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经验，中国本身成为学术界关照的对象。应该说，继六十年前中国革命的成功之后，中国研究重新引起学术界的聚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模式”构成了与西方发展道路不尽一致的经验，中国作为西方经验的“他者”具有无可替代的位置。
曹锦清教授的努力或许提供了另一种学术路径。在这个学术路径中，中国不单纯是理论研究的对象，中国经验也不再是西方理论中的“他者”，相反，理论研究服务于认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不过于强调理论研究的“规范”，强烈的经世致用情怀成为曹先生学术之路的主要立场。在这本《如何研究中国》中，曹先生多次提到，他本人是因为对对人生、对理解中国有困惑才有所作为的。早年《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启动时，是为了全面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到《黄河边上的中国》，则更加鲜明地表达了其对中国“千年之巨变”的关怀，如果说这些研究更多是曹先生早年“返回国情，返回历史，返回实证”的具体努力的话，那么，《如何研究中国》则更多的是对这些具体研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思考。
正如曹先生所言，在学科分化越来越精细，而中国社会却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认识中国”变得越来越困难，以至于谈这句话也会自觉轻狂。我想，只有真正在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人，才会真正感受到中国之巨变，也才会越来越感到个体研究者的无奈，以及我辈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感。这一点，曹先生所言的“返回历史”，以及这个集子里多次提到的孔孟、朱熹、王阳明、孙中山、毛泽东、梁漱溟、费孝通等一大串名字，或许表明士大夫情怀在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了延续。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验是一个巨型的农民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理解中国农村就是理解中国。因而，曹先生的中国研究大部分是中国农村研究。这些年，我和我的研究团队一直在努力理解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巨变，因此之故，受到曹先生的倾心指导，可以说，曹先生是我们的精神导师，我们团队是伴随着曹先生文集中的诸多讲话成长起来的。对于曹先生的家国情怀，踏踏实实的经验研究之路，我们深有感触，也在努力践行。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为曹先生多年来“认识中国”之路添砖加瓦，并在这个过程中做真正的中国研究，实现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
《如何研究中国》出版了，看到里面的文字倍感亲切，这是曹先生多年来的所思所想，已过花甲之年的曹先生说他已经没有严格的研究计划，但是，这本文集所体现出的学术路径将为有志于中国研究的学者提供诸多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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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如何研究中国——曹锦清
逝者如斯，忽已临花甲之年。诸生从我历年的讲演、访谈和文章中选出若干汇为一集。出版还是不出版？问题虽没有哈姆雷特那么严重，但于我却犹豫着实半年有余。这些被我遗忘许久的访谈、讲演稿重新结集出版，有无必要，对读者是否有欠尊重？我不确定。于是诸生邀来出版社的朋友，说此一问题最好交由出版社来判断。
诸生将文集分为三部分:一谈研究方法，二谈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三是理解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经他们这一分类，我也对近几年的思考重心有了新的认识。
远在上世纪80年代晚期，针对知识分子集中关注的“应该”，我们转向“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于是强调以实证为方法，后来才发现，“应该”的背后是“普世说”。而“普世说”背后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方法论。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研究中国问题，不“应该”以“西方为中心”，而“应该”以“中国为中心”。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说研究中国，要以“中国为中心”，并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解决了“古－今”和“中－外”矛盾的长期纠缠。但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中国学术界，“古－今”和“中－西”却重新成为一个更大的问题。当然，“方法论”背后说到底是个民族自信问题。幸赖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上所取得的辉煌，才多少医治了我们民族近代百年心理上的卑怯，让我们获得了些许平视西方的自信。凭借这份自信，我们或许也将摆脱对自己传统文化的怨恨与鄙视，它不该替晚清的腐败、积贫积弱及挨打屈辱承担全部的罪责。事实上，指向民族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步成功，都会给我们民族增添一份自信，而每一份自信都会给我们的悠久历史与文化增添一份自尊，并从中领回对当代的重要启示。所谓文化创新，究其实就是中西两大文化在更高意义上的融合过程。至于“三农”问题，我以为中央2004年提出的“两个趋势”及随后提出的“二元结构”的两个论断最为重要。
近些年来，我发表得很少，究其原因，倒不是出于懒惰，相反，每有机会我便要到祖国各地去走走看看。平日处书斋，读书每有会意，也欣然命笔，颇得“五柳先生”之意。之所以少有文章发表，实出于我对“复杂性”怀有日益增强的敬畏之情。所谓“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与信息化”已经将社会生活“世界化”得扑朔迷离。学科日益分化，本以为可以分工协作来“摸象”，然而我们只见学术界概念飞舞，真实的大象竟不知逸向何处丛林。处急剧转型之世，名不指实已到了令一切思者深感无奈之境地，禅宗家云，“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实非虚语。民族因现代化进程而日获自信，面对日趋复杂的世界我却只有迷惑。早年希望“认识中国”的轻狂，到如今只剩下卑谦的无奈。虽时时有人请我写点说点什么，几年也结成此一文集，然其间有无摸到“大象”，实不敢妄下断言。
当然，敬畏“复杂性”并非陷入不可知论的充分理由，六根未净的我也未达至高僧“语默”的境界。思想既要执行认识的职能，就须信仰复杂世界的可知性，于是我还得观察，还得思索，还得努力写点什么。此中，唯愿己“不知老之将至”。
（《如何研究中国》，曹锦清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