一个工业高度发展、资源压力很大的省份，浙江省政府有支持浙商跳出去的动机和愿望。很传神的一个新战略，取名“腾笼换鸟”。我看到的解释，就是支持相当一部分浙商跳出去，从而把稀缺度日益提高的土地、能源和环境资源腾出来，集中发展“吃得少、产蛋多、飞得远的新鸟”。挑战在于：少吃多产远飞的新鸟，常常也可能是跳出浙江的先锋。民企不同于国企的一个重要地方，就是政府不能用“乌纱帽机制”强留。笼子腾出来了，招不来理想之鸟，应该如何是好？
在行政空间方面不能移动的政府，唯有靠改善本地的行政管理和投资环境来吸引。那是另外一种“跳”，即政府及其官员服务精神和工作质量的持续提高。那也是另外一种竞争，即各地政府争相改善本地投资经营环境，把中意的企业引进来，发展本地经济，增加本地税收和就业。倘若问，堂堂政府为什么要在改善投资环境的竞争中跳？答案是因为浙商在跳。这是浙商之跳的副产品，从长远看，对市场体制的完善和法治建设的进步，有重要的意义。
本次浙商峰会的一个创举，是请跳出去的浙商评选“投资最佳城市”和“投资潜力城市”。今年位列最佳前三名的分别是重庆、沈阳和太原，应该是名至实归的吧。“中举”的城市对浙商的评选结果很看重，市长们带队出席，讲话得体，感谢浙江之余，抓紧机会宣传各自的招商优势。浙江省更重视，从省到市的主要领导全部出席，省委书记习近平讲话感人。不要认为只有外省市政府才有兴趣招徕浙商，现在的局面是，浙江各级政府也在争招浙商。这应该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鲜事情吧？
2005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