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官方层面常常将中美关系描述成“建设性合作关系”以及“1972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中美两国官员在公开场合都大赞双边关系，并竭力避免涉及双边分歧。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任期内的第一年就实现了访华。
在官方层面，自从“9·11”事件后中国决定协助美国打击恐怖主义以来，中美之间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江泽民主席是最早打电话给布什表示慰问和支持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从那时起，中美关系进入了布什总统描述为“坦率的、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时期。两国在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及核扩散，推进亚太经济合作以及朝鲜问题六方会谈，应对台湾公投倾向等方面，进行了多方位的积极合作。双边关系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强，在全球经济衰退期间更是如此。金融危机加剧了银行业的流动性危机，需要注入更多资本。中国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在支援美国资本市场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出口下降超过20%，这也使2009年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速放缓。出口曾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中国想重新恢复出口规模，那么美国经济的恢复对其具有重大意义。在第一次出访亚洲时，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就强调，美国与中国是在“一条船上”，两国需要通力合作来应对经济危机。
然而，在官方之外，中美关系并不被视为是如此亲密无间的。实际上，中美两国的公众和媒体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却是越来越挑剔的。公众的这种看法与中美两国官方所描述的“正常化以来最密切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什么官方和民众会对双边关系的看法有如此大的差异呢？公众舆论的这种差异会对决策有何影响？
本文希望通过探讨中国崛起如何影响了公众对中美关系的意见和看法，从而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通过研究公众对中国崛起问题的关注，本文指出，当两国需要在政府间以及公众层面深化合作和包容时，公众利益与官方政策却出现了背离。
问题和宣传——一个概念框架
问题（issue）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政治、政策形成以及决策。本文所指的问题是中国崛起。本文研究中国崛起问题如何影响公众对双边关系意见和看法，并日益与官方拉开距离。中国崛起问题涉及和影响了许多相关的问题，包括对他国的经济影响、贸易往来、地区和平以及军事对安全关系的影响等。
“公众”通常指民众以及国内各类的行为体，如工会、环保组织、媒体、商界领袖、说客以及其他的利益团体。本文主要针对公众中的特定一部分，即由媒体、舆论领袖、商界、舆论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他们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影响，也由此能够影响外交政策。在中国，自主的非政府组织（NGO）发展还不充分，因此对政策的影响不大。然而，舆论领袖和各类媒体，尤其是网络，近年来更多地参与到中国国际关系的讨论中来。例如，《环球时报》就是一个以现实主义为导向，以外交政策为主的有广泛影响的报纸。他们更多的是披露和评论国外对中国的讨论或报道。此外，中国媒体也正在寻求走向国际，以便与国外媒体进行竞争进而影响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宣传（publicity）可以影响公众的看法和观点。中国的舆论和媒体领袖们具有一个独特的地位，通过评论及选择性的披露，他们可以影响大量的读者。公共知识分子是近年来逐渐发出声音的另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专注于研究中国外交形象以及海外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由于他们的公共身份和知识水平，他们的专长通常正是各类媒体所需要的。他们在电视节目中对公众进行演讲或发表的文章和评论，可以传播到广大的观众，对公众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的公众舆论在很多方面与其他国家的一样，一般不会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这在中国更加明显，因为政策制定过程一般是没有公众参与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可以无视民族主义情感和呼声。公众对某国表现出的明显的反感也会对本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一定的限制。2001年公众对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反应就加剧了中日双边关系长达数年的冰冻期，其间即使是中国领导人想寻求改善双边关系，也难以有所作为。这一事件给政府上了一课，从那以后，政府注意不再大张旗鼓地支持公众情绪或鼓励民族主义情感的表达，担心这样会使问题失控。
问题：中国崛起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使许多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吃惊，同时也把中国推向了国际政治的前沿。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和崛起中的军事大国，其快速增长的军事强国新角色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以及许多国家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一崛起的大国。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的崛起是对现有国际体系的一种直接威胁，美国更是这样认为。美国的看法值得进一步分析，因为中国的崛起可能影响到中美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
中国经济的崛起，与其自明朝中期以来逐渐的衰弱相比，是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发生的一件突然而惊人的事件。过去的30年，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是世界发展最快的一个经济体，大多数时间里增速都达到了两位数。尽管从购买力平价来看，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名义GDP方面来看，中国在2004年超过了意大利而位居世界第六。之后于2005年超过了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了德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经济学家黄朝翰在2009年指出，中国的GDP是4.8万亿，正在接近日本的5万亿。由于日本经济快速的衰落（2009年第一季度下降4%），中国有可能在2010年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之前的预测提早了数年。
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引来了众多的赞许、困惑、怀疑或警觉。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乐见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进步，并且也从中国的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中获益，但他们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具有不同的看法。有些对中国新近积累的财富如何使用表示担忧，有些对所谓的“和平崛起”心存质疑。“和平崛起”最开始是由中国官员提出的，目的是为了打消人们对后起大国必然会挑战现有世界秩序的担忧。中国的崛起带来了很多的质疑，从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中国在全球变暖中的作用，到中国对资源的争夺导致了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在一片赞扬、质疑和疑虑的声音中，很少有人换个角度来看待中国崛起问题。与19世纪的德国不同，中国曾经是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在1820年时，中国的GDP就已经占到了世界的32.4%。今天，即使GDP总量巨大，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基数大，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2002年才突破1000美元，2006年中国人均GDP只有2010美元，排名世界第129位。
然而，针对这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美国人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焦虑和迟疑。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对手，认为她会继续攫取自然资源，并推高原材料，尤其是能源的价格。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美国就中国崛起这一问题的争论不断升温。这场争论的灵感来源于历史上德国崛起后的强权政治。争论最初集中在中国的能力及崛起后的去向。之后出现的许多刊物和报告，认为中国威胁是实际存在的，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公众的这一争论，使布什政府中的那些试图把中国描述成敌人，并要求采取遏制手段的“新保守派”得以大行其道。然而，这一遏制政策不久就被2001年“9·11”之后的反恐问题上的合作政策所取代。从那之后，美国政府不再支持“中国威胁”这一说法，其制定的对华政策也并不是基于这一威胁的。官方对中国的看法与民众对中国的持续担忧拉开了距离。
面对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个反论点以消除所谓的中国威胁。中国指出，其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对任何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和平崛起这一论点首先是由资深的外交政策顾问郑必坚在2003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的。郑必坚指出，历史证明，任何一个试图以武力来寻求对外扩张的崛起中大国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因此中国不会重蹈其覆辙。相反，中国会寻求一种新的发展道路，即在和平的世界中实现和平崛起。一时间，中国的外交官和媒体利用每一个机会向国外宣扬其和平崛起战略。
美国有一些新现实主义思想家和一些舆论领袖相信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对美国的全球利益构成了明显的和现实的威胁，而中国的这一和平攻势似乎并没有使这些人信服。尽管如此，公众似乎对这一危险并没有那么在意。一个针对中国和印度崛起的公共调查显示，只有3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会在未来十年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这比担心来自于低工资国家的经济竞争的公众（32%）稍微高了一点。当被问及美国所面临的潜在威胁时，他们认为国际恐怖主义、不友好国家掌握核武器、艾滋病、禽流感、能源供应中断、全球变暖，排在中国威胁之前。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政府一直努力想要减少公众对中国威胁的担忧，但持这一观点的美国人一直存在，甚至在过去几年中出现了小幅的增长（2004年这一比例是33%）。
在中国有很多人认为，所谓的“中国威胁”只不过是西方试图阻碍中国崛起的一个借口。很少有人真的认为中国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实质性的军事威胁。恰恰相反，更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往往认为这一论调就是要遏制中国崛起。他们相信提出这一问题的美国人就是为针对中国的新遏制政策找一个借口。皮尤的调查结果显示，有差不多一半的中国公众、舆论领袖和商界领袖相信，美国是在试图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强国。
当涉及对彼此的印象时，调查显示了一些突出的相似点和差异。针对中国公众对美国的印象，41%的受访者持有较好的印象，13%的人认为美国是伙伴，34%的人将美国视为敌人。两国民众对彼此持负面印象的人的比例与前面的调查结果基本相同。皮尤的发现得到了百人会在2007年作的一份调查的证实，该调查显示，多数人（52%）对中国持有好的看法，45%的美国人对中国印象不好。
有趣的是，这份调查也显示了民众与以商界领袖和美国国会议员助手为代表的精英之间的不同。该调查发现，不仅是精英与公众的看法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而且精英对公众就彼此的看法也存在着明显的误解。调查显示，美国国会议员助手表现出了对中国更不好的意见，而公众中收入较高的比低收入者对中国的印象更负面一些。白种美国人通常比西班牙裔或非洲裔美国人对中国印象更差。在中国，舆论领袖和商界领袖比公众对美国的态度要积极一些。那些高收入和高学历的人对美国印象更好。有意思的是，调查发现共产党员（74%）比那些非共产党员（60%）对美国的印象要更好一些。
这份调查还显示，美国精英低估了民众对中国的好印象，而中国精英高估了民众对美国的印象。73%的美国商界领袖和86%的国会议员认为美国公众对中国印象不好。但是调查却发现只有45%的人持不好的看法，而大多数（52%）的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在中国，91%的商界领袖认为中国公众对美国具有正面看法，而实际上，26%的公众对美国持有负面印象。
一个军事大国的崛起
与经济的崛起不同，中国的军事崛起就没那么引人注目了，大多时候是隐秘但却稳定而缓慢进行的。我们可以大致将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改革期间的军事发展分成两个阶段。在经济改革的前期，军事发展被放在了次要位置上；国家预算中军事发展并不在优先考虑范围。在改革的后半段，中国才开始重视军事的发展。中国每年的军费开支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军事实力。中国军力的快速崛起也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的军力，又如何与这样的中国打交道。
在美国许多的军事和情报观察家看来，中国的崛起与其军事实力的增长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公布的数据显示，其军事预算从1996年的72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08年的4178亿元。西方的观察家一直认为，中国这一数据省略了大量的可支配收入，并不能反映真正的军事预算。而他们的估算与此有很大的差距。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中国2008年军事相关的总开支是1050亿美元到1500亿美元之间（按2007年价格和汇率计算）。这一统计得出的中国军事开支是中国公布数据的2倍到2.5倍之间。 而中国，将这一报告视为美国国内政治的产物，它不会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其真正目的是要影响公众对中国的态度。
即使是针对同一份中国的数据，两国对数据的关注重点也是不同的。美国最为担心的是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和发展趋势。例如，中国公布的2008年的军事预算是4178亿元人民币，比2007年增长了17.6%。从1996年到2008年，中国官方实际国防预算平均增速是12.9%，而GDP的增速是9.6%。兰德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这种发展趋势将会使其军费开支在2025年超越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另一方面，中国想要指出的是，从1996年至2008年，其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是从1.01%到1.42%，近年来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甚至有所下降。
五角大楼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中国军事潜力的看法。中国军费开支的快速增长促使很多美国人将其视为美国全球利益直接或潜在威胁。百人会在2007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感到越来越不安，四分之三（75%）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日益崛起为一个军事强国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或潜在的威胁，而2005年持这一观点的美国人占66%。但是多数美国人还是将中国视为潜在的而非严重的威胁。担心会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人还是占少数。美国广播公司与华尔街日报在2001年4月所做的调查（当时正值中国释放了其扣押的美国飞行员之后的高度紧张时期）显示，只有43%的人表示他们非常或相当担心“在未来的5年内美国可能会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另一份调查显示，只有17%的美国人担心中国已经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
强调中国威胁的人，主要来自军界、情报界和保守的智囊机构。他们指出，中国目前一直保持着军费开支两位数的增长，从俄罗斯购买了先进的战斗机，并正在建造航空母舰致力于打造一个蓝色海军战略。他们担心中国的军备建设不仅会挑战美国在东亚的战略优势，而且会对台湾安全形成直接的威胁。
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实力，可以改变美国对东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态势。在海军联盟海洋航空航天博览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上将指出，中国正在重点发展海军和空军实力，就是针对美国海军的。中国大力宣传的海军成立60周年的庆典展示了093型战略核潜艇（最新的094型没有展示）。国际观察家们认为，中国急切地想加入到一流海军强国的行列，并为此制定了一个蓝色海军战略。然而，也有人认为中国的蓝色海军战略更多的是出于对美国主导东北亚的惧怕，而非是要与美国竞争或挑战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然而，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崛起为军事强国将不可避免地对美国形成挑战。他们认为发生在南中国海和黄海的两次小规模冲突就是例子。认为这两起事件表明，中国有意愿在她决定合适的地方与美国交锋。这就预示着中国有一天会挑战美国的全球利益。而中国则不这么看。这些事件并不意味着中国将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而只是中国政府将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担忧，使美国了解到中国将保护其核心利益。
将中国视为威胁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中国针对台湾的军事实力继续增长，将使美国还来不及对台湾的军事卷入做出反应，中国就已经先发制人，以闪电般的进攻，将台湾拿下。截至目前，美国对台采取的一直是维持台海现状的模糊性战略。这一战略基于棱模两可，不清晰政策之上，因为美国从来没有公开表态如果台湾面临被大陆军事接管的危险时，美国是否会军事干预，解救台湾。这只是一种威慑政策，认为如果美国有能力和意愿实施干预，中国将不会冒与美国开战的风险。然而，这一军事威慑对长期军事行动才会有效。如果在美国实施有效的军事救援之前，中国能够以快速和压倒性的军力占领台湾，那么这一威慑的有效性就会降低，军事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和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中国就具有了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的发言权，而不需要看美国的脸色。
而美国的民众，对台湾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大多觉得美国不应该为了台湾而与中国进行战争。19%的美国人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冲突看成是对美国核心利益的重大威胁。相比之下，38%的美国人认为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和冲突是主要的威胁。基本没有美国人对与中国的军事对抗表现出任何兴趣。只有少数人支持在中国寻求军事解决台湾问题时美国应该进行军事干预。32%的人赞成在中国攻击台湾时动用美国军队，这也是美国公众在世界6个热点地区对政府可能动用兵力的支持率最低的一个。
另一个研究证实了前面的发现。在美国，不到三分之一的公众、商界和舆论领袖认为美国应该站在台湾一边进行干预，60%的人认为不应该。在美国商界和舆论领袖中，认为如果台湾当局宣布独立而导致军事冲突，美国应该提供军事干预的人自2005年以来明显减少。公众看法的改变反映了中国民众对中国海峡两岸关系乐观的看法。多数中国人认为，随着两岸交流的扩大，台湾问题最终将会以和平统一的方式结束。多数或大量的中国公众和精英对台湾问题的未来是持乐观态度的，认为这一问题正向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
经济相互依存问题
中国的崛起进一步影响了本已复杂和相互依存的中美经济关系。还从未有一对双边经济关系是以合作、冲突、相互依存以及日益扩大的经济利益分歧为特征的。从对美国市场、资本和技术的单方面依赖成长为美国的经济伙伴，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国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拥有众多位列财富500强的公司，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对中国来说，美国仍然是其商品最大的外部市场，美国公司占外国对华直接投资中的很大份额。中国外汇储备的约60%都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
双边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不仅产生了经济互补性，也带来了竞争性焦虑和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人担心中国经济崛起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影响。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对美国债务的融资保障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的低利率，而日常消费品的廉价进口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通货膨胀，使大量的消费者受益。虽然美国人已经越来越习惯于低利率和低价格，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也对贸易依赖和关系其未来生活的制造业就业机会流失的问题感到越来越不安。他们中的一些人难免会对中国持有戒心或指责中国抢走了他们的工作。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现在有7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经济将会增长到与美国相近的规模，两年前持这一观点的人占60%。这份调查发现，大量的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将超过美国表示担忧，42%的人认为这“主要是负面的”，51%的人认为这一经济增长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只有6%的人认为这“主要是正面的”。
多数的美国人对中美贸易既有矛盾又有担忧的心理。双边贸易加深了经济的相互依赖。美国市场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而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加拿大的美国第二大市场。由于这种贸易关系，美国多年一直存在贸易赤字问题，尽管实际的赤字额还存在争议。依据不同数据得出的结果会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例如，中美两国就对美出口额的统计数字在2001年差了480亿美元，2006年差了1020亿美元。
美国人最关心的是贸易赤字和失业问题。他们大多担心贸易失衡的影响。虽然他们想要降低中国的贸易壁垒，但大多反对扩大与中国的自由贸易。调查显示，67%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在进行“不平等贸易”，与2006年58%的相比具有明显的增长。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反对笼统地降低贸易壁垒，即使是中国采取有利于美国商品的互惠政策，美国人还是抵触降低对华商品贸易壁垒。调查显示，多数人（56%）反对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相比之下，大多数（66%）的中国人赞同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与中国人相比，当将贸易与创造就业和就业保障相联系时，美国人表现出更多的疑虑。调查发现，73%的中国人赞成国际贸易，认为这有利于在中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大多数的美国人（60%）说国际贸易不利于在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67%的人认为国际贸易不利于保障就业。他们中的很多人指责与中国的贸易减少了美国的就业机会。41%的人将中国抢走了就业机会看成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问题。然而，国会议员助手中只有12%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影响了美国公众对其就业保障的看法。2007年6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是一个严重的或潜在的危险，2005年这一比例是60%。美国人对由于“外包”而造成的工作机会流失也更加警觉。75%的美国人指责中国造成了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在那些认为是中国造成了美国就业流失的人中，多数认为美国不应该将制造业外包给中国，即使这意味着美国消费品价格的上涨。相比之下，中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经济未来几乎或完全不构成威胁，约有三分之一的商界领袖认为中国可以成为符合美国经济利益的伙伴。美国的一份研究表明，中国现在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也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从2000年起，每个州的对华出口都有所增加，有些接近，甚至超过300%。
这一份研究也试图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指出，在日本、台湾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将生产移往中国大陆，因此之前从其他东亚国家公司出口的产品现在都在中国生产了，这是导致美国对华赤字的一个原因。这增加了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而减少了美国对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赤字。其次，中国所谓的制造业实际上就是加工或把从美国等国进口的材料和元件进行组装，因此中国的实际贸易价值是误导性的。此外，中国的出口产品多是劳动密集型的，简单的家用电子产品，其利润空间非常小。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多数产品都是在比较低端的商店出售。中国领导人常常说，中国要出口7亿件T恤衫才能从美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中国与美国经济的互补性要远远大于竞争性。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多是高技术、高利润的产品，而出口的消费品多是低利润和高劳动投入的。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拥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所处的地位很微妙：一方面，中国对双边和全球金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其巨额的储备保值。美国财政部的报告指出，中国持有将近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超越日本而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在美国投资的计价资产达到了1.2万亿美元。在现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美国政府要向华尔街和银行投入更多的资金，并且其财政刺激计划也需要更多的贷款，这就意味着美国需要中国继续对其进行债务融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责被加强合作的呼声所淹没。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任内首次访华谈的不是人权问题，而是争取使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即使有些人希望人民币继续升值，但盖特纳单方面是很难提起这一问题的，因为美国还需要在解决其金融和经济问题时中国给予合作。这一问题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在美国从现在的经济风暴中恢复过来后再提出。但是现在，经济的相互依存将会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前进。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保证其巨额外汇储备的价值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尽管公众还不了解其辛苦赚来的外汇被用来为美国提供债务支持，从而为美国人的低贷款成本提供了补贴，但是在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及网络上批评中国政府对巨额外汇储备管理不善的声音不断高涨，有些人甚至主张将这些钱还给人民。由于民众就此问题的担忧，政府官员公开表达了他们对美国金融政策的关切，并呼吁用其他的货币代替美元做储备。温家宝总理曾致电美国官员，希望美国为金融体系提供支撑，并激发外国投资者对美元计价资产价值的信心。政府也采取措施使其持有的储备货币更加多样化。尽管政府采取了预防性措施，但公众和政府官员都知道，购买美国国债仍然是最好的投资方式。就在最近，中国还加速购买美国国债，并转换成了另一种美元计价资产--迅速卖掉政府支持的企业，如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务来买国债。中国还减少了长期国债的购买，而买入更多的一年期或一年期以下的短期国债。
看法的分歧和政策含义
这些数据总体上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经济崛起是欢迎的，并且希望中国成为维护国际体系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但同时，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影响，外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带给中国公众的不安都在日益增长。对民意数据的分析表明，在中国和美国，公众和政府在双边关系上的想法开始背道而驰。
美国公众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与政府经济政策出现了分歧，而在中国，公众对美国表现出的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政府追求的建设性的、合作性的、全面的对美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对彼此的看法上，两国的公众与精英也有所不同。但更明显的是，两国的官员都错误地判断了公众对彼此国家的看法。
在美国军事卷入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军事冲突可能性上，官员与公众也存在分歧。两国民众对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要比官员更加乐观。中美之间军事交流的建立反映了美国公众更倾向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而非对抗。奥巴马政府正在寻求通过建立定期军事交流和对话机制来建立互信，相信这样的机制是避免像“南中国海事件”这样的军事事件的最好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维持台海现状的模糊战略可能使美国能够在不违背民意的情况下维护美国利益，但它能持续多久？这一战略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容忍美国对台军售。近期，在奥巴马对台军售后中国暂停了对美军事交流，这也许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正试图改变军售问题的游戏规则。
民意的分歧是问题和宣传的作用结果。问题很重要，因为问题会影响利益、观点和立场。中国的崛起已经对中美关系中的很多问题领域产生了影响。民调显示，美国人担心的是贸易赤字、对华投资、外包和就业保障，而中国人也担心就业和美国的贸易壁垒。然而，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似乎更多地从与自身相关领域（如就业保障问题），而不是国家的角度出发。这就是为什么较少的美国人担心所谓的中国威胁，而更多地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忧虑和不安。因此，多数的美国人希望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来保障国内的就业。相反，对外国尤其是美国如何对待崛起中的中国问题，中国公众既有民族主义情感又有个人问题的担忧。中国公众担心西方对其出口所设置的贸易壁垒，进而会带来失业问题。当他们认为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民族问题进行不公正报道时，也会表现出民族主义情绪。
舆论领袖和媒体对问题的报道宣传也很重要。宣传不仅会加强公众对问题的认识，它也会将问题放大，强化某些观点，影响公众对某一问题的立场。一般来说，中美两国的公众对外交问题都不是特别关心，但他们通常会注意媒体报道和舆论领袖讨论的那些外交政策。公众都是从报道中来加强对彼此的了解，因此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过筛选、挑选，有时甚至是偏见的报道、观点和评论。从海量的信息中选择哪些作为关注的重点，媒体通常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常，公众不可能通过媒体以外的方式获取关于某个外交问题的更深入的信息。因此，通过向公众披露某些问题或报道某些新闻，媒体就可以影响人们对某些问题的认识。由于缺少深入的了解，公众常常就会接受专家的观点和判断，接受对某一问题的特定立场。
在关于中美关系的问题报道上，公众严重依赖电视节目、专栏文章、评论、研究中国的学术刊物和各类媒体、舆论领袖的报道。早前的民调显示，美国人一般对中国崛起持更积极的看法，但近年来，持乐观看法的美国人数开始下降。同时，对中国的批评开始增多，有时是“美国媒体和舆论领袖严厉地抨击中国”。美国的报纸、社论或电视节目充满了关于中国有毒食品、铅污染玩具和中国间谍的报道和观点。CNN形势研究室的杰克·卡弗蒂将中国产品定位为“垃圾”，将中国官员称为“一群暴徒和恶棍”，不了解情况的读者或观众很容易受这些节目的影响。
由于媒体的曝光，人们更多地了解了与每个主要贸易国相关的由全球贸易的快速扩张所产生的食品和产品安全问题，无论是疯牛病还是口蹄疫。中国例子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媒体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报道中国。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中国间谍网”。《纽约时报》第一个报道了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研究中心声称，他们发现了一个以中国为基地的、分布广泛的网络间谍网，他们已经渗入到世界各地的电脑中。在这篇报道之后，路透社、英国广播公司和华尔街日报这些西方媒体相继报道了类似的事情。华尔街日报在头版文章中声称，中国的间谍网已经渗入到美国的权力机构中。随后，该报又暗示说中国的网络间谍已经侵入五角大楼3000亿美元的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结果，中美两国都否认了这些报道。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否认中国网络间谍网的谣言，认为这是中国威胁论的变形。另一个发言人刘为民说：“这篇报道是他们近期媒体和宣传战的一部分。”五角大楼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发言人也否认了华尔街日报关于F-35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的安全遭到破坏的报道。
中国公众对国外的负面报道尤其是那些触动民族自豪感的事件的负面报道非常敏感。针对国外对2008年3月15日“西藏骚乱”的报道，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首先是中国媒体谴责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不公正和片面的报道，随后网络博客上开始对某些国外媒体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例如，新华社的一篇文章就指责CNN截取照片将骚乱的真实情况扭曲。马上就有人建立了一个反CNN的网站“anti-CNN.com”，号召大家进行签名。一首名为“做人不能太CNN（Don‘t be too CNN）”的歌曲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流行起来。通常在所谓爱国主义行动中，公众常常不能将某一特定事件与新闻机构区分开来，并简单地将这类报道统称为“西方的偏见”。
对彼此的看法也会加强这种偏见和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公众尤其如此。南中国海的军事对峙在中国引起了媒体的重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一事件，并谴责美国在中国领海进行情报搜集活动，肯定了中国渔船靠近美国船只航行的正当。然而，当俄罗斯边防舰艇开火击沉中国一艘货船时，中国媒体却表现得相当克制。最近有一本名为《中国不高兴》的书就反映了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和舆论领袖希望通过外部强国对待中国的方式来唤起民族义愤，进而重新获得中国的荣耀和国际地位。作为对西方偏见的回应，还有些政府官员、媒体、商界、公众正合力推动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运动。中国公众将西方关于“西藏骚乱”、“奥运火炬传递”和“婴儿奶粉”事件的片面报道归因于中国媒体在海外的“声音微弱”。中国的许多精英认为“话语权缺失” 是导致“抨击中国”的原因。这一运动就是要提高中国的声音，在国际媒体舞台上与外国媒体就影响力展开竞争。
这种官方与公众看法的分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国的决策？到目前为止，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民众的负面看法影响了政策和双边关系。如果有的话，就是两国政府采取了更加积极和建设性的步骤来改善贸易，各类交流项目和沟通。多年来，美国一直不愿提供给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如核技术。最近，即使是在主流报纸上出现了中国间谍网等报道，美国政府仍与中国达成了一项协议，为军民两用技术商品贸易项目的落实扫清了障碍。同样的，两国政府都试图淡化在南中国海和黄海上发生的中国渔船靠近美国海军监测船的事件的影响，即便两国主要报纸都将这视为重大事件。“黄海事件”刚一发生，奥巴马和胡锦涛就立即通过电话，重申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和战略对话的必要性，而没有提黄海对峙。两国政府的冷静克制表现与公众更加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从两国政府与公众的意见分歧中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首先，尽管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经济后果感到担忧，但赞成中国威胁论，至少是军事意义上威胁的人却很少。因此决策者可以与中国展开长期的战略对话，寻求进一步的军事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面对国外媒体对中国的抨击，中国公众表现出更多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可能会限制中国政府与美国展开全面的合作。
其次，公众对经济问题，尤其是与就业相关的贸易和投资问题的关切，将会决定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广度以及对彼此的经济政策。在破产谈判中，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成功迫使通用汽车管理层与政府的谈判代表放弃进口中国小型轿车，以此来换取工会的让步，就反映出了工人的担忧与影响力。
第三，两国的媒体和舆论领袖在公众对彼此的看法上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媒体和舆论领袖对“西藏骚乱”和奥运会期间西方媒体的片面报道的指责直接导致了争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应有发言权的民族主义和公共运动（主要是网络上）的发展。这可能会成为中国政府争取提高国际事务的发言权的一个潜在力量源泉。
第四，美国公众基本没有兴趣对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争端进行军事干涉。缺少民意支持就限制了美国政府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发生冲突时的选择。对美国来说，为台湾提供台海军事决战时的安全保障政策要更加困难，除非奉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由于缺少公众支持，美国还会面对日益增长的中国要求停止对台军售的压力，这也是中国对美政策长久以来的一个目标。
结论
拿破仑曾说过，当中国醒来时，整个世界将会为之震颤。中国自20世纪后期惊人的经济崛起并没有震动世界；相反，中国的崛起是在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框架内发生的，而这一体系也是在二战后美国领导下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演变来的。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曾在多个场合声明中国愿意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崛起，将不会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虽然美国官方普遍对中国的经济崛起表示欢迎，但两国的公众就中国崛起对许多问题的意义与官方存在着分歧，如贸易保护主义、就业保障和军事关系。
民众看法与官方政策在影响中美关系的许多问题上的分歧，虽然滞后于官方关系，但会影响中美关系。而如今，中美两国比以往更需要就稳定国际金融体系、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减缓全球变暖问题进行不仅在官方，还有公共层面上的合作。公众舆论的分歧不但会影响当前的政策，也可能会对中美建设性的、合作的、全面的双边关系的发展程度产生制约。（翻译/刘红叶）
（刊于《领导者》总第35期（201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