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中国革命历史画卷中壮丽的一页。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有部分红军将士在战斗的空隙坚持写日记，真实地记录了长征途中的重大事件、重要战役、行军路线、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以及红军将士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成为伟大长征精神的历史见证。这些日记也是研究长征的重要历史文献。近读时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和时为红一军团第三师第一团总支书记肖锋的日记，有两个问题感受颇深。

减员与“扩红”：长征前期的两种情况

中央红军从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时，总兵力为8万余人。其中红一军团19880人，红三军团17805人，红五军团12168人，红八军团10922人，红九军团11538人，军委纵队(即红星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即红章纵队)9583人，总计86789人。(中革军委《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之据》，1934年10月8日)对于这个数字，学术界并无不同意见，但许多关于长征的著述在讲到中央红军湘江之战的损失时，基本上都是这样表述的：“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与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是长征以来最紧张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广大红军指战员虽英雄奋战，但由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指挥，使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这样的表述给人的感觉是，中央红军这5万余人的损失，基本上是湘江之战造成的。

其实，在湘江战役之前，中央红军就有较大的减员。近年来，经党史研究者考证，在突破敌人的前三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已减员2.2万人。具体的减员情况是：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减员3700人，突破第二道减员9700人，第三道减员8600人。(石仲泉《长征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湘江之战红军损失3万余人，其中尤以红五、八、九军团损失为重，红八军团由出发时的10922人减至1000多人，红九军团由11538人减至3000多人，红五军团损失一个师。主力红三军团伤亡4000多人，红一军团损失亦不小。湘江之战的损失，加上突破前三道封锁线的减员，至此，中央红军共减员5万多人，尚有3万多人。

长征减员分战斗伤亡减员和非战斗减员两种情况，战斗减员主要是湘江之战造成的。毋须避讳的是，由于严酷的斗争环境，部分干部战士因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而离开红军队伍，所以部队减员中有相当部分属于非战斗减员。中央红军经过前三道封锁钱时，基本上是顺利的，战斗伤亡不是很大。党史专家石仲泉在其《长征行》一书中曾这样写道：“蒋介石为防堵中央红军离开江西苏区设置的第一道所谓‘钢铁封锁线’，中央红军只打了五六个小仗，用四天时间就全部突围出去。蒋介石令粤军和湘军，在湘粤赣边的汝城、仁化、乐昌(仍属大庾岭区域)间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从11月1日至8日全部突破，没有经过激烈战斗，进入湘南粤北地区。为堵截红军从湘南到湘西，蒋介石又令粤军和湘军，在沿粤汉铁路湘境的郴县至宜章间，设置第三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也没有打什么大仗，从11月8日开始至15日全部突破。”

既然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总体上没有打大仗，可全军减员却达2万多人，这其中，除了一部分属于战斗减员，还有一部分因国民党飞机轰炸伤亡，以及伤残病留在当地外，有相当部分是掉队、逃亡造成的。承担大搬家物资搬运的中央教导师，“从一开始部队的思想就比较混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怀疑和谣言，逃亡现象每天都在发生，增加了部队行军的困难”。(《红军长征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并且“出发1个月来，教导师没有参加什么大的战斗，光是逃亡、掉队、伤残病等非战斗减员已达三分之一之多”。该师是1934年8月底由各县独立团和游击队组建而成的，直属中革军委领导，下辖3个团，约6000多人。这就意味着长征仅一个月的时间，中央教导师非战斗减员即达2000余人。

关于长征前期非战斗减员的情况，肖锋和陈伯钧的日记中都有不少记载。肖锋在1934年11月8日的日记中说：“战士报告，彭营长不见了。他是湘南宜章人，乡土观念重，据分析是回家了。他和我关系还好，昨晚把三千元苏区票子给我，我还以为他是交党费的，没想到他要回家。怪我太不警惕，未能挽救他。”(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11月16日的日记：“一路五名新兵开了小差。机枪连扩红八名，掉队四名。”而陈伯钧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也不少，如1934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说：“是夜因渡河组织仍不十分严密，秩序较乱，所以三十七团落伍仍然不少。这几天开小差的全师计三十三名，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陈伯钧日记(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0月31日的日记说：“这几日逃跑现象最为严重，前后计三四十名。”11月5日的日记称：“近来落伍人员太多，有真正失去联络的，有借故掉队的，不一而足，对我之行军计划真是莫大障碍。”11月6日记载：“昨日各部逃亡现象极为严重，特别是第三十八团有两名竟拖枪投敌。昨晚，由陈云同志负责检查了一下，认为发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第一，政治动员不够;第二，对反革命斗争不深入，特派员工作及政治机关对肃反工作的领导均差;第三，连队支部工作不健全等。”11月11日又载：“(第三十七团)一营代营长李发长政治动摇，有反革命企图，决定撤职逮捕送保卫局。”

可见，在中央红军长征初期，一路开小差、逃亡等非战斗减员占了一定的比例。对于这样的问题，有关长征史的著述很少提及，其实，这才是历史的真实。正如肖锋日记所言：“工农分子来当兵，是拿着脑袋搞革命。”革命高潮时，投身革命队伍并不是一件困难之事，当革命遇到挫折时，一些人经不住严峻考验，也属情理之中。红军战士多是刚刚扔下农具的农民，农民有着极重的乡士观念，红军长征离开根据地后意味着离家远了，一些人脱离红军队伍也就难以避免了。于是，肖锋在其日记写下了这样的感言：“搞革命真不容易，有的人吃不得苦，有的人一心牵挂父母妻儿，这些人就干不了革命。”正因如此，那些始终留在革命队伍中，走完了漫漫征途的红军指战员，和那些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烈士，更加值得后人尊敬。

减员的同时，各部队也采取各种方式动员沿途工农群众参加红军。这一点，肖锋日记中有许多的记载。如肖锋在1934年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湖南人民比较了解红军的处境，地方党很体会红军遇到的困难。这几天每到一地，群众积极支援红军战斗，许多工农踊跃当红军，每个连都扩大了新战士。”此外，据杨尚昆回忆，红三军团占领宜章县城后，“扩大红军四五百人”。(《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有扩红任务，也不是所有的部队都能扩到红，而肖锋所在部队属于前锋，扩红相对容易一些。尽管如此，整个中央红军一路上扩红的数量不会太少，所以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减员人数恐怕就不是学术界统计出来的2.2万人，或者说湘江战役时中央红军的总兵力恐怕要多于6.4万人。因为这两个数字都没有包括沿途扩红的人数。

在革命遇到困难时，沿途有如此多的劳苦群众参加红军，恰恰说明红军是正义之师，是劳苦群众自己的队伍。这也是中国革命虽屡遭挫折，但革命队伍最终不断壮大的根本原因。不须说，沿途参加红军的“多数是没吃没穿的苦孩子”。(《肖锋日记》)

长征初期失策的“大搬家”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可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将这次战略转移当作是一个根据地到另一个根据地的大搬家”。(石仲泉《长征行》)在延安整风时，作为错误路线主要执行者的博古曾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西去。”(《杨尚昆回忆录》)长征出发前，为刚成立的中央教导师派出3000多人到中央机关及直属兵工厂、印刷厂、医院等单位帮助捆机器，作撤退的准备，经过两天两夜晚的紧张工作，整理出了一千多担物资。当时，凡是能带走的东西都带上了，大到印钞票的石印机、军工机器，小到卫生便盆。有的笨重的机器要20个人抬竟然也带上了。为了不使这些家当丢失，战斗部队分成前后左右加以保护，主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新组建的第八、第九两个军团作为两侧保护，殿后的是红五军团。这几个军团前后左右保卫着庞大的中央两个纵队作甬道式的前进。这样，“使能征善战的部队，像是抬着轿子的轿夫，只起着开路和掩护作用，丧失了寻机击敌的主动性”。(《杨尚昆回忆录》)

两个中央纵队的主要任务是搬家。其中，中央教导师6000多人作为中央纵队的第二梯队，抬、扛、挑着600多件大小不等的担子。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据时任中央教导师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的裴周玉回忆：“这些担子，有用稻草捆绑的机器部件，小件的三五个人抬着，大件的要十来个人才能抬得动;有用青的、蓝的、灰的、黑的、绿的各种破布包扎捆绑的各式大包裹，战士们用肩扛或用扁担挑着走;有用锡铁皮、木板或竹片制作的各式箱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走。这些东西夹在队伍中，弄得队不成队，行不成行，拖拖沓沓，全师拉了足有十几里长。”(《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特别是进入五岭山区后，队伍拥挤不堪，有时每天才走十几里或二三十里。彭德怀曾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黎平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将此时还剩下的400多担物资全部破坏丢弃，当部队打开这些包裹箱时，这才发现“里面有印刷机、修理器械，还有许多没有用的废旧的枪支、枪托、枪柄、子弹壳、铁锤、钢条、蜡板、铁球等等，最可笑的竟还有笤帚、擦机布、破工作服、烂手套”。(《红军长征回忆史料》)

由于敌情严峻，部队只能夜间行军，走的又多是小路、山路;8万多人的庞大队伍中，竟有1万多人是没有战斗力的搬家队，而主力部队的任务又是保证这支搬家队不受损失，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就可想而知了。对此，陈伯钧在其长征第一天的日记中就写道：“本来十七时许即应出发，但因第三十七团过于延长时间，以致十八时以后才开动。结果迟延了一两点钟，耽误了时间，阻塞了后梯队的前进。这真是迟钝的罪过，是夜经过十二小时的时间才到宿营地仓前。因路碍及行军组织较差，落伍人员较多，部队较疲劳。”在此后的日记中，类似的记载很多。如11月2日：“是夜及日间我行李担子离队太远，耽误时间太久，军团等我们等了六个小时，我们等三十七团首长等了七个小时，真令人焦急万分。”11月17日：“继续昨日行军。沿途同路多阻，迟迟不得进，拂晓后尚离目的地二十余里，一直到分路时才稍微舒畅，结果一日到达之行程，竟多费半日时间。疲劳、饥饿沿途不可胜计”，等等。陈伯钧作为前线指挥员，面对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部队行动迟缓，处处被动，焦虑之情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