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看中国，经济增长成就斐然，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纪录。近看呢？要素成本呈急升之势，关键部门的改革举步维艰。合并起来，中国经济的前景究竟怎样看？

后发优势不唯一

我的回应，事情要放到新的竞争环境里看。纵观天下大势，如果竞争仅仅只在发达经济（欧、美、日）与中国之间展开，我也可以同意那些关于中国经济远景的最乐观预测。问题是，当今世界，选取“以开放促增长”路线的，岂止中国一家？可以说，中国在迄今为止追兵四起的国际比拼中先人一着、胜人一筹。也可以说，用某些经济指标来衡量，过去20年的中国经济独步天下。但是放眼将来，要断言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定捷足先登，我不认为有那样大的把握。

关键的一点，是中国不可能独家垄断后发优势。这里所谓“后发优势”，指的是后起的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发达经济的资本、技术和经验，通过变革和学习，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后来居上。没有错，近年中国的经济成就，正是后发优势的一个范例。但是我们不要因此误判，似乎只有中国才拥有后发优势。仅以外资为例，每年5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进入中国，当然非常了不起。但是，考虑到每年流入发展中经济的FDI当在2 500亿美元之谱，我们不免问，其他2 000亿美元去到哪里了呢？

今年6—7月间，我和几位同事及学生在江浙一带作经济调查。昆山、宁波和义乌等地反映，不少外资来到家门口，等土地等不到，就走了。我们问去了哪里，回答是去越南、去印度。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知道了吧：“水往低处流”的定律——像自由落体定律一样——从来不以中国为限。11月，中国回顾加入世贸3周年，当年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讲到了一点，大意是在有的领域，“你开了门，他也可能不来”。要注意了，不来中国，是不是也去了别处？发达经济的资本与技术与中国以外的后起经济相组合，就不能形成与中国竞争的其他后发优势？

三项大赛比输赢

很清楚，虽然世贸谈判的时候发展中经济是一个营垒，但入世尘埃落定，竞争就主要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之间。想想吧：资本、技术、发达国家的市场以及管理经济的经验，你所欲者，难道不正也是其他发展中的开放经济所要的吗？争、争、争，从来就是同类相争。谁也不能垄断后发优势，中国必定面对一个后发经济之间争优势的时代。

按本文的经济观，后发优势之间的竞争围绕三个项目展开：要素之价，大家要比低；制度费用，也是比低；要素质量呢，当然是比高。综合起来，谁用较低的制度费用组织物（质）美价廉的要素参加全球竞争，谁就胜出。环顾世界，至今领先的中国，没有理由面对三项大赛盲目乐观。

先看要素成本。平均而言，印度、俄罗斯、越南等地的劳动力价格都比中国低，虽然不同的工种情况有所不同。纺织业的一项资料讲，越南的工资成本只及中国的一半。讲过的，低工价并不意味就具备竞争力，当年中国人工比今天远为低下，可是出口靠龙虾等资源性产品，而不是劳动力密集的制成品。但是中国的经验也证明，一旦其他方面发生了积极变化，低工价就具有相当强大的杀伤力。月前听英国的朋友说，伦敦的商店里已有“made in Vietnam”的衣物，你如果在中国搞纺织或制衣，不能无动于衷吧？

制度费用难以衡量，这是运用这个变量看经济的一个麻烦。但仔细观察，总不难有所发现。最近媒体关于中航油事件的报道，有一个数据是中国民航的燃油成本比日本的高60％，比新加坡的高2?5倍。注意了，中国航油的超高之价是独家行政垄断体制的结果，应属制度费用的范畴。还有消息说，印度进出口的平均通关时间比中国的低。我自己调查所知，山西煤炭经铁道外运，途中损耗率居然有15％的记录，高于国际水准5倍多！这些都是制度费用奇高的例证。当然，印度落后于中国之处颇多，比如有报道说，印度工业每月平均停电17次。这方面中国的优势明显，但也不稳定。今年盛夏，神州大地缺电，浙江多处工业“停四开三”。就是说，月停电不是17次，而是16天！

逆耳之言

最后要比的，是要素质量。多年观察比较的结果，使我这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对国人的学习能力很有信心。是的，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是5 000年文明史留下的一份重要资产。远的不论，近年中国人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不能不令世人刮目相看。随便举一个例子，弹钢琴不是中国人的传统节目，但是前年听钢琴名家刘诗昆说，现在钢琴的世界奖项比他出道时多出十倍不止，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后起之秀实在是多。

但把聪明和才智集中用得是个地方，难度就大了。以办企业为例，对市场的判断、技术、产品质量和组织管理，都是大学问。不是中国人不能学的学问，因为这些年中国毕竟办出来一批好公司。但是从中国企业领导人的才智、精力和时间分布的角度看，集中于客户、市场、技术与管理的总是太少、太少、太少。数年前听科龙创办人潘宁抱怨，在内地浪费在搞关系上的精力太多，不比在香港，可以集中于市场、技术和管理。最近，美国《外交》季刊登了乔治·吉尔坡（George J. Gilboy）的一篇文章，讲到对中国企业的一些看法，读来似乎可以印证潘宁当年的感慨：“中国企业在过去20年里发展起一种独特的‘企业战略文化’。第一，中国企业通常挖空心思从关键官员处获得‘特殊’待遇，例如市场和资金的特殊渠道，对规定条例的免责和官员的保护伞等。第二，为了独享这些特殊化，同时避免与其他企业冲突，许多中国企业不与同业合作，尤其是跨地区的合作。第三，中国企业倾向多元化经营，以转移因过度的生产和重复投资所引起的价格竞争带来的潜在损失。” “这种企业战略文化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它们追求短期增长而没有发展新技术。”话说得难听，而逆耳的也不一定就是忠言。但只要吉尔坡的观察反映了部分现实——我以为是的——我们就不能断言国人的聪明和忙碌直接等于素质的提高。

加起来，中国面临竞争后发优势的严重挑战。看未来五到十年，全球的后发优势可能咄咄逼人。继续大幅度降低经济的制度和组织费用，持续提升要素的素质，总要啃几块硬骨头。啃不动了吗？龟兔长跑的故事就可能再度发生。

2005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