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内生产业结构模型基础上建立一个Ramsey问题模型，研究政府发展战略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且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而升级。政府偏离要素禀赋结构优先发展重工业，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和经济发展的低效。所以，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产业结构升级，而是要素禀赋结构升级。适当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其有效性也受到要素禀赋结构的制约，且应尽可能是整体性、宏观性和跨行业的。
关键词：发展战略；Ramsey 问题；经济增长
作者徐朝阳，经济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讲师（北京100029）；林毅夫，世界银行副行长。
*此文是在徐朝阳博士毕业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研究过程中，巫和懋、龚六堂、白金辉、朱胜豪、李志赟、王勇、张鹏飞、翁翕等人都给予了热情指导，匿名审稿人也提出了宝贵修改意见，作者在此表示诚挚感谢。文中部分数学证明，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一、引言
当今世界各国的收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图1给出了1960年、1980年和2000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各国人均GDP 分布图。该图不仅直观地描述了世界各国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而且证实这种差异在不断扩大。
然而现有的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解释并不令人满意。根据主流增长理论，长期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驱动，而国际收入差距则由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解释。
不过，既然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能够决定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那么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够成功地积累起这些要素呢？因此，正如Acemoglu指出的那样，把一个国家的贫穷归结为资本稀缺以及技术落后，就如同把一个人的贫穷归结为他缺钱。显然，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只是经济增长和国际收入差距的表面原因，在它们背后，一定存在着更本质的原因妨碍着落后国家的生产要素积累，从而阻碍他们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
Acemoglu将可能的本质原因分为四类，包括运气、地理条件、文化和制度。进一步，Acemoglu及其合作者认为，制度才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并解释国际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Acemoglu等人的观点，虽然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但如果关于制度重要性的假设成立，那么就很难解释东亚经济为什么能够摆脱制度上的限制，创造举世闻名的“东亚经济奇迹”。事实上，前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政府基于当时流行的发展战略主动引入和建立起来的。因此，要理解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关键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
林毅夫及其合作者的一系列研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普遍把拥有独立、完整和强大的重工业部门视作一个强国的标志。与此同时，一些主张采用政府干预去发展重工业部门的理论，如“大推动”、“联系效用”、“中心—外围”以及“二元经济”等，也一度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被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视为快速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的灵丹妙药。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将重工业列为优先发展目标，我们称之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本文使用Ramsey问题框架，研究该发展战略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绩效。本文模型包含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个产业部门，两部门产业结构主要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并且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会逐步上升，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内生的过程。然而，如果政府把资本密集型产业看作强国的标志，那么它就有动力超越该国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发展阶段，去扶持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超前发展。为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政府不得不引入一系列的扭曲性政策，将资源从劳动密集型部门转移到资本密集型部门。通过这些扭曲性政策，在一定时期内资本密集型产业当然有可能得到超前发展，但由于资源配置的扭曲，生产要素无法得到有效利用，经济剩余减少，资本积累速度进而经济发展速度甚至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长远发展都会受到严重影响，最终阻碍该国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向发达国家收敛。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时，宜把重点放在产业发展与要素禀赋结构的匹配上，而不宜超越发展阶段过早进入某些行业。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更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发展这些产业，可以提供更多的经济剩余，促进生产要素的更快积累，并带动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从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也就顺理成章。在这种发展战略下，不仅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更快，从长远看，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也更快，水平会更高。因此，本文关于发展战略的研究，不仅可以为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收入差距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同时还可以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国内外一些文献经常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或者外部性等角度，强调产业结构升级的阻碍因素，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扶持某些“先进”行业。但根据一些实证研究，发展中国家很少有显著规模报酬递增特性的行业存在；而不完全竞争行业的存在，则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结果，不是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所以，主张政府优先发展某些行业的观点，或许源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阻碍因素强调过度。本文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的理论探讨，恰好可以为这类争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本文建立在多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基础之上，但我们引入了Ramsey问题框架，研究政府如何制定最优税收和补贴政策去扭曲产业结构。Ramsey问题框架的实质，是将Stackelberg 博弈融合进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将政府政策当作内生变量处理，而且还能体现政府与市场的博弈过程，是宏观和增长理论中研究政府政策的理想框架。不过，Ramsey 问题模型往往很难处理，应用范围十分有限，多用于研究最优税收结构问题。本文首次尝试使用该框架研究产业结构问题。
另外，在传统的Ramsey问题研究文献中，一般都假设政府是一个仁慈的管理者，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显然，这并不符合现实，最近一些研究开始放弃这种假设，本文也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考虑了一个政府偏好不同于消费者的模型。另外，在传统的Ramsey问题模型中，如果涉及税收问题，税收一般是线性的，而在本文模型中，税收或者补贴进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具有非线性特征。应该说，本文模型在技术处理方面更具一般意义，可以为Ramsey问题的应用研究提供范例。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给出本文Ramsey问题的基本框架和模型，求解模型的稳态解，并分析其经济含义；第三部分，构筑一个计划经济模型，并将其与Ramsey问题的结论进行比较；第四部分，用一个数值例子验证模型的主要结论；第五部分，总结全文，给出政策含义，并讨论未来扩展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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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束语
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素禀赋结构升级。现实经济中，发达国家往往具有比较发达的产业结构，而落后国家产业结构一般也比较落后，于是学术界有论者误以为经济发展就等同于产业结构升级，没有认识到产业结构本身是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结构的升级必须以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为前提。所以，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不是产业结构升级，而是要素禀赋结构升级。政府的任何关于经济发展的战略，立脚点都必须放在促进要素禀赋结构升级上面。
第二，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要建立在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前提上。本文建立在两部门产业结构模型基础之上，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个内生的过程，表面上不需要政府的任何干预。但这主要是出于简化模型求解、突出本文重点的考虑，并不代表我们认为产业升级没有任何障碍。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在模型中设置一些产业升级障碍的，此时政府就需要在要素禀赋结构升级到一定阶段以后，适时地采用一些恰当的扶持政策，以促进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不过，在我们的框架下，这些政策不能违背要素禀赋结构的要求，否则产业政策不仅无效，反而有害。
第三，有效的产业政策最好是针对某些具有显著正外部效应的经济活动。本文模型说明，直接扶持某些特定行业，有可能会损害其他产业的发展，并妨碍总体的发展效率。因此，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当尽可能采取一些整体性、宏观性和跨行业的政策，不宜过度微观化，应当把重点放在鼓励科研、人力资本创造和环保投资，以及FDI 等具有明显正外部效应的活动上面；如果某些行业的确需要政府直接扶持，那政府出台的政策也必须适度，要留有余地，举全国之力或者全省之力去发展个别产业不是明智之举。有效的产业政策在不同行业之间应当尽可能不偏不倚，否则有可能出现“压错宝”式的选择性错误，导致严重后果，这越来越成为国内外产业政策研究的共识。
第四，政府最优的发展战略以及产业政策的制定，应当及时体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我们的研究虽然说明发展中国家应当首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绝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应当永远停留在这些产业上面。相反，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发展中国家应当逐步进入更高资本密集度的行业。正如我们过去无法逾越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重化工业发展阶段一样，目前我们也很难逾越重化工业而进入更高资本密集度的知识密集型行业发展阶段。
本文对发展战略的研究，使用了一些简化假设。作为基础性的研究，这些假设具有一定合理性，也是必要的，它为未来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提供了较大空间，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文建立在一个封闭经济框架下，基于内生产业结构理论，这主要是为了突出本文与自由贸易或者比较优势理论等现有文献的差别。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尝试将本文模型扩展到开放经济下，这样就可以研究贸易、国际分工等更广泛的问题，以深化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认识。
第二，本文分析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政策和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打算放弃该发展战略，那么它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去改革并消除以前建立的一系列制度扭曲？是一步到位改变所有扭曲，还是渐进式逐步改变？在什么条件下，什么样的改革方案才是最优的？这实际上涉及经济转型的研究，是发展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课题。
第三，本文关于政府政策的研究，只考虑了税收和补贴一种政策手段。作为初始的基础性研究，这是有必要的，但毫无疑问有些过度简化。在以后的研究中，有必要考虑价格管制、市场准入等更多的政策手段，这样，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各种扭曲性政策的认识，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改革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第四，本文采用了同质代表性消费者的假设，如果引入异质性消费者，例如他们在初始资本存量上有差别，就可以讨论发展战略以及政府产业政策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目前，关于该课题国内外已经有一些实证研究，但缺乏严谨的理论模型，是值得努力的方向之一。
第五，本文模型是一个多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如果考虑一个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同时引入专利保护，就可以用本文的Ramsey问题框架讨论政府内生和动态的专利保护政策。目前增长文献中关于专利保护的研究，多是基于比较静态的分析，专利保护都被当作外生变量处理，无法对发展中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专利保护政策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这也是未来值得努力的方向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