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下一句不吐不快的话：政府再也不要对粮食市场屡开屡关、屡关屡开了!政府对粮食市场时关时开的政策取向，最主要的坏处是破坏人们的预期。市场本来就不确定，倘若未来的规则也不确定，大家还不是乱了套?

事不过三见粮改

浙江粮改，屈指算来已经是第三回了。说来有缘，1985年该省第一回粮改，我是一个“目击者”。当时在杜润生帐下作农村调查，有机会非正式地参加一个农村方面的工作会议。看到时任浙江省省长的沈祖伦先生，在大会上独独一个人站立起来，主动请缨率先开放浙江粮食市场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祖籍之地浙江，实在是不简单。在杜老那里见习过的人都知道，浙江的农政之风，历来一个“抓”字了得——那里的干部精明能干，什么事情都靠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一抓到底。像粮食这样的“高压电”，浙江要带头引进“看不见的手”，是不是不简单？

第二回粮改，我在国外念书，没有赶上。从记者提供的背景资料来看，1992年浙江省提出粮改方案，基本方针“三放开”（生产放开、价格放开、市场放开）掷地有声，应该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不料9年之后，今年春天我在浙江大学开课，还是听说国家又一次批准浙江带头开放粮市。在浙大农业经济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上，熟知内情的顾益康先生细说本次浙江粮改的由来，大家高兴地笑了一回。

屡关屡开乱预期

但是，等到遵嘱为《财经》关于浙江第三轮粮改的系统报道写篇评论文字时，我却半点笑意也没有了。在简要地交代了本文题目的来历之后，我要写下一句不吐不快的话：政府再也不要对粮食市场屡开屡关、屡关屡开了！

让我说一说理由。政府对粮食市场时关时开的政策取向，最主要的坏处是破坏人们的预期。我们知道，人和机构的行为，受“预期”的影响颇大。本来粮食的生产和购买，要受到天气、技术、收入、消费潮流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游戏规则——就是制度——是帮助人们对付不确定性的。市场制度是一种规则——给定质量，用价格调节粮食供求。政府关闭市场，靠行政命令调节粮食生产、购销和消费，是另外一套规则。

未来究竟按照哪一套规则来“玩”，农民不能不关心，私人粮商不能不关心，政府粮食部门也不能不关心。大家不得不关心的原因，是未来的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各方就要决定使用怎样的策略来求利避害。市场本来就不确定，倘若未来的规则也不确定，大家还不是乱了套?先看政府的粮商吧。路人皆知，这类亦“官”亦“商”的机构，是转型经济里的一大弊端。这倒不是说，粮食部门里的人“良心大大地坏”；而是说，在掌控强制市场权力的同时又要做生意图利，任谁去了，行为也是一样的歪。1995年我白纸黑字写得明白：政府靠这样的官商做稳定粮食市场的“政策工具”，无异于与虎谋皮。前年《财经》引用国家审计部门的权威资料，披露国家粮食系统糟蹋、浪费财政资金达数千亿元之巨，不幸而验证了上述推测。

如果政府摆明开放粮市不动摇，你想这些官家粮商会怎么样？他们也许临终大捞一把，但是因为预期市场游戏规则终究不可避免，“不改革就下课”，出于图利本能，还能够不改革？但是在开开关关的约束下，官家粮商就有了抵抗改革的“诱因”：反正只要粮食市场形势一紧，你政府还得靠我！如此预期之下，改革可就“长期化”了。要不为什么转眼16年时间过去，官营粮食机构的市场化改革刚刚才开始？

转谈民间粮商。在市场间隔式、不定期开关的约束下，民间粮商不是一个都不来参加市场游戏。但是，可观察的现象是：小的来，大的不来；不守规矩的敢来，守规矩的不敢来；要“玩”下去，也只好不守规矩。道理何在？粮食生意要连接农民和城镇消费者，需要相当大的投资。市场开放的时候，人家投下了本钱；政府突然关闭市场，私人粮商用的又不是满不在乎的国有资本，那还不急得要跳楼！所以，市场开开关关之下，最佳选择就是“市场经济游击战”了。否则，我们怎么解释，在时开时关的粮食市场上，“毒米”之类令政府尴尬又头痛的事件如此层出不穷。是商人“利欲熏心”吗？中国人两千年来在自由市场上怎么从来没有买到毒米，而那些改革以来保持持续开放的农产品市场，为什么诸如此类的丑事，相比之下也少之又少呢？

承诺永不关市

所以，我们绝不要闻见“改革”就欢呼。积粮改16年之经验，我们不妨问一问为什么要来来回回地改？为什么粮食市场要时关时开？也是这样的着眼点，令我们对浙江本次改革的一条新经验感兴趣。这条新经验是，不但国有粮食部门与国有粮食企业政企分开，而且干脆向市场出售国有粮食公司的所有权。城市的小粮店，拍卖掉算了（杭州已经成功拍卖了44家，今年将拍卖剩下的108家）；大一点的粮食仓储公司、贸易公司呢？那就股份制加兼并、破产、租赁。记者报道：“到今年9月，浙江全省85%的粮企已经改制。在浙江全省各级粮食批发市场上，从事粮食经营的非国有企业的比重已经占到80%以上。”就是说，计划命令体制日后要卷土重来，“微观基础”已经没有了。

不过，仅仅全盘改制国有粮食企业还是不够，因为历来市场的关关闭闭，是政府所为。如果他日粮食市场“此情危急”的时候，政府要再建国有垄断粮商“队伍”，你说一定搞不成？我相信，还是搞得成。可以在今日拍卖国有粮食公司的政府，为什么他日就建不成国有粮食公司呢？

是的，政府如果他日一定要“计划体制君再来”，我们现在讲什么、写什么也没有用。但是如果政府已经从历史的经验教训里痛定思痛，有意坚持市场经济的国家发展方向，那么现在做点什么，可以防止并不是政府要走回头路，而是各种既得利益集团在特定的市场形势下“迫使”政府重回靠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老路上去呢？

在这个严格的限定下，我以为要在浙江粮改的基础上再加上简单的一招。这就是，在可以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律（宪法是也）里加上一条：政府永远不得关闭市场，永远不得禁止民间粮食交易。我以为，只要加上这一条，政府再建国有粮食公司也罢，对粮食供求施加“宏观调节”（这也许是难免的）也罢，都将无伤大雅。

真诚地希望，再也不要又见粮改。

200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