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劳资矛盾事件，其深层原因都是劳工权益问题。富士康和本田的工人同样是80、90年代出生的，但是对待遇不满的表达方式却完全不同。这种差别，与劳动者所处的工作环境和管理制度不同，以及文化和地方差异等直接有关。
在富士康是一个高密度、半隔绝、和半军事化管理的企业社会。工人的基本工资是以当地最低工资为参照确定的，工人要提高收入只能是通过加班。超时加班是富士康的一大特点，工人已经异化为生产线上机器的附庸。同时，原子化和碎片化管理也是一大特点。工人之间互相没有联系，也没有自己的组织。同乡同学到了富士康立刻就被分散开来，住在一个宿舍的工人都互不认识。这样会抑制工人的团结并防止工人集体行动，所以罢工在富士康难以发生。但在这种紧张压抑的环境下，工人们缺乏群体之间的联络沟通，没有组织依赖和寄托，在心理上是孤独的、精神上缺乏社会力量的支撑。当个别工人遇到问题排遣不开，对于前途失去信心，可能就会选择一种极端的方式。而这种极端的方式在高密度同时又高分化的人群中，更容易产生也容易传染，而且一旦产生也难以控制。
南海本田的情况跟富士康不一样，本田企业有2000多人，工人大多数是职业中专毕业的学生经过实习生阶段后留在企业的，共同的求学经历和实习经历，使得工人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也有着更为接近的思想基础。除了人际关系和富士康不一样，本田的生产和住宿不在一起，工人有自己的活动空间。而且本田的加班很少，工资标准也比富士康相对高一些，工人有自己的闲暇时间，可以思考问题。由于工人有互相沟通交往的机会，因此，本田工人容易形成共同的意识，并由个别意识发展为集体意识。加之个别工人领袖的作用，所以本田能够形成一种集体的力量，并发起一场自发性的工人罢工。
南海本田事件以及一系列罢工所形成的罢工潮，表明了中国的劳动关系正在逐步由个别劳动关系向集体劳动关系转化。而促成这种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以80后、90后这代工人为主体，已经开始形成一个市场化条件下的新生代产业工人。
和他们直接接触后，我为他们的素质和能力感到很震惊。就其社会定位而言，这些人并不仅仅是“新生代农民工”，更主要的社会特质是“新生代产业工人”。这批年轻人是在市场化的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是非公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中基本的构成和主体力量。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和农民基本上没有联系。这是一代有文化、有理想，特别是具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一代新人。他们不同于上一代国企工人，也不同于作为他们上一辈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并不像一些国企工人那样要求“主人翁”的权利，也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能够逆来顺受。
新生代产业工人最重要的特点，是开始逐步形成了集体意识和行动意识，这两者是一个阶级形成的标志。他们明确主张要实现自己的劳动者权利，并且他们知道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中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们的选择是积极的、向上的，他们处理劳资争议的方式也是理性的、节制的。理性有序，和平罢工，没有过激的行为，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表现出的觉悟程度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让人佩服。尽管他们还并不成熟，也缺乏经验，但这是一个有希望、有未来的新一代——新生代的产业工人。他们也代表了中国工人的未来和希望。
这一劳动关系主体构成的新特点，是我们把握劳动关系发展、完善政府劳工政策中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