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的狼经常偷吃山下的羊，动物们很生气，要求狼大王严格管理它的臣民。这引起了狼大王的高度重视。在反复调研和几次会议之后，所有的狼都收到了一份“通知”，严禁私自下山侵犯羊群。对曾偷吃过羊的狼，要主动说明情况，争取从宽处理。

“通知”下发之后，《动物日报》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报道。但只有少数几只狼前来报告，狼大王觉得这符合“主流是好的，做坏事的只是极少数”这一结论。动物王国对狼群的管理举措和整改成果则“感到满意”。

于是，山上的狼还是下山吃羊，不满意的只有羊，羊群们只有等到狼公然而大张旗鼓地吃羊时，才有机会借助众声喧哗表示抗议。

这个随兴编来的段子，相信诸位并不陌生。依赖违禁者的道德自觉来应对违禁，是典型的道德浪漫主义。除非“无效”就是制度设计所要追求的目标，否则，没有理由来解释这类高度依赖于违禁者道德自觉的“规范性文件”，为何总能堂皇地出台。

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在中国这个管制密集、权力本位的国家中，治理层面却始终存在“道德依赖”。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制度设计，在剥开道德依赖和法制依赖所指向的不同对象之后，我们会看到潜伏其中的一些真相：道德依赖，多用于官员；法制依赖，多用于公民。管制公民的法律，与管制官员的文件相较起来，既具体且健全。对公民违法犯罪的惩处，简单而严厉；对官员违法违纪的惩处，复杂又和缓。

比如清理公务员入股煤矿，就有不少以“通知”或“规定”为名的“禁令”。这些由权威机构发布的林林总总的文件，多将“严禁”落实成了“言禁”。比如有份《通知》这样要求官员：凡本人或以他人名义已经投资入股煤矿（依法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各级党的机关、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煤矿的人员，要在2005年9月22日之前撤出投资，并向本单位纪检监察或人事部门报告并登记，注明投资单位、投资时间和数额、资金来源以及撤出资金的证明等。

公务员从事营利性活动，直接违反了《公务员法》，是违法行为。违法行为应予查处，这是基本的常识。但事实上，一些地方的职能部门无意查处，或消极查处。对入股煤矿的公务员，有权调查和处理的官员往往“睫在眼前常不见”。上面有“通知”下发，下面也就顺水推舟，寄渺茫的希望于违法乱纪者前来“自首”。

这些“通知”或“禁令”的执行效果如何已经众所周知，张继峰案本身就是一个讽刺的注脚。套改一下《联邦党人文集》封面上的那句名言来解释：如果官员个个都是天使，那还要法律干什么？

神木县法院的张继峰法官显然也不是天使。五年前，他凑出了180万元入股当地一家煤矿，且在入股之后收获甚丰。但在连续两年未得红利之后，张法官将煤矿方告上了法庭，他选择了司法救济，他也真的得到了法院一审判决的“救济”。

这个判决掀起了轩然大波。“任何人不能因违法而获利”，这是一条可追溯至古罗马法的原则。在中国人的自然正义观念里，也有它的位置。舆论强烈批评一审法院无视张法官入股的违法性这一前提，因而导致了司法的不公。在滔滔民意之下，高层级政法部门纷纷表态，二审法院顿时陷入了一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

张继峰案差不多可以列入中国特色司法史册。不论是一审，还是二审，都展现出大量司法的潜规则。

客观上来说，一审法院的判决说理，在当代中国的法院裁判文书中还可归入优秀一类。但榆林市纪委和市中级法院联合调查组的最终结论，言称相关人员“把握政策法规不准、审查把关不严”，这其中具体“错”在何处，调查组并未言明——法官在裁判文书中“不说理”长期以来饱受诟病，而当法官成为被处罚对象后，同样要接受“罚你没商量”的无奈。

这宗个案最后导致了16名法院工作人员被追究责任，包括院长、副院长等负有“领导责任”的法院官员——这间接证明了法院内部的行政化；又包括了立案庭的法官——这间接证明了处罚的象征意义。

如果依法应当立案，那么立案庭法官就无错可罚；如果依法不应当立案，审判就失去了基础，二审判决也将因此而失去合法性。以受案、立案和审判来处罚涉及的16位法官，姿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或许正是因为此，最后作出的也不过是“警告”“诫勉谈话”等“罚酒三杯”式处罚。最严厉的，也仅仅是“记过”。

张继峰的一审胜诉成了一封公开的举报信，这不是“道德自觉”式的自首，而是对明规则的公然挑战。

他并非输在“违法入股”，而是输在了“公然”二字。更多“违法入股”的法官、警官或形形色色的公务员，还在继续潜伏。他们仍将持续隐秘地获利。如果他们能够保持内部堡垒的稳定，公众仍将一无所知。

张继峰案之后，一场清查公务员入股煤矿的大行动随即在当地展开。这个行动有否成效，值得忧虑。这很有可能又将成为五年前那次清查的又一个翻版。

如果权力不向权利开放，如果制度依赖不取代道德依赖，公务员违法入股的潜流还会一如既往地在暗中涌动。我们这些看客，将在未来的某一天，看到下一个“张继峰”出现。

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