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族来说，那是个怀梦的时代。对于个人来说，那是个怀梦的年龄。青春期的躁动情愫附着上“文化大革命”的“造反精神”，使我产生了一些颇有政治色彩的梦想，然后又相继由于政治原因而破灭。上学时，我梦想自己成了一名“红卫兵领袖”，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因家庭出身不好(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国民党的军官)，哭着喊着也就当了个排长(相当于少先队的中队长)。“下乡”时，我又梦想自己成了一名“知青干部”，但同样因为家庭的“黑点”，尽管我苦着累着，却始终无法入党，因而也就无法超越“排级”——我只当过机务排的副排长和司务长。看到身边一些知青成了连级、营级甚至团级干部的时候，我知道自己的梦想已然无法实现。后来，当上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的梦想也破灭之后，一个原本朦胧的梦想却逐渐明晰起来——那就是我的“文学梦”。
我自幼喜好文学。在“北大荒”务农时，我经常写“大批判文章”和“报道稿”，有时还写一些抒发革命豪情的诗歌，通过广播站的大喇叭在全营乃至全团播放。1971年元旦，《黑河日报》发表了我的一首诗歌，使我在当地知青中名声小噪。那时，我喜欢看书，尽管能够看到的书很少。我当年崇拜的作家有两位:一位是鲁迅;一位是冰心。前者那冷嘲热讽嬉笑怒骂式杂文对我产生很大影响，而后者那女性化幽雅细腻的语言则在我的心底留下深刻印象。那些年，我在艰苦劳作之余常写些诗歌和杂文，偶尔也会投寄给报刊，但都如石沉大海。
1975年的秋天，我在一段痛苦的关于人生命运的思考之后，决定用撰写长篇小说的方式来实现我的人生梦想。经过几个月的故事构思和素材整理之后，我开始利用几乎全部业余时间趴在土炕上或坐在炕沿边写作。到1977年秋天，一部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当红霞洒满天空的时候》的书稿终于完成了。在那两年的创作过程中，支撑我的力量就是一个梦想——我拿着一本出版的小说，封面上印着我的名字!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也从“北大荒”回到了北京，进了一家建筑公司做水暖工。水暖工只是谋生，文学创作仍然是我的梦想。我把自己那厚厚的书稿拿给一位业余作家看——因为我找不到专业作家和编辑，而得到的答复是“精神可嘉”。其实，我也知道自己那部小说达不到发表的水平，因为我只有小学六年级的语文功底，只看过屈指可数的文学书籍。后来，我到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参加了一个业余写作培训班。老师让我放开那个长篇，先写一些短篇。于是，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灯光下阅读、构思、写作，先后写出五六个短篇小说，投寄给当时为数不多的文学期刊，但是收获的都是统一打印的退稿信。其间，我也想到过放弃，但是挫折与失败反而增强了那梦想的诱惑。
就在这时，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爱情把我带进了法学殿堂。于是，我不得不把“文学梦”搁置一旁，专心研习法律。大概由于自己以前想上大学没上了，所以一旦上了大学就没完没了，或者由于体内有着得陇望蜀的习性，所以拿到学士还想硕士，拿到硕士还想博士，直到在美国大头朝下地戴上了法学博士帽。留学回国后，因为深知自己在官场上是个低能，在商场上是个弱智，所以就死心塌地在大学教书，只说图个清静和自由。没想到，清静和自由却唤醒了蛰伏心底的“文学梦”。从1994年到1998年，我连续创作了五部小说，不仅在中国出版，而且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版，甚至有一部小说《血之罪》于2007年被英国的《卫报》推荐为“亚洲十大犯罪小说”之一。
我相信，人生需要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