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现在人们普遍意识到，以GDP的增长作为唯一评价目标，有其局限性。目前学界呼吁建立国民幸福指数体系，即GNH体系，您认为它的意义何在？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现任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助理（挂职））：美国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是1933年西蒙·库兹涅兹计算出的，英国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是1944年米德和斯通两人计算出的。库兹涅兹、米德和斯通三位经济学家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国民生产总值概念的提出和计算，是20世纪经济学的重大成果，理论上和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美、英两国正规计算和定期发布国民生产总值的最初动力，都直接来自战争动员的需要。在1940年法国被德国占领后，凯恩斯正式向英国战时内阁提出建立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以便能准确估计英国的战争生产能力。他建议米德负责这一工作。美国总统罗斯福1942年1月建立了“战争生产局”，而为该局工作的西蒙·库兹涅兹把1933计算美国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的工作进一步发展，直接为罗斯福提供美国的战争生产能力的估计。在接到库兹涅兹估算1942年美国通过“民转军”能生产5万架飞机的第二天，罗斯福即向国会宣布他的目标是1942年生产6万架飞机。

我之所以回顾这段历史，是想说明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带有战争动员的出生烙印，它的着重点在于总产值的增量，以便估算经济体的生产潜力。这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不直接涉及国民收入的分配，也不直接涉及和人民幸福感密切相关的健康、教育等指标。随着一国的经济增长超过温饱，向小康甚至丰裕的水平前进，以GDP的增长作为唯一评价指标的不足日益显现。国际学术界近十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人均GDP增长和幸福感的增长的相关性是一个对数曲线形，即在人均GDP较低的阶段，GDP增长能带来较大的幸福感的增长，但在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3000-5000美元），GDP的进一步增长，并不能带来同样比例的幸福感的增长，甚至会带来幸福感的下降，即所谓对数曲线形变成抛物线形。现在学界呼吁建立国民幸福指数，即GNH体系，它的意义非常大。我认为国民幸福指数的一个初步形式，就是联合国在1980年代末开始发表的“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 它并非完全排斥GDP，因为“人类发展指标”的构成中包括人均GDP、预期寿命和教育指标三大项。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的GNH体系，核心价值应该是什么？

崔之元：中国的GNH体系的核心价值应该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仍然要求发展，但这个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要统筹兼顾。

《21世纪》：您认为应如何基于本国文化历史传统，创造性地建立中国的GNH体系？由于GNH是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这个GNH到底应包括哪些指标，如何反映多元化、个性化、差异性的复杂的幸福感？比如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幸福往往会有冲突，这一矛盾如何处理？

崔之元：GNH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必然遇到多元化、个性化、差异性的难题。最早提出GNH的不丹，其国民幸福指数有70多个分量。现在国际上已有《幸福研究》这一学术期刊，有多种测量国民幸福指数的方法被提出。我个人认为，现阶段我国可以“人类发展指标”为主，它的三个分量（人均GDP、预期寿命和教育指标）基本上是幸福感的客观基础。

《21世纪》：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最近提出要全面提升国民的幸福感。在民生领域，重庆也做了一系列努力，如打黑除恶、城乡统筹、户籍改革、两翼农民万元增收，等等。您认为重庆的做法对GNH指标体系的建立有何借鉴意义？

崔之元：我认为重庆比较好地处理了GDP和GNH的关系。重庆提出的两翼农民万元增收计划，还属于GDP增长，但在对数曲线的初步阶段，对提高两翼农民的幸福是很必要的。

同时，薄熙来书记又明确指出：“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并不简单取决于人均GDP或人均收入。一个城市在人均GDP和GDP总量比较低的情况下，也可能有更高的居民幸福指数。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和人均经济量，还取决于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居住条件、安全状况、人际关系，以及市民气质、精神状态、主人翁感觉等，甚至一些很具体的指标，比如塞车不塞车，树种得好坏，都可能有所影响。一个城市的幸福指数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尽管重庆目前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比较低，还远远落后于某些大都市，但如果高度重视民生，工作得法，也完全可能在较短时间后来居上。这包括环境、住房、安全、祥和等诸多因素，如果做得到位，让人民群众有亲切感，有主人的感觉，这个城市百姓的幸福感就会大大提升。”

在中国社科院新近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重庆的“教育环境竞争力”居于全国第一。“教育环境”包括三个指标：“人均中小学数量”，“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普通高校人数”。重庆在西部甚至全国率先实现了教育支出达到GDP的4%的目标。最近，重庆又率先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户籍改革，将在2011年底前，给338万农民工转为城市户口。这将大大提高薄书记所说的“市民气质、精神状态、主人翁感觉”。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