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所属大学服务中心（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的邀请，作为访问学者在那里进行了两个半月的研究和收集资料工作。离港之际，我最大的感触是，倘若国内的图书馆、档案馆和资料馆都能够办成如该中心一般，那可真是中国学者的福音和幸事了。
解开两个先入为主的谜团
初到香港之时，我心中存在两个疑问：第一，望文生义，“服务中心”大概是负责来访学者衣食住行的接待单位，具体研究工作自然另有部门承担；第二，听在港访问的大陆人说，该中心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创办的，故来此做研究当格外小心，以免再招惹是非。
后来，对于中心历史的逐渐了解，为我解开了这两个谜团。大学服务中心的确是美国人创办的，但与CIA并无任何关系。相反，它的成立恰恰是抵触当时政府对华政策的结果。50年代在美国猖獗一时的“麦卡锡主义”以及朝鲜战争在美国人心中留下的阴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很多对研究“红色中国”感兴趣的人因亲共或通共之嫌遭到联邦调查局审查，致使美国学者谈“共”色变，谈“华”色变。因此，学术界的中国问题研究一直处于低潮。到50年代末，一批有远见的美国学者决心冲破政府设置的种种樊篱，他们认为，不能漠视新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的存在而将其排斥于国际家庭之外，必须开创西方对中国研究的新局面。
然而，在当时中美关系的状态下，要进入中国境内收集资料和开展研究，简直是痴人说梦，学者们便决定在香港设立一个资料收集和研究的基地。经过多番努力，终于在得到私人基金会的赞助下，于1963年建立了这个大学服务中心。从英文Universities的复数状态可以看出，该中心的宗旨是为各大学学者提供服务的。70年代初，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成为该中心的管理和经营机构，并依靠卡耐基、福特、米兰、鲁斯、全国人文等基金会的慷慨解囊，继续使中心担任着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远东大本营的角色。
70年代末，中国的大门渐渐打开。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西方学者直接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和收集资料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了。由此，中心申请资助遇到困难，加上香港租金日益上涨，迫使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1988年做出决定，将该中心迁至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并于1991年正式移交中大。中心主任现为中大社会科学院院长关信基教授，日常管理工作由助理主任熊景明女士负责，大政方针则由一个包括香港及国际学者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决定。
收藏丰富、使用方便的当代中国研究资料库
大学服务中心规模不大，但专业性很强。80年代初，鉴于中心已不再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唯一基地，当时的中心主任John Dolfin颇有远见地提出改变中心的工作重点，即集中人力和财力收集资料、文献。中心转入中大以后，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地方性资料的收集。至今，位于田家炳楼8-9层的中心阅览室已经收藏了大量有关当代中国的中英文图书、报刊和其他统计资料。
除了20000多册中文藏书，5000多册英文藏书，2000多种大陆期刊，80种港台期刊，以及80多种有关中国研究的英文杂志之外，我以为，中心的过人之处在于其收藏完整的地方报纸和地方志，以及各种年鉴。其中中央和各省报纸总计约400余种，大多收藏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的创刊号。以广东省为例，便收藏有《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广东农民报》、《广东侨报》、《湛江日报》、《韶关报》、《佛山报》、《深圳特区报》等凡28种。收集较全的地方报纸还有上海27种，四川10种。此外，尚有全套电子版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以及装订完好的多种文革时期红卫兵小报，可谓“品种齐全”。我在此进行研究时，能够在几天之内搞清建国初期中苏经济交往的概况，即是查阅电子版报纸的结果。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840种各行业年鉴和县级专业志（如粮食志，水利志，教育志等）、1500种由省到村一级的地方志和大量其他统计资料（如历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等），既是中心管理人员引以为荣的资本，更是中心能够吸引各国学者的优势。由于发行渠道阻梗，这种出版物往往印数极少，中心只能依靠自行建立的采购渠道才可辗转收集到这些珍贵资料。例如，贵州省印江县花费7年功夫出版的县志，仅印制了20册，当中心托人询问该县时，只剩下4册了。幸而中心信息灵通，并有私人渠道，才如愿以偿。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地方史料，其实颇具参考价值。我在访问期间，临时接受了韩国国家电视台的采访。当电视编导提出了一个我未曾研究过的问题——朝鲜人迁入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军队中朝鲜籍战士的状况时，我临阵磨枪，立即想到利用中心收藏的东北地方志和人口统计资料及有关报纸。结果，仅用几十分钟便解决了问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类似的感受，同来的访问学者也时有谈起。
实际上，更令读者满意的当属该中心的服务水准和待人之道。我在此没有见到“为人民服务”一类的标语口号，但在日常接触中却深深体会到中心管理制度的目标取向和中心服务人员的敬业精神。凡来此查阅资料的研究人员，无需办理任何手续，也不用交纳任何费用，只是在入口处签个名而已。至于国外学人，不仅不用办理专门申请，中心还可以帮助他们办理签证、安排食宿、聘请研究助理及解决其他问题。这里的所有书报期刊均是开架的，计算机和复印机的使用，以及上网查询资料也完全是“自助餐”，极其方便。熊景明女士麾下只有8名工作人员，从采购到编目，从设备维护到日常管理，工作安排紧凑，井然有序，其效率之高，可见一斑。这里的工作人员除粤语外，都会讲英语和“国语”（尽管目前香港正在推广普通话，但会讲者仍在少数），他们对任何来访者都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我接触较多的露丝、芬妮和小谭，待人热情，服务周到，让人感觉他们就是自己的研究助手。更令我感动的是，身兼数职、工作繁忙的中心主任关信基教授，竟答应以其所长帮助来访学者去市场选购笔记本电脑。
中国问题研究者聚集和交流的理想场所
我在访问期间不仅收集到不少有用的资料，并写出数万字的研究成果，更结识了一批不同专业的各国学者，掌握了许多相关学科的学术信息。这在访问者来说是意外收获，对于中心，则是其刻意营造出来的一种独特的学术交流氛围的必然结果。
除了面对本校和本港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教师和研究生外，中心每年还要接待数十位港外学者，平均每天有三十几位研究者同时在此工作。特别是近年来，中心每年还要资助一批大陆学有专长的研究人员来此做访问学者。有人想到，如果把几十本来中心查询资料的学者登记簿整理出版，就是一部世界各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者名录了。在60-70年代，西方学者聚集在这个位于中国大门口的研究基地，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学术成果，大大增进了外界对中国的了解。据80年代初一份不完全的统计，西方学者利用该中心资料进行研究而出版的学术专著已逾200部，其中不乏业内人士必读之作。此外，也有一些来此访问的学者后来成为各国政府的中国问题顾问或外交官，如澳大利亚首任驻华大使Stephen Fitzgerald和前任香港总督卫奕信（Wilson），都是曾经造访中心的学者。
我即在访问期间结交了一批来自德、日、韩、美、英以及大陆和香港的学者。与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的效果不同，由于中心的精心安排，大家在此可以有充分的时间认识和交谈，而不仅仅是礼节性的寒暄和互换名片。能够有此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心组织学者进行交流的两个特别的传统项目——别开生面的午餐研讨会和“行山”漫谈。
中心每星期举行一至两次午餐研讨会，由中心的客座研究人员或过路来访学者主讲，每次一个专题，均为讲演者长期研究的心得体会。参加者20-50人不等，其中既有本校师生，也有在港的各国学者，还有相关的新闻媒体人士。这种研讨形式颇有益处，专家们会聚一堂，各抒己见，切磋争论，固然各有所得，对此专题感兴趣的业外学者参加讨论或旁听也受益匪浅。由于是利用午餐时间开会，所以既不耽误自己的研究，又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吸取别人长年研究的成果。我对中国粮食政策、农村教育问题、社会团体的发展及其作用以及大陆学者的民主改革思路等专门知识的了解，即得益于这些研讨会。中心还经常在周末组织来访者到郊外爬山，这不仅是工作一周后放松身心的活动，也是学者之间交流思想的好机会。漫谈之中，加深了各路“英雄豪杰”对彼此学科的了解和认识，由此引发的灵感往往不亚于读书所得。
由于北京有事，我不得不提前结束在中心的研究工作。临行话别时，熊景明女士引路登高，俯瞰中大校园，并感慨地谈到，该中心的目标是要办成一所研究当代中国的“海外国史馆”。就这两个多月的亲身体会来说，我相信这决非戏言，也衷心地祝福他们实现自己的宏愿。
发表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