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剑兄的《书缘人间》要出简体字增订本了，如果我没弄错，这是他首次在内地出书，可喜可贺！

先从书中古剑兄写我的那篇说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界有“华东师大作家群”的提法。作家兼编辑家的古剑兄就是“文革”前毕业的，与沙叶新兄和已去世的戴厚英等同学，是“华东师大作家群”中的前辈。因此，我是古剑兄的学弟。

按照古剑兄的回忆，我们是1982年间认识的。但我的记忆有些不同。他的大名我是在施蛰存先生处得知的，后来我还当过他们师生间的传递使。不过，古剑兄所说的那次难忘的上海聚会我也记得，沙叶新兄还在席上“警告”我，你小子给《明报月刊》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当心有人“秋后算账”。我最早给香港《明报月刊》投稿是在1986年初，发表的第一篇小文是《施蛰存先生的贺年卡》。在此之前，我只给香港《文汇报》和刘以鬯先生主编的《香港文学》写稿。所以，那次沪上欢聚应该是1986年以后的事。我当时年纪最小，当然是叨陪末座，洗耳恭听。

1990年春，我首次赴港，参加香港大学“第二届现、当代文学研讨会”。近日翻出当时的记事卡片，3月25日记云:“中午辜健(请)喝茶，林振名作陪”，古剑兄原名辜健，古剑是他最常用的笔名。这应该是我与古剑兄的再次相聚。1992年秋，我出任华东师大图书馆副馆长，那时古剑兄正在主编香港《华侨日报》副刊“文廊”，办得有声有色，海峡两岸三地许多作家、诗人和评论家被邀到“文廊”闲庭信步。他也没有忘记我，1993年8月和11月我先后到“文廊”散步，发表了短文《冰心书简》和《冯至书简》，这是我给古剑兄投稿之始。

新世纪伊始，古剑兄主编《文学世纪》，我又为他写了《林语堂藏书和〈陀螺〉签名本》、《文人与汉奸》等文，还为他编过“穆时英小辑”和“胡兰成佚文小辑”。《文学世纪》同样办得十分精彩，施蛰存先生百岁暖寿时，古剑兄还精心组织了寿庆专辑以为贺。这份纯文学月刊虽有中断，但前前后后坚持了五年，在香港当代文学史上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地位。2005年12月，《文学世纪》在推出香港散文专辑特大号后灿然落幕，也为古剑兄丰富多姿的文学编辑生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部《书缘人间》是古剑兄“退隐山林”后的作品，也许还受了我写《签名本小考》的一点影响。他曾当面告诉我:你写那些现代作家签名本的考证文字有意思，我与两岸三地的当代作家交往不少，藏有他们的题赠本不少，也可以写。他说到做到，很快就贡献了这部文情并茂的《书缘人间》，而我文思枯涩，拖拉至今，《签名本小考》还在待产之中，实在汗颜。

《书缘人间》共写了九十六位作家、诗人和评论家给古剑兄的题赠本，他们分布之广，遍及内地、香港、台湾和海外，不乏海内外华文文坛公认的大家名家，如巴金、许杰、台静农、苏雪林、艾芜、施蛰存、萧乾、柯灵、贾植芳、纪弦、王西彦、汪曾祺、黄裳、刘以鬯、陈之藩、余光中、白先勇、聂华苓、罗孚、刘绍铭、董桥、倪匡、李碧华等位，其中二十五位已经谢世。这两个统计数字和这份并不完全的题赠本作者名单，已足够说明这部《书缘人间》的史料价值了。

不知《书缘人间》的读者是否注意到，古剑兄此书副题是“作家题赠本记事”，而不是“签名本记事”。“题赠本”与“签名本”是不同的，“题赠本”作者大都与受赠者有所交往，非师即友，而“签名本”很可能仅是一个简单的签名售书的签名而已。所以，我认为“题赠本”应该是“签名本”中很有价值很可宝贵的一种。《书缘人间》中的题赠本，除个别系古剑兄慕作者大名索求题签之外，绝大部分都是作者主动题赠古剑兄的，“题赠本记事”名副其实。

古剑兄在其长期的编辑和创作生涯中，与这些题赠本作者结下的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的交谊，都源于他们共同的对文字的敬畏，对文学的钟爱。因而，这些题赠本就成了这种交谊的可靠见证，成了古剑兄个人文学历程的一个别有意味的记录，进而也成为上个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海峡两岸三地文学关系史的一个小小的侧影，甚至可补现当代文学史之阙，不管古剑兄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譬如，古剑兄写巴金的题赠本，就回忆到1958年在上海作协“作家见面会”上首次见到巴老的情景；他写艾芜的题赠本，记录了1981年秋他到成都首次拜访艾芜的谈话；他写汪曾祺的题赠本，不忘追述他俩在香港和北京几次难忘的见面；他写老师施蛰存的题赠本，更是记下了施老五十年代的“落难”和“授权”他编选《施蛰存海外书简》；他写周梦蝶的题签本，不能不写与这位“今之颜回”在台北的一面之缘；他写余光中的题赠本，又记下了这位沙叶新中学校友的大诗人“香港相思”十年的点点滴滴；他写“义气的”倪匡的题赠本，当然也记下倪匡做木工，藏贝壳，远去美国后“连字都不会写了”的趣闻……许许多多生动的历史细节，有趣的文坛故事，就这样围绕着题赠本而徐徐展开。特别是内地改革开放以后，古剑兄由于身处香港，亲眼目睹、亲身参与了两岸三地作家学者的文学交流，其间如何从互相陌生、猜疑和防备到互相熟悉、信任和尊重，通过这些题赠本，他都作了具体而又真切的回顾。

古剑兄不愧是搞文学评论的，又写得一手好散文，因此他写这些题赠本，既能从题赠本切入，又不拘泥于题赠本，而能放开笔墨，娓娓道来，纵情而谈。他往往会带着文学史家的眼光，往往会拓展到题赠本作者的全人全文，或旁证博引，或三言两语。他品评刘绍铭的散文“有班驳之流彩，勃勃之生气”，“显学者之本色，得随笔之自在”；他断言也斯的诗“挤掉了浪漫之义的抒情，求取现代感的若即若离的写真”；他认为从维熙的小说“太像苏联小说”，“令人有些不耐烦”，而其回忆散文却反映了“那段历史的真实，文中的力度也使人不能自已”；他推崇陈之藩的散文“是承接着五四朱自清的一路走出来的，文字漂亮，抒情而不空泛”，许多看法都是切中肯綮，耐人寻味的。

我之所以对这本《书缘人间》倍感亲切，还有一个私人的原因，那就是古剑兄所写到的这些题赠本的作者，有许多也是我所熟识和了解的。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因缘际会，我有幸与海峡两岸三地文坛的许多大家名家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公开的或私下的场合得以结识，有的后来还成为关系密切的文友。本书除我之外的九十五位题赠本作者中，有六十三位我见过面，有四位虽未谋面却通过信，也就是说于我亦师亦友的竟占了三分之二强。因此，捧读古剑兄这本书，这些师友的音容笑貌会不时在我眼前浮现，会不时令我回忆起与他们交往的那些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