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价值

作为一个渺小的个体，我也常常会问自己，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这样的问题有一点形而上学，就像高更的那幅著名的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所诠释的命题那样深奥难懂。但是讨论这样的问题终究不是没有意义的，否则我们的哲人也不会数千年来被这样的问题困惑着，迷惘着，痛苦着。任何一个个体的存在，都不会是无意义的，他们的存在，从哲学的意义上说，是为了满足一个宇宙的人性解释。如果说自然给了我们生命，那么社会就给了我们存在的基本价值。涂尔干说，这个社会是存在于我们之上的，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只有被社会化，只有接受社会的价值尺度。但是对于这样的表述，我们必须要问的一点是，人在社会范式中是否有最根本的自由。涂尔干是承认这样的价值的，即人的存在意义的决定因素在于人是不是自由的，即人可不可以做出自我的选择。社会和国家的必要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无可避免的，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这两种超个人的存在其根本也必然是个人的总体集合。它们之所以有必要性，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无论这种需要是生理的、社会的，还是政治的。长久以来，个人主义在我们这个国度是被当做自私自利而受到批判的，但个人主义并不等同于恶，相反，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也同样可能是剥夺性的、自私性的。霍布斯曾经提到，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个人是本源，社会、国家是个人为了保障自己的某种权利或利益而组成，除了个人的目的，社会或国家没有任何其他目的。边沁也说，所谓“共同体”完全是虚构的概念，“共同体的利益”只是该共同体的成员的利益之总和。如果这样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这一切的基础，只有两个字———自由。

但是自由这种价值太虚幻和缥缈，让许多心灵物质化、娱乐化的人们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特别是当我们沉迷于经济的成功、社会的稳定或者是政治的安定中的时候，我们最可能忽略的就是人的自由。但真实的情况是，没有自由，一切短暂的胜利都没有被保护的希望。在这样一个物质极度发达、世界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认定这样一个准则———即自由的优先性。这不仅仅是因为自由有诸多的好处，而且更是满足其他权利的必要前提。即使我们现在有再多的福利，但是自由不扩展，我们无法确保这种“被赋予”的福利不会随时被夺走。同时，难道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繁荣就真的是可取的么?

我们过去过多强调了经济增长，似乎经济增长了，一切的社会问题就可以随之被解决。但是我们明显错了，经济增长似乎带来了更多、更严重的问题。社会的不平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政治上的不廉洁比比皆是;社会道德处于沦丧的边缘;青年失去了动力和信仰。如果我们看到这背后的问题就是缺乏自由的价值观念，那么也许未来的问题可以更好地解决。2010年3月6号的《经济学人》杂志封面故事提到一个词“Gendercide(性别屠杀)”，其中特别谈到中国自从计划生育以来，少出生了将近四千三百万女性，现代的婴儿出生比更接近一百二十比一百，这个比例的扭曲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计划生育所造成的。试想如果不是以这种生育权强制剥夺的形式，而是通过教育、医疗卫生的改善，权利运动的发展，再加上强劲的经济增长，人口是不是也能控制住?性别比是不是不会这样扭曲?韩国的成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鲜活的例子。

印度阿玛蒂亚·森教授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给我们提供的最大的启示就是，比之于GDP的增长，有些事物更加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和拼搏。当我们用自由去看待发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我们曾经确信的价值其实那么不堪一击。我们真正应该拥有的信念，其实是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人们在平等的机会之上可以实现自己的潜能，去完完整整地发展自己，成为一个个独立的伟大的个体，这样，我们社会的存在目的和意义也就找到了。从批判性思维出发，我不认为马克思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对的，但是他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憧憬，总使我感到人类的前途是有希望的。

自由的视角

印度的《奥义书》中提出了一个永恒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追求财富?马克斯·韦伯给出的答案是在于宗教的召唤。财富本身不具有太强的意义，只是较好的通用手段，使我们可以摆脱经济不自由，并有更多的自由去追求实质幸福。

因此从根本上来看，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是以财富为标准的，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增长之后我们并不比以前的幸福感更强，对于不平等的敏感让我们觉得我们的社会在沦陷。如何解决财富的悖论?我们只有以自由为基础，自由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这些自由当中，应该包含免于匮乏的自由、政治自由和广泛的社会平等权利。经济学一直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它过多关注了抽象层面的模型建立，而忽视经济与人的终极幸福的联系。经济学单纯强调的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带来了一个成熟的学科，却葬送了一个人人互助的社会。我们应该看到，建立一个基于自由的经济学是可能的，就像温家宝总理说的，我们迫切需要一个“高尚的伦理学”来让我们真正有尊严地活着。也许对自由、人类幸福这样一些要素的讨论，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一种偏离，但同时也确实是对某些经济学传统的回归。

这样，我们要把自由作为内生的变量放入我们的经济模型。此时的自由是一种工具，意即工具性自由的概念。自由对于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有重要的作用，一种自由形式往往可以促进其他自由的发展以及全面的发展。工具性自由分成五个部分：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和防护性保障。如果采取了自由的视角，我们就会发现，教育、卫生、医疗的创造对于经济有重要意义，这些供应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不仅仅是一种耗费。而这些机会在传统的观念中，只是对于社会总福利的必要损耗。从自由来看待贫困的话，那么视角更会大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水平远较原先富足的时代，但落后的医疗、卫生、教育水平，加之依然未触动的官僚体制，这种实质贫困可能比收入表现出来的更为严重。

我们看到，“做选择”是重要的，即使不去做某种事，但是拥有可以做某种事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这听起来有一些抽象，但是正如我们现在可以不履行我们的自由，但是如果没有了自由，那么其他的一切事物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自由角度，我们可以为市场来正名。很多人并不承认市场的效率。但他们忽视的一点就是，废除了市场的重大缺陷在于，人们也失去了自由，特别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市场的作用不仅取决于市场能做什么，关键在于市场被允许做些什么。改革的过程应将使用市场与扩展社会机会结合起来。虽然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常是缺乏效率，需要国家进入这部分领域来提供所需;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是不需要市场，因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是分开的，生产依然可以由市场来完成。微观经济学当中的理想模型，即完全竞争模型和这个模型下的各种均衡，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之所以这样的模型最后崩溃，并被各个市场内的寡头或者垄断机构所取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权力的不合理分配。如果政府没有介入生产领域，带来强大的外部性干扰，垄断其实很难产生，一旦权力和市场中的各种资源相结合，带来的必然是效率的损失。这一点，在我国长期的国有企业发展状况中一览无遗。

作为民主的自由

对于人权理论，依然存在着批评。有批评者认为，权利不可能真正优于政治体制(正当性批评)。他们认为人权是“后于”体制的工具，而不是“先定”的伦理权益，这就动摇了人权的普适基础。然而，在阿玛蒂亚·森看来，对于合法性的要求无非只是增加了正当性，并不削弱人权的伦理基础，人权触及许多法律并不能有效实施的地方，如调整家庭的关系。同时一些批评者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在东亚并不适用，那么相应的，也不一定存在所谓的“东亚价值观”，因为即使在一个很小的群体内，也存在极其复杂的不同信仰。从理论上来看，有人提出多数原则并不会产生合意的结果，不同的个人偏好会使结果显得不可判断。但我们应注意，这种规则的建立利用的信息基础太小，对于其他信息(如贫穷状况等)没有考虑。同时，一个无意造成的后果并非完全不可预期。一个行为当然会引起许多意图之外的后果，但对于这些后果我们是可以通过理性去认识的。而且，自利人的假说有很强的合理性，但这并不排斥人们进行合作的动机，以及正义对于人的激励。资本主义的运行也强烈依靠着这个制度的伦理和规范，而不仅仅是自利的基础。我们不认为人是完全无私的高尚的，但也不应坚信所有人都被一种极端利己的动机所驱使着。可能的情况下，人们出于自利的标准为自己争取幸福，这无可厚非，但同时也对于社会规范与正义有认同。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正义的关键不在于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相同的正义观，而在于人们的利益分配发生冲突的时候，制度可以对他们的利益做出一个平衡的处理。即使人们并不对某一种具体的正义观持一致的态度，那么至少也有一种底线的标准维持共同的权利分配。为了反驳这些观点，森提出了关于作为民主的自由的诸多观点。

有这样一段话发人深省：“饥荒曾发生在古代王国和当代威权主义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和现代技术官僚专制体制，发生在受北方的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以及君主式国家领袖或者不宽容的单一政党统治的南方新独立国家。但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进行选举，有反对党派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道，并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

民主的意义并不是先验的，而是有自己确实的意义，至少是人类发展到目前以来可以产生的相对优异的制度。这在于它自身固有的重要性;工具性贡献，对于其他要素的促进;在价值标准和规范形成中的建设性作用。

那么为什么民主会让这么多人去追逐呢?主要是因为民主给人一种信念，即自己的声音可以被表达也可以被重视，虽然自己的一票微不足道，但你相信会有很多和你一样信念的人，他们也认为这样的选择是理性并且正确的，当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这就变成了“公意”，也许这并不是绝对正确，可是这符合大多数人的价值判断。也许民主的魅力就在于此。

孙立平教授的《最危险的不是社会不稳，而是社会溃败》一文，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社会不稳是转型期所必然要面对的现实，但是如果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或者说已经模糊了错与对的界限，所有的事情都存在一个灰色的中间地带，那么这个社会才是真的没了希望，因为所有推动社会前进的张力都消失了，人就真的只是社会这台机器上的一个个零件了。过去批判民主是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实践过这个制度，但是我们的宪法中也规定了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也许我们的民主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也应该具有民主的内在规范和必要形式。我们的经济领域早已脱胎换骨，基本上已经是市场化了，可是政治领域却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理由就是社会稳定是一切的前提。后来反而开始批判民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会让社会混乱。由于人们普遍认为民主是较为优秀的制度选择，再后来便换了名字批判普世价值，但无论批判什么，都没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因为这种批判的表达既不是实证的，也不是规范的。

改革真的能够造成社会混乱吗?有的人说民众素质低下，不适合民主。即使是美国宪法制定时，根本原则除了防范利维坦，就是要防范人民大众，因为一个人可以是聪明的、智慧的，但是一群人则可能是愚昧并且无知的。可是托马斯·杰斐逊经过民主实践以后却发现，当初制宪的时候对于民众的惧怕完全是不必要的。刚脱胎于英国殖民体系的美国人民，不仅完全接受民主的方式，而且成功实现了四十多次和平稳定的政权交接。可以说，民众素质和民主没有直接联系，同社会不稳定也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这样的表面理由一再被提起。处在高位的人总是以为，权力本身不一定导致腐化。但我更愿意相信权力有自己内在的扩张需求，它使权力者心理膨胀，使他们渴望更多的权力，并最终超越限度。权力者普遍认为手中的权力可以扭转社会的方向，甚至可以制造民意，所以他们敢于去压制一些舆论和思想，做一些明显错误的事情，违背公意的事情。而只有受到民主的制约，这样的情况才能免于发生。

自由的女性

自由的实现和女性完成自我的救赎是分不开的。女权运动的重新开展由福利水平(如经济利益等)和主体地位(自由)这两种不同的变化组成。强调妇女的能动作用无疑更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福利改善在相当程度上妇女是被动的接受者，从主体出发，同样可以兼顾这些福利。妇女福利的影响因素包括：独立收入、家庭外就业、财产、识字率。都是增强主体性的重要因素，经济独立与社会解放都是重要提高因素。女性权利的增强(识字率和劳动力参与率)对于纠正儿童死亡率的女性偏向有明显作用。对于减少儿童死亡率也有强烈影响，相比而言，男性识字和贫困下降的作用则要小很多。

伴随着世界女性革命的，是严重的粮食和人口问题。世界人均粮食产量在近三十年呈上升的趋势，但虽然亚洲的增长幅度明显，非洲则下降了。这一切，是在以不变的价格计算的世界粮食价格迅速下降的情况下取得的。但人口增长的形势在同时依然不容乐观———中国强制计划生育的效果还待继续考量。

启蒙思想家孔多塞早于马尔萨斯提出了“人口增长超出了他们的生存手段”，但他认为人们的理性进步会促进生育率的降低与家庭规模的缩小，因此十分提倡妇女的教育。但后来马尔萨斯反对自愿性降低出生率，强调强制性减少人口增长的必要，他反对济贫法，重视贫困和人口缓慢增长间的关系。和中国比起来，印度的几个高识字率、高医疗保健的邦对于生育率的降低是自愿性的，且效果同样显著甚至更好。

结语

人们博弈的基本原则常常是：在多个不理想情况的比较下，选择伤害程度较少的。或者在将来，有更高的价值标准供人类去追求，但是局限在当下的我们能够努力去实现的，就是让每一个人平等而又自由地活着。人类永远不是完美的，永远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是如果我们相信自己的潜能，为了人类最终解放与自由这样的信念去迈进，那么人类的文明一定可以创造更伟大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