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君：你是怎么想起编辑《佟柔中国民法讲稿》这本书的？

周大伟：首先得感谢北大出版社的蒋浩先生，是他的策划与催促，再度激起了我编辑佟老师讲稿的热情。他是我的好朋友，多年来在法律出版界做了很多好书。他们出版了谢怀轼老师的《民法总则讲要》，就想着把这些民法大家的文章都出一遍，佟柔老师当然是绕不过去的。

另外就是我个人的情怀。我的那篇《谁是佟柔？》虽然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有一定的影响，可还不够。佟老师生前几乎没有任何著作，是典型的“言胜于文”的那种，这在如今很不可思议啊。而我们一代人深受其惠，不把佟老师的精华总结出来是个遗憾。

所以，在蒋浩先生的策划和督促下，我决定着手做这件事情。先是找到了佟老师的儿子，也是现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佟强教授征求意见。他很是支持，不但提供帮助，还在法律上授权我来做，这样我就获得了很有利的条件，可以专心搜集整理了。

赵国君：大致遵循着怎样的思路做啊？

周大伟：你必须熟悉佟先生学说的主要构成在哪里。在那个民法初建的年代，佟老师不仅是学院里讲授民法课程的老师，还肩负着为全国各地培养民法师资的重任，是当时全国民法师资培训班最主要、最受欢迎的老师。而这个培训班在今天看来，是传布民法知识、创建民法学科、统一民法学人的最好舞台。我们说，没有佟老师，大家都散了，说他是民法学界的一个灵魂人物，就是由这儿来的。

所以，我就找到了当时培训班的主要策划人，西南政法的金平老师，他给我了一些资料，主要是佟老师在师资班上的讲稿，我一看，自己也大多都有，然后根据我保存的课堂笔记，两相对照着，再加上搜集到的其他资料，就慢慢梳理出来了。

后来，龙翼飞教授见了书，还对我说：你做了件好事。看来我的辛苦没白费。

赵国君：与一般理解的大家相比，佟老师好像并不耀眼，为什么国内外学人给了他那么高的赞誉。作为知情人，你认为佟老师的主要贡献在哪里？

周大伟：简单地说，佟老师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个是与经济法的精彩论战，一个强调了民法调整的对象是商品经济。这些在编辑手记和序言里都有详细说明，而就这两件事做起来很不简单。

现如今，我们说起民法来头头是道，因为学科的基本框架与内容都已经建立起来了，而佟老的时代呢？一切都是重新开始，受各种影响，关于民法的争论情势并不明朗。比如，民法只是调整公民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吗？是不是如经济法主张的那样，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都不属于民法调整的对象了？另外，关于民法的调整对象、体系与功能到底如何？也很难定论。这些争论除了学术上的分歧之外，最主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没有出现民法得以成长的土壤，国家的经济体制也好，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也好，都刚起步，很稚嫩，许多现在看来常识的市场现象那时都还没发育，甚至没有出现，所有权问题、合同问题等等也不清楚，民法怎么能够说得准？

记得1980年代，我们与港台的法学同仁开会讨论问题，他们说得许多话我们都听不懂，大家在那里假装点头，其实并没有完全听明白。可什么期货、证券、投资，我们这里有都没有啊。

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佟老师坚持认为经济法的不能成立，坚持民法调整的对象是商品经济，其理论勇气在当时以石破惊天来形容都不为过。

再看看他最得意的《民法通则》是怎么通过的吧：一群学者的执著坚守、一次对立学派的绝地反击、一位领导人的重要指示，旷日持久的争论终告偃旗息鼓，这种一波三折的特色里面都有着很复杂的因素在其中。

所以，不仅是法学思想的传布，在立法过程中的立场与态度，佟老师都走到最前面，他是当之无愧的新中国民法的开创者与奠基人。

赵国君：在您看来，佟老师的理论坚持的源头在哪里？

周大伟：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佟老师受的马列主义法学教育，是很正统的。要追溯源头，就是他在求学期间，深受当时的苏联民法权威坚金·布拉都西的影响，以至于有人称佟老师为“中国的坚金·布拉都西”。而布拉都西就是坚决反对经济法的，源头可能就在这里吧。

赵国君：你在记述佟老的为人时，许多细节渗透着民法精神，并且在今天比较遗憾地成了昨日景观，对我们触动也很大。

周大伟：是啊，现在谁还像他那样。讲课费，人家多给了他10元钱，他说是“不当得利”，理当奉还；开会的时候，人家劝他一个会没开完马上去参加另一个会，这在今天是多么的平常！可他还振振有辞：“我们请人家来开会，是双务民事行为，要平等和诚信。你尊重别人，别人才能尊重你。”还有，当我在1983年成为佟柔老师的研究生时，佟柔先生还是个“副教授”。每当人们在外面称他为“佟柔教授”时，他还经常很认真地做出更正：“我现在还是副教授，不是教授”。我们这些学生有时还有些埋怨他过于认真了。

我有时在想：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不把10元钱当钱的今天，在越来越多的头衔开始变得廉价的今天，在人们忙碌的一件事还没有办完就急着去办另一件事的今天，在人们身居要职后和张三握手时目光已经在看着李四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放慢一下大家行进的步履，静下心来怀念一下我们的长者佟柔先生，缅怀一下佟先生的学问和人生，是很有必要的。

赵国君：民法到今天已经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佟先生们的先期努力终于有了收获，依你看，民法的发展前景如何？

周大伟：在学科发展上，基本的框架已经搭建起来了，主要是丰满它的血肉。社会情势千变万化，中国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都为民法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土壤和条件。许多新出现的问题都能够及时地引起争论，这样非常好，只有在不断的争论中才能够发展。

关于民法的前景，应该说，民法的本质属于典型的私法，民法的方方面面浸透着社会生活的常理和常态。相对于公法，我套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幸福的民法是相似的，不幸的公法各有各的不幸！民法就是社会的方方面面，常态社会里的正常之选，不都可以在民法规范里发现吗？

我比较相信近现代以来形成的社会治理解决方案，大到国家，小到社区，从某种意义上说都与近现代民法意义上的商业组织形式有关？比如，议会就如同公司的董事会，市长或总统就如同总经理或CEO，有决策，有执行，有监督，只要这样，组织化生存也好，政治清明也好，都比较接近民法的精神。

其实，也不必动不动就把民法说得博大精深，关键就是那几个核心的价值：人格自由、财产私有、交换平等，关键是做起来难，培育出民法得以发展成长的环境难。

幸好我们正处在由身份到契约的大转型时代，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一定会为民法的发展开创出更有作为的天地！

（原载：“法制日报”2009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