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其经济上全面推进对外开放和产业转型，更在于其以经济发展带动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在东西文化有机整合的基础上重塑国家主导价值观，以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特别是在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宗教信仰与族群和睦、言论自由与媒体责任等平衡上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的东方模式。
一、 以复兴新儒学为基础，重构国家价值观
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其国民大多是来自中国、印度、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移民的后代,有各自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加之资源贫乏、强敌环伺，迫使新加坡的精英阶层不得不将构造国家价值观，实现国家认同作为执政的第一要务。由于新加坡人口中3/4有华人血统，以及儒家思想在东南亚地区历史上的影响力，建国之后，新加坡就以复兴新儒学为基础，来重构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但新加坡的复兴儒学是结合时代需求，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改造和扬弃，去伪存真，激浊扬清,使儒学文化始终保持着强劲的生命力。所以，新加坡人将其称之为“再生新儒学”。
新儒学的核心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的共同价值观。作为一个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移民国家，只有使国民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时时处处注意热爱国家、保护国家、建设国家，国家才有希望。所以，儒家思想中强调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家庭和个人的观念,成为新加坡社会有效的“粘合剂”，有效地促进了国家、社会、家庭与个人的关系。
新加坡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中注重仁爱、孝顺、谦虚、诚实、勤劳、节俭等美德加以继承发扬；另一方面，对于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家长制度、权威主义、平均主义、迷信盲从等落后的思想加以摈弃。对儒家伦理中“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赋予新的内涵就是典型的例子，如“忠”就是要忠于国家, 具有国民意识,即把新加坡看作是自己的乡土而扎根于斯, 增强群体意识, 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孝”就是要孝顺长辈, 尊老敬贤, 形成尊敬老人, 关怀老人和孝顺父母的社会风气; “仁爱” 就是要富有同情心和友爱精神, 尊重关心他人, 在处理种族、宗教、劳资及新老两代之间的关系上, 要坚持“和谐至上”的人际关系准则;“礼义”就是待人接物不仅要以礼相待, 而且要坦诚守信,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心；“廉”就是要秉公守法、清正廉洁, 杜绝贪污受贿和裙带风；“耻”就是要有羞耻之心, 分清是非荣辱, 提高道德修养水平。经过改造充实后的“八德”, 不仅内容具体, 而且更加符合新加坡的国情, 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和喜爱，在加强社会凝聚力、缓和社会矛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加坡高度重视公民道德教育。道德要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不能仅靠口头提倡，更需要认真学习、身体力行，这是新加坡道德教育深入人心的关键所在。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成教材, 在学校里正式开设《儒家伦理》课的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新加坡虽然停开了儒家伦理课, 但目前所进行的公民道德教育仍然吸收了大量儒家伦理的精华。每年开展的20多个全国性活动中,多数是以传统儒家伦理作为出发点的。如“礼貌运动”, 就是根据儒家“礼”的精神开展的。政府对全体国民进行“礼”的教育, 要求各行各业都要为员工开设礼貌训练课程, 并把礼貌运动的重点放在学校,目标是将新加坡建成人人“谈吐优雅、举止彬彬有礼、态度温和谦逊的礼仪之邦”，使新加坡人的精神风貌和道德面貌大为改观。在经济发达之后，新加坡根据儒家“俭以养德”思想在全社会开展了“富而节俭”的教育, 政府鼓励人们多储蓄, 并在中小学年年举行储蓄比赛, 以培养孩子们节俭的好习惯。从20世纪70 年代起, 政府每年都要举办全国范围的敬老周,通过这种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养成敬老尊长的社会风气。1982 年政府通过立法规定, 在分配政府组屋时, 对三世同堂的家庭给与价格上的优惠和优先安排。儒家思想还渗透到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全国40多个地铁站的月台上和16条地下隧道里, 都张贴有印着孔子语录的广告，各处公园内孔子塑像也很多。在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中，儒家思想处处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德治与法制并重，维护政府权威
新加坡人口以华人居多，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东方价值观影响深远，加之儒家思想对于群体的重视、对于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可以很好地为多元社会起到“粘合”作用。所以，新加坡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发挥儒家思想“以德治国”的理念，但同时引入和吸收西方的竞争、效率等观念,采取德治与法治并重的策略，着力打造东方式威权政府。
从德治方面来看，新加坡历任领导人都十分重视以德治国，以道德来凝聚社会民心。此外，政府管理却又奉行了极具东方文化色彩的中央集权制治理模式。政府在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文化整合过程中体现了极强的国家干预主义治理哲学。儒家精英治国的理念也被新加坡广泛的吸收运用，始终坚持把社会精英尽量吸收进执政党内, 从而形成治国的核心力量。政府通过法律严格控制媒体。新加坡尽管没有新闻审查制度，但政府对媒体的管控却是非常有效的。在新加坡，新闻媒体只能享有有节制的权利和有约束的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必须服从于新加坡的国家整体和民选政府的首要目标，禁止和严惩一切攻击执政党以及鼓吹西方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的言论报道，禁止不利于国家安全和有可能导致种族和宗教对立的言论报道。所有媒体都必须接受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和广播局的管理、监督和控制。
仅仅依靠道德并没有很强的外在约束力，所以新加坡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精神。新加坡政坛的超稳定状态主要来自于法制的保障。维护依法治国及严厉执法的体制是新加坡得以成功的重要基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法律的严格执行保障了新加坡政府的廉洁高效，通过依法严律治吏，打造出一支廉洁、高效，具有勤勉服务精神的公务员队伍。新加坡采取的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形式，国家领导人和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都要经受全体国民选票的“大考”，迫使执政集团必须充分考虑民意。
三、民生保障优先，夯实执政党的群众基础
新加坡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四大支柱组成，一是公积金制度协助国人为退休储蓄；二是“居者有其屋”计划确保人人都有居所；三是就业奖励花红和培训计划确保国人收入保障；四是医疗保健储蓄政策保证高素质医疗服务。其中最能体现政府权威和地位的是公共住房政策，这是新加坡的立国之本。“居者有其屋”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执政后所积极落实的诺言之一，执行的手段就是为广大人民兴建廉价但舒适的组屋。新加坡的公积金计划使人民有能力购买政府兴建的公共组屋，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在公积金制度的大力支持下, 新加坡只用20 年左右的时间就改变了建国初许多人无家可归的局面, 成为世界上居者有其屋比率最高的国家, 早在1988 年, 已有85% 的居民拥有了自己的住宅。这是人民行动党44年蝉联执政的重要原因。
新加坡政府认为, 过多的社会福利会助长人的惰性, 所以提倡儒家的勤奋、节俭、真诚等纯朴的道德来弥补西方普惠式福利制度之弊。如新加坡实施的医疗保健、住房等福利计划, 既有政府的大量投入, 又有个人的经济承担,而不是由政府包揽。譬如, 公积金制度是由中央公积金管理的长期强制性储蓄制度。每个职工在银行设有账户, 其资金来自职工的收入, 由政府规定每月存入账户的钱数。经过40 年的实践, 公积金制度使新加坡成为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 至今已达国内生产总值的42%。它不但给予了新加坡公民在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和退休养老等方面的保障, 而且也解决了公共设施等城市问题, 保证了社会安定。更重要的是公积金为新加坡提供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资本, 加快了设备更新的速度, 在经济建设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政府作为公积金的有效使用者,掌握了对金融和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杠杆, 因而有效地节制了个人消费, 抑制了通货膨胀。新加坡福利制度的核心价值观是“工作奖励”而不是单纯的福利。新加坡强调扶持人民的最佳办法是通过“就业奖励”计划，帮助他们就业，使他们能够自立。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还注意与全国职工总会形成利害相关的和谐关系，以稳定经商环境和保护劳动者权益。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正是在解决工人的困难方面下苦功，为他们打抱不平和申冤，从而建立起人民对执政者的政治支持。建国后，政府更加注重加强与工会的联系，这种紧密联系的模式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总理亲自关心工运和工人福利；职工总会秘书长由政府部长兼任；执政党议员出任工会顾问；工运领袖获选担任国家总统；政府拨出优质土地建设职工总会大厦等。这种独特的劳资与政府关系是新加坡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石，也是始终保持其经济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劳资关系的和谐是新加坡构建和谐社会的最成功之处，政府与工会的特殊关系为新加坡多年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贡献巨大。
四、重视族群和谐，管好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独立后的新加坡认为解决种族矛盾的根本关键在于消除种族间的经济差距, 特别是消除华人与马来人之间的经济差距, 为此, 新加坡政府对马来人实施优惠的经济政策, 提供他们上学、就业的机会, 让他们尽快富裕起来。为了各民族之间能够和谐相处, 新加坡政府还消除语言障碍。政府规定: 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除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外还要以英语作为各民族共同语言, 推行两种语言政策, 而且英语、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均为官方语言, 英语则为行政用语。这种语言政策对于维护各民族的团结和国际经济文化的交流是起着积极作用的。
新加坡用宪法明文保障各种族权益平等。政府出台的《内部安全法令》《煽动法令》《诽谤法令》都对维护社会稳定与宗教和谐做出明文规定。此外，新加坡成立“少数种族总统理事会”，以确保政府的任何法令不对少数种族不利。为了预防激进的宗教界领袖和信徒忽视新加坡维护多元宗教社会的现实，1989年，政府发表一份《维护宗教和谐白皮书》，确保各宗教不得互相斗争，不得涉及宗教以外的世俗事物。1991年1月新加坡政府发表《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并倡导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 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一共同价值观体系的建构是在多元文化社会寻求文化认同的典范，其核心精神既继承了儒家伦理，又吸收了包括马来族、印度族以及其他种族等东方文化的价值准则，因而容易为各个民族种族接受。
注重从具体政策措施入手，把种族宗教平等和解渗入新加坡人的日常生活中。比如，新加坡的学校，过去是按种族建设的，华人有华人的学校，马来人有马来人的学校，印度人有印度人的学校，学校教的也是各种族的语言。这样一来，种族之间交往就很少。后来，政府出台政策，把所有的学校进行调整，按区域划分，各种族学生到同一学校就读，统一以英语教育教学为主，同时也进行本民族语言教育。这样，就促进了种族之间的融合。学生每日上课前要朗诵民族、宗教团结的“信约”。信约内容是： “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言不分种族、语言、宗教，团结一致，建立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学校开办讲座课程，让学生认识各族特性并学会彼此尊重。再比如，过去，新加坡人是同种族的居住在一块，不同种族的人相互交往很少。现在，实施政府组屋建设，各种族的人根据不同比例住在一栋楼，交往就多了。另外，政府还明令要求企业给所有人提供平等就业机会，雇佣员工时不得有种族偏见；企业征聘广告应避免列明年龄种族等歧视性条件。由此可见新加坡政府的管理实效和具体政策之周密细致。政府在民间设立新机制，以此举办各种互信活动，鼓励通过不同宗教和族群之间的交往增进彼此的感情和信赖。
五、发挥民间组织力量，推进社会治理
除了国家出面制定有关法律法规外，政府在公共管理方面并不完全依靠冷冰冰的法律和政令“唱独角戏”，反而更注重与民间的互动。在新加坡，除政府直接负责国家和社会管理职能外，非常注意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发挥社区和国民自我管理机制的作用，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逐渐构建起政府、基层组织、公民共同管理国家的良好机制。
各种半官方的组织网络是加强政府与民间组织和公民联系沟通的桥梁。人民协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协会在基层下属多个机构，协助政府和执政党出面与民间保持联络沟通，成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稀释并缓解复杂问题的社会“缓冲器”。人民协会成立于1960年，是负责社区发展的法定机构，董事会主席由新加坡总理兼任。作为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全国性基层组织，它的任务是通过组织大众参与教育、社会、文化、体育、文娱等社区活动，塑造富有凝聚力、生气蓬勃和优雅的国家。此外，还有公民咨询委员会是各选区最大的基层组织，直属总理公署。委员会选出后由总理正式任命。该区的国会议员担任顾问。它主要负责促进种族和谐与社会意识，敦邻睦里，改善社区设施，协助政府推行全国性运动。
基层组织是稳定社会的关键环节。社区发展理事会是各区的地方行政机构。主要负责设计、策划和管理各种各样的活动和项目，以促进社区民众的凝聚力和团结一致精神，发动较成功的居民帮助不太成功者。理事会在各政府部门授权下，为民众提供各种援助计划。由于理事会就在人民中间，较了解居民的实际情况和真正需要，能对群众疾苦和社会问题做到对症下药。此外，还有民众俱乐部和民众联络所，主要分布在各选区，负责举办各种活动，例如举办知识、技能、艺术学习班，组建幼儿园、社区体育设施等。设立在每一个公共住宅区的居民委员会，通过举办各种活动促进居民之间和睦共处、种族和谐并加强社区凝聚力。市镇理事会不属于人民协会管辖，由每个选区当选的国会议员任主席（反对党议员管理本身选区）。主要职责是向选区内居民按月征收维持费，负责区内基础设施的维修和地方清洁卫生。
直接见面沟通的各种机制是推进政民互动的长效机制。无论是政府领袖还是国会议员都利用各种机会亲近百姓，定期接见选民；经常与各行各业代表会面对话，协助解决问题；定期下乡访问人民，或通过媒体为民众释疑，确保信息透明畅通，舆情反馈及时。政府在出台一项大的政策前，必须通过多种渠道与民众沟通、协商，有关部门和机构随时提供与新政策有关的非机密资料给民众。社会发展、青年与体育部内设一个民意处理组，专门负责征询民意，征求各界各行业意见。民众提出的许多好的建议都能被政府采纳。对被采纳的合理化建议，政府给予奖励。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非常务实和灵活，随时纠正错误，改变策略，确保了政策与时俱进，符合现实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